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五, 9月 28, 2007

悼紫阳(二)

作者:芦笛


我对那位访问学者说那番话时,还是89学运乍起之机,学爷们还在“哭庙”,哀悼被他们闹下来的胡耀邦。正如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我虽然“不 惮从最坏的角度想像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那惊天动地的愚蠢”,那想象力还是太贫乏了。人民岂止是不知与党内自由派配合的问题,简直就是专门和那些人过不 去,必欲把人家搞下来,这才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的那样:“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

89学运至今被老外和许多国人盛赞为什么不得了、了不得的“民主运动”,其实任何一个脑袋没有被万吨水压机压扁、被高速气锤打晕的正常 人都该看出,那完全是一场反改革示威,完全是针对改革造成的副反应诸如通货膨胀、腐败全面出现等等宣泄怨气,从社会意义上来看完全是反动的。

运动一开始,斗争矛头便对准了党内改革派特别是其领袖邓小平和赵紫阳。我那阵在国外看到学生痛砸“小瓶”的消息,气得把再教育中学会的脏话统统骂了出来尚不能解恨于万一。

但凡没让脑膜炎(亦即毛共党文化)毁了大脑的同志都该明白,改革之所以能在神州大地上全面铺开,根本就不是什么“人民斗争”而是“明主恩赐”的结果。改革根本不是什么“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更非什么“历史潮流”,完全是老邓逆党心民心一意孤行,基本是他的个人作品。

老芦从社会底层爬上来,和工厂的穷哥们一直保持着血肉联系,也认识几个老干部,深知改革是怎样触怒了从工人阶级直到党官僚等大多数社会成 员,说是“天怒人怨”也毫不过分。从中央到地方,老邓和他的部下一直是以寡敌众,当初为对付四人帮和文革新贵和那夥“老而不死是为贼”结下的权益婚姻早已 破裂。所有党国元老中,主张改革的也就只有老邓一个孤家寡人,日日面对陈云、李先念、薄一波、“小超”等人的威胁。因为老邓捏住了实权特别是军权,那些人 无法发动宫廷政变,但人家可是深通“亲君侧”的传统把戏,首当其冲的就是邓的大将赵紫阳。

自出国后,我一直在阅读海外各种反共杂志,发现香港出的《争鸣》特别有参考价值。该杂志的记者们大概认识某些高干子女,披露出来的共党 内幕常常是惊人的准确。早在1988年,该杂志就一直在泄露赵紫阳地位不稳的消息,如今学运势必把这位总书记推到是非第一线,强敌环伺之中,稍有不慎,立 刻就是粉身碎骨。

最可笑的是学运居然把他和他之后的老邓当成了打击对象,把邓朴方的光华公司和赵公子大军“倒彩电”当成了“钢鞭材料”。这种闹剧都有本 事闹出来,只证明我对中国人民的观察是何等入木三分:对相当数量的中国人来说,咱们喜欢的其实是“廉洁的铁腕”,绝不能是“腐败的宽松”。闹事的学爷和后 面可能有的“长胡子的黑手”怎么就蠢到连这昭如日月的事实都看不出来:您要真把这俩人打倒了,改革不也就寿终正寝了么?请问中央除了这几个人,还有谁是改 革派?遮莫您指望陈云同志去开办经济特区,抑或把整个中央掀到一边去,由方励之出任太上皇,吾尔开希任总书记,柴玲任总理?

当此之时,如果老赵以自家权位而不是国事为重,最聪明的策略就是实行伟大领袖的教唆:“因势利导”,指出学运的反改革实质,将这烂账算到 保守派头上去,把它说成是保守派的阴谋诡计,以捍卫革命事业、维护党的权威的高姿态出现,抢得先手,争作“平暴”先锋,在镇压了学运后,将清洗延续到党内 去,趁机除去那些死硬派。如此则不但可以转危为安,而且能进一步从组织上保证改革的持续发展。

如果老赵采此策,则绝对只会有胜无败。楼下有网友引用外国观察家的P话来驳我,意思好像是无论是否有学运,老赵都得下台。这种P话,也 只有对我党毫无认识的同志才说得出来。其实稍知我党的同志都该知道,“政绩”从来就不是主导干部升迁的标准。88-89年中国确实出现经济过热,so what?能跟93年老邓南巡讲话发表后引起的经济过热相提并论么?请问那次又有谁引咎下台了?锦涛同志现任党国一把手,请问有谁又说得出他小人家到底有 什么了不起的政绩?

