美国军事介入中东石油战略利益之透析
舒先林
《阿拉伯世界研究》 2007年第5期
摘要：冷战后，美国将中东石油视为其最根本的国家利益之一。经济战略利益则是这种国家利益的基础和体现。为了更有效获取和控制中东石油，美国往往通过战争来推进其石油霸权战略。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美国在大中东地区“牵头”发动四次战争，其实质都是“为石油而战”——以国家利益和“干涉主义”理论为幌子，以武力为后盾独霸中东石油，从而实现其经济战略利益。事实上，美国以军事手段推进的中东石油霸权战略是难以实现的。
关 键 词：中东石油；军事介入；石油霸权；石油利益
作者简介：舒先林，博士，武汉工程大学政法学院教授（湖北武汉430073）。
文章编号：1673－5161（2007）05－0018－08 中图分类号：F371文献标识码：A
确保海外石油供应和掌控国际石油价格是美国在后冷战时代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之一。本质上，美在中东的石油战略是一种霸权战略。在分析美国中东石油战略时发现，经济因素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美国来说，作为其国家利益基础和重要体现的经济利益，在国际石油领域虽可通过勘探开发和投资与贸易的方式来实现，但诉诸政治外交乃至军事手段，有时会更加有效、更为根本而又能隐藏其真实意图。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而战争或军事斗争无非是政治以另外一种方式的延续。［1］171因此，从战争或军事斗争前的政治关系往往可透视到战争背后的经济或战略意图，以此为视角来分析冷战后美国在“大中东”地区发动或组织的四次大规模局部战争(注：这四次战争分别是1991年的海湾战争、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我们也就不难发现其背后所隐藏的“为石油而战”的经济或战略利益。
一、海湾战争：“为石油而战”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入侵并一举占领了科威特，引发了震惊世界的海湾危机，而危机最终又演变为一场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对伊拉克的高科技之战—— 海湾战争。这场战争与其说是美国“解放科威特”的“自由”、“民主”之战，还不如说是“为石油而战”——一场在正义名义下谋求中东石油霸权的战争，是美国中东石油霸权战略遭遇萨达姆地区霸权行为制约而产生冲突的结果。
1.海湾危机：萨达姆“石油”梦之“火山”迸发
1979年萨达姆·侯赛因就任伊拉克总统。第二年，就发动了与伊朗争夺海湾控制权的两伊战争，他希望通过“发动一次赌注巨大的军事进攻”，彻底打败伊朗。［2］ 397－398两伊战争总体上说是两败俱伤，但由于伊朗首先提出停火要求，因此伊拉克往往以胜利者自居。而埃及在两伊战争期间曾回归阿拉伯联盟，并顺应巴解组织和多数阿拉伯国家意愿，利用它同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积极参与中东和平进程；沙特也凭借其境内麦加和麦地那两大圣城，试图通过伊斯兰精神价值这一有利途径，并运用巨额石油美元来实现充当伊斯兰世界领袖的梦想。对此，萨达姆当然不能接受。他曾说：“要么矗立高山之巅，要么陷于深谷之底，但从不是坦坦平川。”［2］350这些话语表达了萨达姆立志成为海湾英雄和石油霸主的强烈欲望与坚定决心。因此，入侵科威特就成为萨达姆实现称雄海湾“高山之巅”梦想的重要步骤之一。
在萨达姆看来，吞并科威特是伊拉克东山再起并夺得海湾石油支配权的“最佳”选择，如果能够将科威特据为己有，伊拉克不仅可以“冲消”因战争而向科威特等国借款造成的大笔“呆帐”，而且可以掌控重新分配中东石油资源的主导权。到那时，“他将成为阿拉伯的英雄；伊拉克将成为头号石油大国；不管愿意不愿意，西方国家不得不向他低头”［3］979。于是，他将“矗立高山之巅”，其梦寐以求的海湾霸权似乎唾手可得。
2.海湾战争：正义名义下的石油霸权战
海湾危机触犯了美国在中东的“根本利益”——石油及其霸主地位。同时也影响到整个西方经济的发展，并威胁到美在中东的经济和政治盟友——沙特和以色列的安全。从根本上说，美国率领多国部队出兵海湾，是为了保护其石油战略利益。