谁都知道,在我党,选拔干部的第一条标准从来不是什么才干或实际政绩,而是“忠诚”。老赵成了保守派的眼中钉,并不是他的改革措施导致 经济过热,而是因为在那些人看来,他背叛了共产党的基本原则,疯狂走资。但只要老邓铁了心支持他,那些人其实并不能把他搞下来,这道理前面已经说过了:老 邓捏着实权特别是军权,而我党从来是靠拳头统治的。

然而紫阳并没走这条既安全又明智、而且能确保改革大业不被孺子加胡子们颠覆的道路。相反,他在我党历史上首次提出,应该以和平手段,通过法制渠道去求得学运的合理解决。

就是这一主张铸就了紫阳的厄运,同时也使他成了我党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伟大领袖。

如我在旧作中反复指出的,我党实行的乃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反动、最野蛮、最血腥的政治制度。我党“理论”的最荒谬之处,恰与如今海外伪 民运的政治立场一般,乃是“朕即人民”的等式。根据这一等式,党的领袖代表全党,而党代表人民,因此,只要任何人胆敢和党有异议,立刻便失去“人民一分 子”的资格,亦即自动失去公民权。处理的方法只有一个,便是无情镇压,无论怎么残暴都是应该的。

由此,我党发展出了“屠民有理论”和“屠民治国论”,那主张就是,为了大多数人民的安居乐业,必须杀掉一部分人民,只要实现了“安定团 结”这个至高无上的目的,则屠杀人民就绝对是justifiable的。本坛网友随便先生就是该“理论”的最热心拥护提倡者,他不但以911那种非常事件 来“证明”“为了大多数人的幸福必须杀掉一部分人民”,甚至还苦心孤诣地发展出所谓“狼羊论”,诬蔑我党是为了满足私欲而滥吃百姓的凶残豺狼!

这种谬论之所以长盛不衰,甚至在相当数量的国人中得到默认,似乎只说明了痞子党对人民智力的败坏已经到了何等令人发指的地步,而中国社会又倒退了有多远。

哪怕是传统社会(亦即文盲们通常说的“封建社会”)的君王们,也从不曾在梦中想出过这种无耻的屠民理论来。漫说历史上从未听说过君王悍然镇 压和平请愿者们的烂事,哪怕就是武装暴乱,朝廷还常常分为“剿”、“抚”两派,前者主张军事镇压,后者主张和平解决。历史上有大量的造反痞子被招安做了大 官的例子,其中最有名者当数黄巢大将朱温,他在投降后改名“朱全忠”,最后做到后梁的开国君主。

然而在我党统治下,别说是武装暴乱,就连和平请愿、示威,无论如何确有原因,也一律被当成旨在推翻政权的暴乱,解决的方式永远只有一条:残暴镇压,其后的“逻辑”非常简单:“我是人民,你反对我,你就是反人民,对人民的敌人就只能坚决镇压。”

任何一个文明人都该看出这种“理论”的荒谬:所谓“人民”,从来是由各种利益各不相同、甚至互相冲突的阶级、阶层、集团等组成的乌合之众。 “人民”竟然可以变成某种纯净的、均一的(homogeneous)实体,其利益可以由某个政党全面彻底地代表之,这种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智力笑话,也只 有我党才有本事发明出来,也只有毛共的嫡派传人伪民运人士及其同情者至今还在网上乐此不疲地贩卖。

因此,哪怕是在西方民主国家,政府也必然会因某些政策伤害了一部分选民的利益而与之发生冲突。只要是执政党,与人民发生冲突就是免不了 的。正确的应对措施,是将这种冲突法制化,纳入法律的轨道,使得人民的怨气有正常的宣泄渠道,其合理诉求能得到及时解决。就是通过这种合法的信息反馈,政 府才能相应调整政策,使之能轮流照顾各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利益。这才是真正的长治久安之道,也就是西方民主国家如此稳定,达几百年而不动摇的根本原因所 在。

可惜我党那个“朕即人民”的反动公式,却从根本上否定了政府和人民之间存在着冲突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把所有反对政府某些政策的言行统统当成叛国罪加以镇压,于是便从根本上封杀了决策的反馈渠道,杜绝了政府自我完善的可能。

这结果,是由我党打就了一把威力无穷的巨锁,把人民和政府永远锁死在潜在的敌对关系之中,从根本上取消了政府和人民良性互动的可能。它当然 营造了“安定团结”,可惜那不过是高压锅制造出来的假象,因为没有“溢洪道”,被蓄住的洪水便只能逐渐在坝后升高,等待着日后破堤而出。

换言之,我党给人民的“选择”,便是“要么作百依百顺的奴才,要么作揭竿而起的响马”的“两分法”。历史上还从未见到过这种自绝于人民的蠢事,然而它却竟然成了我党执政半世纪的国策!

紫阳同志的伟大,就在于他在中共领袖中第一个看出了这种祸国理论与实践的荒谬,想突破陈腐的党教条,另创新路,尝试以西方方式去解决官民冲 突。不幸的是,他对中国国情的认识远没有老芦的深刻,看不到这举动太超前,远远超出了国民特别是所谓知识分子的认识水平。在当时的国情下根本就没有什么 “朝野良性互动”的可能,做这种尝试,绝对只会步大多数超越时代的先知先觉的后尘,不但闹个里外不是人,还要摔得粉身碎骨。

正如我在《重释“民主恩赐”论》、《不是英雄是恶人》、《争作布衣“帝王师”》等旧作中反复指出的,毛共党文化对全民智力的败坏是全面 彻底的,不但党国官员、就连百姓特别是愚蠢绝伦的所谓“知识分子”,也从来没有“双赢”、“忠诚的反对派”等起码观念。政府对人民采用“非敌即我”的两分 法,人民对政府同样也采用这种划线方式,其态度永远是在“奴才”和“响马”两极中振荡,绝对不会有什么慎重有节的建设性态度。党群关系早让那把锈锁锁死了 四十年,老赵既没有孙大圣的“解锁法”,又如何能解开它?

事态的实际发展就是如此。根据西方学者的专著,紫阳从北韩回来后,了解到学运的实际情况,当即去找老邓汇报,提出根据法制原则和平化解 学运的主张,老邓让他说服了,同意他去试试看。于是他便通过部下阎明复等人去向学领们作工作,同意建立政府与学生的对话渠道,争取圆满解决他们的合理诉 求,请学生顾全大局,撤回学校。

任何一个在“新”中国长大的人都该知道,建“国”以来,我党还从未做过这种骇人听闻的重大让步。如果学领们知道好歹,见好就收,同意阎 明复的要求,迅速撤回学校,将朝野对话就此变成常设制度,由此摸索出一条在专制国家实行朝野良性互动的新路,那就是对和平改造中国立下了不世奇功,将为后 世子孙代代歌颂。

这是从宏观角度来看。从微观上来说,如果学生应命回校,学运于此消解,则紫阳也就为我党解决学运问题立了大功,以实践证明了他的正确, 在党内的地位顿时便能得到极大加强。他可以趁机顺利抢占道义制高点,居高临下地回击保守派,以学运得到和平解决的事实,指责那些主张镇压的死硬派是谎报军 情,危言耸听,欺骗中央,企图玷污我党爱民如子的清白名声,甚至可以藉此把陈希同辈清洗出去。

可惜,任凭阎明负如何说得唇敝舌焦,几乎如老芦86年一般,到了声泪俱下的地步,学爷们的铁石心肠却绝对不会软化。柴玲女士在她的历史证言里,把“吾尔开希被阎明复的慈父形像感动”当成“投降派”的罪证,就最生动不过地说明了主导支配当红学领的究竟是什么“民主思想”。

紫阳的致命失误,是他没有认识到,投身学运的那些青年和其背后可能有的胡子黑手,是在晚期毛共党文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晚期毛共党文化的 最大特点,就是所谓“革命的坚定性”。它不但不能容忍政治立场的不同,就连同一阵营中的策略歧异都不容许存在。说穿了,他们的“革命运动”就是愚昧到令人 不敢相信的“骨气大赛”,谁的嘴最硬、最不知妥协、最耻于“食共粟”。谁就能击败竞争对手,如柴女士一般脱颖而出,跃升为领袖。这就是柴女士要反复在那历 史性证言中谴责“学生特务”、“投降派”、“野心家”的原因。

可笑的是,如今这“骨气大赛”已经搬到海外论坛上来,开展得无比轰轰烈烈了。过去茉莉女士在此坛多次卖弄她“耻食共粟”的“革命硬骨头 精神”且不说,新近还有草虾先生因东海一枭革命立场不够坚定,大义凛然地痛斥之。最有趣的是,“老鸟”还连赞对方骂得好,因为“老鸟”之所以能在网上扬名 立万,靠的就全是卖弄这“骨气”,您让他怎么能扔下这安身立命的“生命线”、“幸福线”呢?自然只有牙齿打落了往肚里吞也。

所谓“民主”到了中国,竟然会沦为宋明理学一类天下最没有容忍度的滥货,谁说咱中国人没有创造力呢?

就是这“道学民主”,决定了学运必然成为颠覆紫阳、进而全面挫败改革大业,倒拨中国时钟的反动运动。紫阳是倒在保守派与“民主造反派”的交叉火力之下的,正如倒在长街上的那些无辜民众一样。直接凶手当然是兽党兽军,但学领们绝对是客观上的帮凶。 【未完待续】

悼紫阳(一)

作者:芦笛


昨天在坛子里看见,紫阳同志大概不是死了便是病危。无论此讯真假,作为政治家的紫阳其实早在16年前就寿终正寝了。所以,尚未盖棺就来悼念,想来也不至于失之过早吧。

从个人荣华富贵的角度看来,紫阳在16年前干的那档子事,真可谓“一失足成千古恨”。如果他不毅然站出来反对武力镇压市民学生,早就作了 “转正天子”了。如今太上皇们死绝死光,当然他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气焰薰天、炙手可热的“神州牧”。以他的资历、才干和在改革开放中作出的无与伦比的贡 献,只怕要变成继毛、邓之后的“第三个里程碑”。如今病危,定然要牵动亿万颗焦急的心,一旦病逝,还要备极哀荣,全国人民如丧考妣,哭声震天,痛悼“伟大 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死后更入享太庙,世世代代让子民跪拜……又岂会如现在般冷冷清清,还要有人出来冷言冷语,说是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正是放胆卸磨杀驴的 好时机,使用价值耗尽的老驴早断气一刻,新贵们也才能早一刻放下悬在腔子里的那颗心!