时任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委员的帕特里德·施罗德曾公开表明：“我们在沙特和科威特的主要利益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两个字：石油。石油，石油，还是石油。” ［4］38海湾危机发生时，全世界已探明石油储量超过100亿吨的5个国家(注：它们是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科威特和伊朗。)全部在海湾地区。1989年美国46％的石油依赖进口，其中25％来自海湾地区，海湾石油无疑成为美国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因素。显然，美国内的石油无法满足其庞大 “机器”的消耗，更不能将其“带入21世纪”［2］348－349。能够把美国带入21世纪的只能是海外石油，特别是占世界储量一半以上并将成为世界最后供应中心的中东石油。但这一“至关重要”的美国“国家利益”又面临着萨达姆地区霸权的巨大威胁：假如科威特真的像萨达姆所说的那样成为伊拉克的一个省，那么伊拉克就将控制世界石油总储量的20％以上，手中掌握大量石油美元的萨达姆势必吞并“仇敌”阿联酋(注：两伊战争结束后，萨达姆寄希望于大幅度提高油价来摆脱国内困境。但由于阿联酋伙同科威特超额生产造成油价过低，致使伊拉克石油出口遭受巨大损失。因此，萨达姆对其怀恨在心。)，而后者与伊、科并无边界，若能占领了世界头号石油大国沙特，这将意味着他将控制世界探明石油储量的55％。因此，萨达姆的地区霸权之梦对美国“根本利益”将构成长期威胁。
如果说，20世纪九十年代以前，美国在追逐中东石油霸权过程中，一直主要依靠诸多经济、政治和外交手段而苦于其强大军事实力没有用武之地的话，那么，海湾危机则为美国以军事手段武力干涉中东和谋求石油利益提供了一个“天赐”良机。
在海湾危机持续的5个多月期间，美国一方面积极推动国际社会对伊拉克实现外交孤立、政治打击和经济制裁，另一方面又大规模地迅速向海湾派遣军事力量，并打着联合国的旗号组织多国部队，使海湾危机国际化，为其军事介入做准备。应该说，美率领多国部队进行军事干涉，是在联合国授权下进行的战争，名义上的合法性不容质疑。但不能简单地认为，由于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战争是非正义战争，干预伊拉克侵略行为的海湾战争就必然是正义战争。海湾战争的实质不过是以一场非正义战争代替另一场非正义战争、以全球霸权取代地区霸权而已。即使按照美国人自己所谓正义战争的一个衡量标准——使用暴力必须是在所有和平手段的尝试均告失败时的最后手段——海湾战争也不是正义战争。
从一定意义上说，海湾危机甚至海湾战争，都是美国为控制和影响中东石油自己“创造”出来的 “良机”。美既刻意“制造”(注：美国完全可以阻止萨达姆入侵科威特，但它却听任并放纵海湾危机发生。参见萨林杰尔：《美国为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开了绿灯》，载《编译参考》1991年第6期，第35～41页。)了这个机遇，又害怕此机会“稍纵即逝”。1990年11月29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授权对伊拉克使用武力的决议，并给萨达姆发出最后通牒——1991年1月15日前撤出科威特。这意味着“布什既可以挥舞战剑，也可以摇动橄榄枝了。”［5］172 在海湾战争结束后的1996年1月，老布什在一次电视讲话时不打自招地说：“我曾担心他会在最后一分钟完全从那里撤走。我们曾经给予和平一个机会。顺便提一下，我们曾努力使他那样做。但是现在当你回顾这件事时，那本来会是最糟糕不过的情况。”［6］487如果是真想“解放科威特”，那么，伊拉克迫于压力撤走军队，既可以恢复科威特主权，又可以避免战争，何来“糟糕”之虞？这只能说明与石油垄断资本有千丝万缕联系的美国统治集团不愿放弃军事介入海湾石油的机会。这一点可从2003年美国编造情报谎言而绕开联合国、发动彻底推翻萨达姆政权的伊拉克战争中得到进一步证明。
二、科索沃和阿富汗战争：为争夺油气战略通道而战
在20～21世纪之交，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先是以避免“人道主义危机”为由发动了科索沃战争，接着又在“反恐”大旗之下，打响了阿富汗战争。这两场战争尽管有着不同理由和导火线，但却有着一个共同的战略目标——武力推进油气地缘政治扩张、抢占石油战略通道以实施美国新的“大中东”石油霸权战略。