然而就是这一“失足”,使得紫阳和其他中共领袖划然而别,成了中共领袖中“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的第一人,终将以中共第一位爱民领袖的名义进入青史。

“赵紫阳”的名字,我早在文革前就知道了。那时他是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我是《羊城晚报》的热心读者,经常在第一版上看见他的名字。60年代 万象肃杀,全国报纸统是一个模式印出来的,唯一功能便是包咸菜。但《羊城晚报》极富知识性、趣味性与娱乐性,在当时那种“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 稀”的情势下一枝独秀,读之令人耳目一新。现在回想起来,这应该说是紫阳“天生反骨”,早就流露出“自由化倾向”的迹象吧(“自由化”在中国居然会成了 high treason一类的大罪,当真是我党造出来的人间奇迹)。

再次听说此人,是老邓在文革后期复出,大搞“整顿”之时。当时紫阳持着老邓发的尚方宝剑,简派四川,大刀阔斧地实行全面整顿,短期内就使濒于崩溃的经济迅速回升。“要吃粮,找紫阳”的民谣就是那时流行鹄吹摹?

及至四人帮倒台,老邓第三次复出,紫阳和耀邦便成了他的左膀右臂,在与顽固派的权力斗争中为老邓冲锋陷阵,先是把“新四人帮”汪、陈、吴等 人驱逐出局,后又迫英明领袖华主席辞职,耀邦成了党主席(后改任总书记),紫阳成了总理,迎来了“解放”以来中国政治局面最开明、最有希望的时代。

就在紫阳进入中央书记处时,报上登出了他的履历。我一看大为吃惊:原来老赵在那老人党里竟然如此年轻!算来他当广东第一书记时也不过四 十多岁,大约是当时最年轻的封疆大吏。其时泽民还在作小员司,敬爱的锦涛同志就更不必说了。和后两位无产阶级马屁家不同,紫阳似乎是靠自己的才干上去的, 他无论是抚粤还是治川,乃至后来入阁当揆,都政绩斐然,颇有口碑。

正如我在批判八九学运的旧作中反复指出的那样,胡、赵当家的80年代,是中共执政以后最宽松、最光明、最有希望的黄金时代,改革开放的 一系列基本政策就是在那时出台和酝酿成熟的(例如后来的股份制就是如此)。没有当年那些大刀阔斧的改革举措,也就决不会有如今的经济奇迹,那么今日中国也 就只会是困在陈云笼子里的那只半死不活的呆鸟。就连把紫阳打下去的老邓都不能不在南巡讲话中亲口承认,如果没有那些年的工作,后来中国经济也就决不会上那 个大台阶。

可惜因为社会转型不但引起经济阵痛,更导致意识形态混乱,由此引发了莫名其妙的学潮。八九学潮初起,我的心情就无比沉重,预言了紫阳的没落。记得当时我对某访问学者说:

“中国的最大问题是人民不识抬举,只配让老毛收拾。三天没人打就浑身不自在。上次学潮把胡耀邦闹下来还不知悔改,这次还要把老赵也搞下来才舒服!真TMD生贱了!”

我更进一步预言道:

“在中国搞和平演变,看来没有什么希望。最大的难题是人民不配合。如果自由派上去,放松对人民的控制,人民就要起来闹事,在客观上配合保守派把自由派打下去,实行铁腕统治,于是天下从此太平。”

这话其实早就说过了。在回忆录《黑崽子》中,我记录了1986年学潮中我的个人经历:

“接着一场政治风暴就爆发了,几乎使我出国的努力前功尽弃。 1986年秋,安徽省某大学的一些学生为选举学生代表和校方 发生争执,学生们诉诸该校校长方励之。方煽动学生起来闹事, 告诉他们民主不能靠上面恩赐,只能通过斗争赢得。学生们响应 了他的号召,起来‘斗争’,并将方的号召通过信件传播到全国 各地大学去。我校学生应声而起,上街闹事,向当局‘争取民主’。 尽管他们对民主一无所知,但他们全都知道那是某种奇特的法宝, 能使他们所有的个人问题于瞬间内消解于无形。

对这无理取闹,我至为恼怒。看来上帝铁了心要惩罚我们,因此 每逢事情有了点转机,他就要送下个孙中山来毁了一切。邓的改 革面临着强大的阻力,风险极大。当初全靠老干部的支持,他才 得以重返权力中枢。但老干部多是死硬的毛主义者,他们支持老 邓上台,不是想让他改造中国,而是指望他照管他们的利益。但 邓在文革中自己和家人的遭遇,使他从忠实的毛信徒变成了愿意 突破僵死毛教条的改革家。他精明地赎买了许多老干部,让他们 体面地退了下来。尽管许多死硬派拒不下台,他还是设法把胡耀 邦和赵紫阳扶了上去。随着这两位比较年轻的改革家进入权力中 枢,改革事业便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组织保障。看来只要再过 20多年,老一代死硬派统统死光之后,一个自由的中国就很有 可能诞生。 如今这“民主闹剧”正好played into the hardliners' hands, 因为它在老干部眼中构成了对政权的威胁。那些人一定会将此归 咎于邓的改革,指责改革乃是招来灾难的祸根。为了证明他对党 的忠诚并保住自己的权位,邓就会牺牲他的左膀右臂来绥靖死硬 派,使大有希望的改革事业遭受挫败。

不幸的是,我那些同事们中,竟然无一人能看出这最彰明较著不 过的事来。相反,他们无不同情学生,因为他们自己就为物价飞 涨、工资菲薄、腐败现象开始出现而怨气满腹。他们不知道物价 上涨乃是改革必须承受的代价,而腐败并非共党发明,其实历来 就是使社会得以运转的永恒中国生活方式。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 期,腐败有助于将老干部及其子女从封建贵族改造为资产阶级大 班,这其实是一种社会进步。

明知徒劳无益,我还是决定出来反潮流。一天上课前,我告诉全 班学生,我想对他们的斗争讲点个人看法。我首先强调指出,校 方并未派我来作这工作,我不过是为良心驱使,不得不发言而已。 我告诉他们,中国今天正处于我一生中见过的最好的时期。我们 的责任是让它变得更好,而不是毁去这大好形势。接着我就给他 们讲了俄国作家谢德林的寓言: ‘池塘里的一群青蛙对自己没有国王而牢骚满腹,反复鼓噪抱怨: “上帝啊,您怎么如此薄待咱们?谁都有个国王,偏偏就我们这 群青蛙没有!”

上帝听得不胜厌烦,便随手扔了个原木进去。那木头轰然自天而 降,吓坏了的青蛙们无不噤若寒蝉,乖乖臣服。但没多久他们又 大失所望,因为新来的国王不言不动,什么本事都没有,胆大之 徒甚至敢跳到国王身上去大跳康康碰头舞,而国王依旧一筹莫展。 于是青蛙们又鼓噪起来,抱怨上帝亏待他们,派了个如此无用的 国王给他们。

上帝实在腻透了蛙们的鼓噪,于是便派了只鹭鸶去。新来的国王 见了子民们,有一个便吃一个,来两只便吃一双。死寂从此笼罩 了池塘,幸存的蛙民们无不战战兢兢,大气不敢出,为上帝总算 给他们派来了个神威凛凛的国王而无比欣慰。’

最后,我噙着眼泪、以绝望的真诚呼吁结束了这番演说:

‘同学们!好好想想这个故事吧!你们还年轻,中国的许多事你 们还根本就不明白。千万别干那些令亲者痛而仇者快的蠢事!作 为过来人,我恳求你们仔细想想我的话,求求你们了!’

那群黄口孺子根本就不懂我讲了些什么,下课铃一响,他们便蜂 拥而出,兴高彩烈地去加入早就在街上叱咤风云的同志们。我只 能眼睁睁地看着那寓言变成预言。几天后,随着最开明的总书记 胡耀邦丢官去职,喧嚣一时的学运骤然烟消火灭。1989年, 学生们又起来了,这一次他们不但成功地闹倒了另一位开明领袖 赵紫阳,而且给了当局一个残暴屠杀的借口。自此以后,幸存下 来的蛙民们一直在那个池塘里默默地享受新王给自己带来的幸福 生活。”