1.油气地缘经济视野中的科索沃和阿富汗
如果把里海和中亚油气资源向东与俄罗斯油气地带连接，向西与“石油中东”连接，那么，在全球范围内则可看到这样一条弧状的油气地缘政治新版图：从北非的马格里布到波斯湾，从波斯湾到环里海地区，从环里海地区到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油气资源富集地带。这个巨大地带蕴藏着65％的世界石油储量和73%的天然气储量。［7］34因此，这个地缘和能源重叠的亚非地带，已成为新世纪世界油气的主要供应来源地，将是世界的“石油供应心脏地带”，成为全球能源战略的激烈争夺区域。
在新旧千年之交，美国之所以要对科索沃和阿富汗这两个“贫油区”大打出手，进行高度的军事干涉，并不是真正为了人道主义和反恐，而是鉴于这两个地区在新的世界油气连接版图中具有无可替代的地缘经济战略地位：它们是连接与沟通“石油供应心脏地带”和美欧石油消费地带、通向里海－中亚石油“心脏地带”的新的油气战略通道和枢纽。
世界油气资源供给与需求的不一致性和非均衡性，必然会在供与求、产与销之间产生联系，从而形成油气地区连接。在全球范围内，油气地区连接主要是从“石油供应心脏地带”到需求地带的流通与对接。谁控制了石油连接通道，谁就可以控制石油资源。因此，美国、俄罗斯、伊朗等大国基于各自的政治和经济利益，都提出了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石油连接通道构想和战略重点。这些举措与该地区复杂的国际和地区矛盾、民族和宗教纠纷等问题纠缠在一起，将使里海的输油管线问题“形成新的国际关系体系”［8］236。里海沿岸的俄罗斯、伊朗和缺乏出海口的中亚5国都想争取经过自己国土或对自己有利的石油管线，美国、西欧也强力介入以确保自身石油利益的最大化。于是就形成了里海油气资源地区连接中多条线路并存、竞争和冲突的格局。［9］15－21这些线路主要分为西向、南向和东向三大方向，有的已经着手建设，有的正在规划之中。
在里海－中亚油气向能源需求地带的连接通道中，中国、伊朗、阿富汗和土耳其等国家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中国和土耳其在东西向油气连接中的枢纽地位自不必多言。单从伊朗来说，就牵涉到大国利益关系和油气战略博弈等复杂问题。目前，从海湾和中亚出发到达印度次大陆的多条线路的走向都与伊朗和阿富汗有关。但因与伊朗不和，美国一直对伊实施经济制裁，使得过去“里海之争”的西向和南向油管建设方案舍近求远，都绕开了伊朗；近年来，随着伊朗核问题的升级，美伊关系更加紧张，美因此更不愿使中亚到印度洋之间的南向油气连接通道经过伊朗。但从油气地缘经济角度看，通过伊朗或阿富汗把中亚能源输送到波斯湾的出口，是中亚油气输出成本最低的路线。由此可见，在美国没有“解决伊朗问题”之前，阿富汗的油气连接战略枢纽地位是何等重要。同时，在西向油气连接中，科索沃也具有同阿富汗和伊朗类似的重要地位。因此，科索沃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与美国中亚油气连接通道战略就“内在”地联系在一起了，其中所包含的浓厚“石油色彩”以及美国构建“大中东”石油霸权战略意图的轮廓则依稀可见。
2.科索沃战争和阿富汗战争背后的石油战略意图
科索沃虽然没有石油，但却直接关系到西方国家石油利益的充分实现以及美国中亚石油霸权地位的巩固问题。科索沃战争爆发前，美就担心其主导的里海石油“西向线路”通向欧洲市场的方案受到科索沃局势的干扰。美国支持的西向线路之一是从保加利亚黑海的布尔加斯港，经过马其顿直抵阿尔巴尼亚亚得里亚海的法罗拉港口，这一线路在马其顿附近距科索沃只有20公里。由于西方国家“在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投下了巨大的经济赌注”［10］，科索沃危机势必影响美国跨国石油公司的投资安全与收益，且对美通过“西向线路”输油管道构筑中亚石油霸权的企图也构成严重威胁。在此情况下，科索沃战争就在“干涉人道主义危机”的“漂亮”口号下发生了。此外，美国动员北约国家借发动科索沃战争而控制西向石油战略通道，从而将俄罗斯势力挤出巴尔干地区，并可由此向东扼制俄罗斯以阻止其从黑海进入地中海的咽喉要道，进而保护美在里海地区的石油利益。向南还可加强北约南翼，控制海湾、北非等产油国局势，以确保“大中东”通道安全。