【未完待续】

星期四, 9月 27, 2007

在公正面前美国不能总是例外-致赖斯的公开信

在公平和正义面前,美国不能总是例外---致美利坚合众国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的公开信
尊敬的国务卿、尊敬的女士:
首先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中国北京的普通市民,中共党员,中专文化;曾经下岗,现自谋职业;年龄与阁下相近。
我荣幸地看了2006年5月3日《中华网.中华论坛》上转载您的一篇题为《中国不会永远是民主的例外》的演说辞。我注意到翻译在许多地方都加上“掌声”这 样的注解,当然也有人抗议。很显然你的演说受到了欢迎,对你应对反对声音时的沉着和机警,我也觉得很得体,并表示钦佩。我有个小小的疑问,那就是在听你演 说的人都是什么阶级和阶层的人?他们中间有没有工人和农民?有没有象我一样的普通市民?
贵国是“举世公认”的民主国家,也是最先进最发达的国家,还是杀人武器最多最强、杀人手段最高明的国家。请你注意我在“举世公认”这个词上加了引号,按照中国人的书写习惯,我是对此表示了怀疑。贵国是民主国家吗?那要看以什么作为民主的标准。
所谓民主,其主体是民,没有民哪来的民主?中国的民主制度与贵国不同,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怎样定义民,谁是民?中国的人大代表来自工人、农民、军队、学 校、学者、艺人、私企老板、少数民族、宗教界、政客等等,包罗万象,这是从制度上保证的,妇女代表和少数民族代表也必须占有一定的比例。虽然不是民选,但 选的一定是民,而且是民中的佼佼者优秀者。代表从各地区、各行业和各阶层中来,难道不是从民中来吗?而贵国的众议员、参议员虽都是民选的,但哪个是工人哪 个是农民?清一色的资产阶级政客,凭什么代表美国普通人民?贵国的黑人、墨西哥人、和其他国家的移民,在贵国当数弱势群体,贵国的国会是否为他们预留了一 定比例的名额?事情很清楚,在贵国恐怕并不把他们当作民吧!
所谓民主,即为民众做主,民众无法做主还谈什么民主?贵国是给了人民四年一次的做主机会,那就是选举,但是贵国的人民只有在众多有产阶级的政客们中选择一 个的权利,却并没有选择人民自己的机会。在贵国竞选是要花大本钱的,人民花得起吗?在中国,只要在自己的工作中作出非凡的业绩,就有被选为人大代表的可 能。同样是北京市民的李素丽,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公共汽车售票员,十几年如一日的认真劳动就当选了人大代表。这样的事在中国太多了!在贵国是否可以?毛主席 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世界历史的动力。”重视人民,依靠人民并服务于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正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二十几年的改革 实践,中国社会的民主生活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首先是立法,众多的法律如雨后春笋般出台,人民越来越相信和依靠法律来保障自己的正当权益。对关系人民群 众切身利益的的法律法规,被当作重中之重,实行开放立法,在人民中广泛讨论。我想,这在贵国恐怕无法想象吧?其次,来自于人民的人大代表,在中国人民的政 治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人大代表在人民中开展调研,在人民中征集议案,在人民中了解社情民意,社会各地区、各民族、各行业、各阶层的人民意志才能最大限 度地提上议事日程。反观贵国,有钱的政客为了争取选票,总是被迫地考虑不同阶层的百姓,人民只不过是他们脚下的梯子和手中的玩偶。贵国是当今世界最发达的 国家,综合国力无人匹敌。但是贵国的土地上居然还有数以百万计的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连卡斯特罗和萨达姆都想为他们捐钱,是不是因为这些人不去参加选举?我 深信,中国的国力如果真能赶上贵国,中国人民的生活会比贵国人民好得多。人均GDP如果能赶上贵国,在中国的任何地方都不会有无家可归者。到了那个时候, 我们还用讨论民主、自由与人权吗?再次,我们可以充分地讨论任何问题,言论越来越自由。家国天下是自古中国人的价值观,惭愧的说,我们都是天生的政治家。 普通中国公民对贵国的了解比贵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要深刻和全面的多,阁下贵为国务卿,你对中国有多了解?中国人民崇尚公平正义,有强烈地以天下为己任的道 德情怀,有更大地直抒胸臆的冲动,我们更关心祖国、更关心世界。所以,中国人民对分裂国家,对“法轮功”邪教,对借“民主”之词行颠覆人民政权之实的任何 行为,都是不能容忍的!同样,中国人民不愿看到自己的政府欺压弱小国家,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不愿看到在国家内部,汉族欺负少数民族,制造民族仇恨!我党和 我国政府做得如何,凡是了解中国的人,会得出正确地答案的。贵国每年拿出400多亿美圆,专门用来资助各个国家的反对派,图谋制造民族、宗教和社会矛盾, 企图颠覆人家的政府,还美其名曰:“推行民主”,“颜色革命”。可是当印度洋海啸来临后,却抠门至极,惹得联合国讥讽,开了国际玩笑。如果贵国把5000 多亿美圆的超高军费和这400多亿用在援助贫穷国家发展经济上,其他国家也可以把军费省下如法炮制,那是多大的力量?世界岂不太平?贵国人民也是善良的, 爱好和平的。可惜,全世界人民都愿意看到的事,贵国的大资产阶级却不愿看到,他们不光想奴役本国人民,而且想奴役全世界!我们只好等待,等待大资产阶级良 心发现或者消亡。在我们的媒体上,对世界上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报导基本上是正面的、真实的,从不歪曲和“妖魔化”其他国家,从不煽动种族与宗教 矛盾,所以我们对贵国的大选及司法制度相当了解,对世界相当了解,这有助于我们思考中国和世界的未来。来中国的外国人,可以感受中国社会的贫穷落后、一些 人的素质不高、抑或客观存在的各种由于生产力低下所难以在短时间内根本解决的问题,同时也必然会感受中国人的善良淳朴、热情好客和自强不息的精神。说明我 国政府并不为了某种目的而控制民意。确实比贵国政府强多了。当然,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中国的民主政治还存在许多问题,贵国的民主制度也非一无是处。但 是,请你相信,对我们自身的问题,只要人民不满意,我们会改的,会作得越来越好;对贵国先进的好的经验,只要人民喜欢,对人民有利,我们会毫不客气的拿过 来用,用不着你们费太多的心思。