阿富汗战争其实是美国蓄谋已久的一场战争。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不仅使美国有了进一步推行其扩张计划的理由，还使美国的能源战略向前跨进了一大步。阿富汗所在的中亚处于欧亚大陆的连接地带，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过去，它的重要性仅限于地理枢纽地位，今天它更成为地缘与能源双位一体的战略通道。阿富汗与里海相隔得不远不近，既可使美国接近里海又不至于使里海沿岸各国感到较大的压力。控制了阿富汗，就可居高临下地控制波斯湾和里海两个世界石油富集区，构建美国主导的“南向线路”石油管道，并切断俄罗斯南下通道，对中国西部构成压力、影响经过中国“东向线路”（包括“中哈”石油管道）的实施。正是由于阿富汗在未来开发里海与中亚地区石油与地缘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曾试图以此为基地南下，打通进入印度洋的陆上通道，进而钳制海湾产油区、迂回包围欧洲。
虽然遏制恐怖主义的威胁是美国出兵阿富汗的直接原因或导火线，但阿富汗战争的真正原因不仅仅是“9·11”事件。只不过，“反恐战争”为美国伺机进入阿富汗以控制中亚石油连接通道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阿富汗本土已探明的油气资源虽然十分有限，但其油气连接的战略通道地位却为美国所看好。在争夺中亚石油的过程中，美国既与伊朗交恶，又不希望俄罗斯在里海石油连接中处于控制地位，一直试图说服中亚各国新建绕开伊朗与俄罗斯的中间路线。而中亚－里海石油经过阿富汗、巴基斯坦出海的石油通道正好可满足美国这一需求。1996年塔利班控制阿富汗不久，就有石油业内人士发现，争取开通“南向线路”石油管道是巴基斯坦支持塔利班和美国默认塔利班统治的一个重要原因。［11］278在克林顿执政时期的1997年，美国加利福尼亚联合石油公司副总裁马蒂·米勒同塔利班就这条线的石油管道问题举行了谈判。但由于阿富汗内战不断和塔利班的反西方态度，使美国一直未能如愿以偿。［12］169 “9·11”事件前，美国能源机构的一份报告指出，阿富汗的战略重要性在于其作为中亚到阿拉伯海出海口的潜在石油中转站地位，它是新世纪的“丝绸之路” ——中亚地区石油出口的重要通道。由于塔利班并不听命于美国，因此，美为了在中亚限制伊朗、俄罗斯和中国的石油战略，迫切需要在阿富汗扶植一个亲美的政权，这个目的随阿富汗战后卡尔扎伊政府的上台而初步实现。
三、伊拉克战争：为稳固石油霸权而战
美国在新世纪发动的第二次战争，是作为海湾战争延续的伊拉克战争。不管美国发动这场战争的理由是什么，也不论人们对其真正意图如何认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场非正义战争背后隐藏着多层次的石油战略企图。
1.伊拉克战争与美国的石油经济利益
伊拉克战争背后的美国石油利益是多层次的：既有石油经济利益，又有石油战略利益。［13］82－85如果说，海湾战争是为石油而战，而伊拉克战争则是完成海湾战争的“未竟事业”，是美国强权政治再次以暴力方式在石油经济领域的延续。美国政界的许多高官与石油财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前总统老布什是美历史上第一个登上总统宝座的石油资本家；小布什总统本人在当选德克萨斯州州长前就是石油老板，与其父一样，也十分重视能源特别是中东能源问题；副总统切尼曾是哈利伯顿石油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曾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并在小布什第二任期出任国务卿的赖斯，曾是雪佛龙公司的董事。因此，美国再次军事打击伊拉克，无不渗透着排挤法、俄等国的石油公司以确保战后美石油公司在伊获取高额或垄断性石油收益的利益因素。
在推进中东石油霸权的过程中，美国曾建立起包括“石油美元体制”在内的一整套石油经济机制化霸权。［14］85－89美发动对伊战争，就包含着保护石油美元体制的深层目的：打垮其他强势货币，稳固美石油金融垄断地位。长期以来，美凭借军事和政治方面的压倒优势，强迫其他国家在进行石油交易时只能使用美元，而不得用其他货币支付。但海湾战争后，伊拉克宣称在出口石油时不收美元只收欧元。后来伊朗、朝鲜也效仿这种做法。长期以来对美国必恭必敬的日本，不仅大幅度增加了对欧洲的直接投资，还在进口中东石油时也试图以日元结算，此种情况发展下去势必会危及美元的垄断地位。因此，美国不惜违背国际法和全球反战舆论，重新集结重兵对伊拉克大打出手，企图以强权政治重新定义美元以及美金融体系的统治地位，维护美元的强势货币地位，并通过彻底控制世界石油储量最大的沙特和伊拉克等国的石油剩余生产力来操纵世界石油价格，以及通过彻底控制日本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来诱导更多的资金流向美国，从而保持美国经济的繁荣。
2.伊拉克战争与美国的石油战略利益
在美苏争霸世界的冷战时期，西欧和日本在安全上不得不依靠美国的核保护伞，对美国唯马首是瞻。冷战结束后，随着欧盟的成长壮大和日本谋求政治大国意识的增强，美国感到欧、日越来越不“听话”，特别是欧元的流通以及欧盟在外交上“用一个声音说话”，势必对美国的霸主地位构成挑战。在美国为启动 “倒萨”之战的长达半年的外交努力中，欧盟核心国家——法、德等设法阻止美对伊动武；日本曾为海湾战争支付过不小的战争费用，但对美伊之战却除了明确表示不为战争付费之外，还在美伊开战初期拒绝了美国驱逐驻日伊拉克外交官的要求。萨达姆倒台后，为了自身的石油利益，一向见风使舵的日本还是无视国内民众和东亚舆论的反对，派遣自卫队去帮助美国收拾伊拉克“残局”。
对美国而言，控制了大中东，就控制了石油；控制了石油，也就控制了世界。
众所周知，日欧都是贫油区，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度极高。而在所有遏制欧、日的战略手段中，石油似乎成了美国手中的一把“利器”。美不惜在海湾打一场新的战争，就是要控制石油储量丰富的中东地区，进而主导国际石油价格，从心理和政治上威胁欧盟和日本等潜在竞争对手，必要时“卡断”油管，“钳制”对手的经济发展，使其不敢对美国“说不”。此外，美现在仍将中国视为潜在战略对手，发动伊拉克战争，或许也有向中国施压并在必要时控制中国石油需求的潜在意图。
作为一种商品，石油价格主要受供求关系等市场因素的影响。但由于石油不是一种普通商品，而是一种重要的原材料和战略物资，其价格又往往受政治乃至军事因素的制约。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战略意图之一就是为了瓦解OPEC的统一部署，进一步削弱其对世界石油价格的控制，并以此打消其他产油国（如俄罗斯等）对石油价格的影响。如果美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或影响世界石油价格，那它就能保持对欧盟、日本、俄罗斯、中国等国家经济体的有效“钳制”，进而使世界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
四、美国武力推进中东石油战略的理论依据
对美国而言，“石油的颜色是红的，就如同在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本世纪许多其他冲突中死去的千百万人的鲜血一样殷红。引发战争和进行战争的核心原因就是为了获取石油。” ［15］80尽管美国政府不愿公开承认这一点，但却通过各种手段，包括发动战争，对中东局势进行干涉。而这种武力干涉往往是在似是而非的理论或冠冕堂皇的借口下完成的。
1.美国的国家利益理论
美国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在1934年出版的《国家利益理念》中认为，美国家利益的核心是经济利益，而非安全利益。到了20世纪五十年代初，“国家利益”在冷战背景的影响下，几乎等同于“国家安全利益”［16］9－13。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则在冷战后试图“重新界定国家利益”，主张必须用美国空前强大的实力找到“更好的办法”，以形成包括“全球利益”的“广泛且有远见的国家利益”；在全球信息时代，“成功的对外政策必须同时具有软硬两种实力”［17］147－183。