所谓民主,就要广民共主,13亿人能不能13亿个主意?中国一个执政党,贵国是两个。中国的参政党十几个,贵国还是两个。仅从表面看,谁更具有民主的广泛 性?中国的参政党来自不同的阶级阶层,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中国的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或多或少地作出过一定地贡献。一个执政党, 多个参政党,实行民主监督、政治协商,这就是我国的政协制度。多党可以有不同主张,但目的一样,这使得中国的国家政策保持连贯性和一致性,更有利于建设国 家与改善人民生活,也更有利于对世界负起责任。贵国的两党轮换制,虽有利于相互监督,但政策飘忽不定,甲签条约乙退出,政府言而无信;相互倾轧相互执肘, 逢大选之年,许多问题搁着解决不了,政府发挥不了应有作用;再有,为了选举造谣中伤,妖魔对手,鼓惑人民,与其说是民主选举,不如说是民主游戏和政治闹 剧,被选上的不一定就是最杰出的,但一定是最有手腕的,甚至是最阴损坏的。倘若两党参选的都是最优秀的人才,让他们共同治理国家岂不更好?中国人民的政治 协商制度虽经50多年实践,到今天仍处于不断完善的发展之中,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13亿人民拧成一股绳的中国,一定能实现伟 大复兴,并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综上所述,我可以这样认为:贵国不是民主国家,起码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基于同样的原因,我还认为:中国不是民主的例外,而是人民民主的忠实实践者,在不远的将来必将成为民主的典范!
我还注意到,你在评价中国的时候,使用了“独裁”这样的词。我很善意地提醒你:你的说法违背了辨证法的一个基本原理。(当然,你可能并不熟悉辩证法,遗憾 的是我不便做具体地解释)即:对立统一规律。民主与独裁是相对的,但又是统一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独裁,没有独裁谈不到民主。简单地说:任何政府都是独裁 的,又都是民主的。所以,以民主或独裁来定义某国政府,即不恰当又显得无知。比如贵国政府是民选的,但对发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伊拉克动武,并不一定代 表贵国人民的意愿,所谓民意测验则纯粹是蒙人的把戏。贵国政府决定打就打了,多少人抗议也没用;同样,联合国是国际公认的实施国际民主的舞台,却长期被贵 国劫持,一旦联合国不按你们的意思办,就干脆绕开它,单独行动,贵国的民主哪里去了?反观中国,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看似独裁,其实不然。共产党的领导是 中国人民享有人民民主的根本保证;多党合作,总得有个章程,总得有个调门,那就是必须对中国人民有利。共产党定路线,要多听各党派的意见,以集思广益。各 党派在共产党的路线上齐心协力,共同建设国家,这就叫民主集中制。中国是怎么站起来的?中华何以崛起?这就是答案。一个民选的政府脱离人民,一个“独裁” 的政府实行人民民主,你怎么能简单地划分民主与独裁?
我在此多说几句。一个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来源于它的社会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态是由该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与历史的积淀共同决定的。这是恩格 斯说的。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也就是基本政治制度必须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释放,反 过来可以说明:中国的政治制度基本适应中国当今的国情。另外,中国是个古老的国家,有深厚的历史沉积,中国人习惯了“王道”,王道不同于霸道!早在 2500年前,孔孟就提出“王者”须“施仁政”方可为王的思想;唐太宗更是悟出:民为水,朝为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中国古代的兵器,汉朝是弓剑刀 矛,到了清代还是弓剑刀矛,1000多年基本没变,为什么?因为没用!中国人遵王道,以王道治天下,武力是次要的。恕我说句不敬的话:欧洲人要是懂得这样 的道理,早就是另一个文明古国了。当然,要是那样,工业革命什么时候开始、在什么地方开始就难说了。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战争、杀人反倒催生了科学技术进 步的文明之果,科学技术的进步会不会又加速了人类的灭亡?谁知道呢。人类社会不是灭亡便是实现世界大同!这倒是你们这些世界级的政治家要首先考虑的问题。 站在全人类的高度,不是站在某个人,某些人的狭隘的小圈子里,你就读懂了中国共产党。可惜,贵国的价值观还停留在中国古代春秋战国的阶段,最后秦虽统一了 中国,但极其短命。中国共产党代表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基本一致,所以在国际上我国提出,”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在新世纪,胡锦涛总书记又提出建立“和谐世界”的主张,只有相互尊重,才能和谐共存,才能持久和平,才能避免灭亡。贵国政府既然认为民主 是最有力量的,为什么还要研制那么多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民主既然不是专制独裁,为什么总要发动战争?
民主的精髓是实现相对公平,不是目的只是手段。民选只是民主的一种形式,不是民主的内容。所以民选不等于民主,民主不等于公平。只有公平才是人类的共同追 求!没有公平的民主和没有公平的自由是无价值的。当然公平是相对的,公平事业的发展也是渐进的,但追求更公平的生活,真实地伴随了人类社会的始终,并且永 无止境。值得庆幸的是,当今世界的许多国家都认识到了这样的问题,摈除历史积怨,走向和谐共存,这是大势所趋。尤其欧洲逐步实现一体化,人们从千年的争斗 中平静下来,发现世界如此美妙,我有理由相信,欧洲社会主义时代一定会到来。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世界!
当今世界号称最民主的国家,却每天干着最不公平的事,这就是贵国!没有贵国的极端自私,哪来的“邪恶轴心”?没有贵国的到处欺负人,哪来的“恐怖主义”? 贵国的总统要领导全世界,按贵国的民主原则,那就应该由全世界来选,我如果能有当选民的资格,届时一定不投贵国的票,我估计与我同样想法的人会占绝大多 数。
贵国虽然有许多缺点,但仍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因为所有国家都是伟大的。我相信,在全人类的公平和正义面前,美国不能总是个例外。