1992年，由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尼克松和平与自由研究中心和兰德公司等机构组成的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负责研究冷战后国际背景下的美国国家利益。1996年该委员会发表了一份《美国国家利益》的研究报告，在系统提出美国国家利益的10个基本概念的基础上，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四个层次（根本利益、极端重要利益、重要利益和次要利益）进行了概念界定和分类。［18］253－256 2000年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的《美国国家利益》研究报告把美国生死攸关的国家利益概括为五个方面：（1）防止美国本土或其驻外部队受到核武器与生化武器的袭击和打击；（2）确保美国同盟国的生存，以及美国和同盟国的积极合作，以共同塑造对彼此有利的国际机制和“游戏规则”；（3）防止周边出现敌对国家或政权解体等类型的失败国家；（4）确保贸易、金融市场、能源供给和环境等重要国际系统的稳定性；（5）在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情况下，与中国、俄罗斯这两个潜在的战略敌对力量国家发展建设性关系。
冷战后，美国对其中东政策作了重大调整，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将石油利益置于其核心利益或根本利益地位。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美国在大中东地区发动的四次战争，均是在所谓国家利益指导下为实现“一己私利”的石油之战。
2.美国的“干涉主义”理论
要发动战争，除有理论依据外，还必须有行动上的合法性。在当代，关于战争正义与否的问题，国际法准则有明确规定。联合国宪章严格规定了合法使用武力的两种情况：一是按照宪章第51条，国家拥有反对别国武装进攻的自卫权利；二是在根据宪章第39条和42条并由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履行集体安全职责。因此，为了使不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干涉具有正当性，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理论家制造了种种干涉理由，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干涉例外论”与“正义战争论”。
1977年美国学者迈克尔·沃尔泽出版了《正义与非正义战争：历史事例的道德论证》。该书提出了几种可以进行战争的例外情况(注：这四种例外情况是：先发制人的干涉，必须平衡在先的干涉，当必须拯救受到屠杀威胁之人时的干涉，对那些清楚地表明想要独立于某个国家的群体的分离行为进行帮助的干涉。)，以说明干涉的合理性。他在书中阐述的“例外”，既包括了现实主义理由（如可发动先发制人打击），也包括了自由主义理由（如应该帮助解决人权与民族自决问题）。这种“正义战争”的概念流传至今，并在西方已演化成了几个原则：有正义的理由；必须由合法权威决定使用暴力；使用暴力必须是在所有和平手段的尝试均告失败时的最后手段；战争所实现的善举必须大于战争可能造成的损失；战争至少必须有成功的可能；战争的方法必须使对非战斗人员的伤害降到最低限度。［19］23 这种“正义战争”概念已超越国家主权范围，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以“人权高于主权”等借口推行“新干涉主义”的理论渊源之一。正是在这种“正义战争”观念的指导下，为了推进和稳固其中东石油霸权，美国自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则在大中东地区发动了四次战争。
五、结语
一些西方学者往往把美国在中东的石油之战的原因归结为石油本身的稀缺性：“当石油短缺时，就爆发战争，寻求石油就成了战争的目的。”［15］82但并不是所有需要从海外寻求石油的国家都会或必须通过武力才能获得石油，对于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来说，则以和平的方式获取国家发展所需要的各种资源的。只有那些追求地区乃至全球霸权的国家才多诉诸武力来确保对石油等战略资源的控制和垄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