中国北京 瘦球 2002.5.4.

巫继学:市场达尔文主义在中国

巫继学:市场达尔文主义在中国


近几年来,有关“狼图腾”的书甚嚣尘上。似乎人类忘本了,忘记自己的野兽本性,丢弃了自己的狼子野心。泛滥的有关狼图腾的书中,作者们想 要激发、唤起人们的争夺乃至残杀的野性。后来,我似有所悟,书作者大概是要人们适应整个生物界的通用森林法则!这究竟是作者观察现实给人们警示呢,还是作 者在诉诸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也许并不是本最关心的事。事实上,与其说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复活,不如说它从来都没有死,而是在当今社会它更肆虐罢了。在国际事 务中,有人这样解读当今世界发生的重大事件,在经济世界人们也作如是观。社会达尔文主义就这样冠冕堂皇地走进了主流思维,这是最令人担忧的了。社会达尔文 主义进入经济社会,成长出来的就是市场达尔文主义!

§市场达尔文主义在中国活得滋润活得猖狂

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有没有市场?我的回答是,它不仅有广阔的市场,而且活得滋润,活得猖狂。多年来,人们对于社会达尔文主义都是十分警惕。浏览此 间的文献资料我发现,最近以来人们的焦虑不是减轻了而是加重了。梳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中出现的许多重大问题,人们有理由怀疑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不是一直 都在我们头上萦绕?从反思改革中披露出的大量经济矛盾看,说社会达尔文主义正在经济生活中复活,我看实不为过。

不过依据我的观察与分析,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决不是在原来意义的再生,而是以其新的形式获得复活。这种新的形式我称之为“市场达尔文主义”,一种将自然界的弱肉强食法则放任应用于市场经济中的主张与观念。

提起社会达尔文主义,人们并不陌生,它在自由主义盛行的时代,几经横行,曾经成为法西斯的帮凶。人文价值观的兴起,政府理性干预,在很大程度上矫正了它的负面作用。

面对生存压力,人类必然要做殊死斗争,社会达尔文论者提倡淘汰不适应者,并将其当作进步的一个必要步骤。一般认为,这一理论以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资本 原始积累为观察背景。理查德·霍夫斯塔德在其著作《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1959)中向世人转述了,在人类社会淘汰不适应者与自由竞争时期产生 的资本主义残酷竞争相联系。最能说明这种形象的例证就是19世纪末期工业革命时,那些“强盗式资本家”通过剥削劳动者进行残酷竞争,以获得最大限度的利 润。如果自然界通过个体竞争的方式进步,那么适者生存肯定是人类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关键。当然,霍夫斯塔德的书还涉及到其他利用达尔文主义作类比的情况。重 要的斗争领域也许根本就不在个体之间,而在国家或种族之间,通过斗争来维护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以及奴隶制度。实际上,19世纪中叶发源于欧洲的社会达尔 文主义,正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找到了最适宜的土壤。但是,如果完全按照社会达尔文主义大腕斯宾塞的理论,听任社会沿着弱肉强食的道路发展下 去,美国就不是今天的美国,或许早已因贫富冲突引发革命,或许在某个时候业已经济崩溃。事实上在美国,对于不平等的批判和主张政府抑强扶弱的理论一直存 在,这就是人文主义、人道主义和自由平等精神,它也是植根于美国的近代思想传统。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美国盛行的同时,在经济、哲学、政治领域都有其对立面。 不过在特定的时期哪一派成为显学,视社会最需要解决的问题选择而定。

在中国,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人类社会中无条件地进行自然法则般地强弱淘汰,从来都遭遇到弱势群体的强烈反抗,并理所当然地受到旷日持久的批判。特别是 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一理论被批得体无完肤,甚至有些地方还批得过了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也一般地被当作反面论调。时光进入公元1980年代后中国的 情况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以来,自由竞争理念在经济生活中获得极大空间,冲击了平均主义、端掉了大锅饭。财富 分配规则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按劳分配不再是通则,而代之以多元化分配原则:即资本获利润,土地获地租,劳动获工资。由于对市场经济的驾驭能力与经验,由于 对市场经济的理解与被误导,自由放任经常能够找到释放的空间与时段。但由于封建特权,等级,非民主,特别是权力资本的介入,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市场经济中找 到了新的一种不平等的弱肉强食形式。如果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在诸多方面出现了问题,市场达尔文主义一定脱离不了干系。越来越多的认识令我担忧, 市场达尔文主义的危害或许并不比昔日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那种弱肉强食来得轻。

是不是应当反击市场达尔文主义的肆虐?是不是应当遏制市场达尔文主义的猖狂。穷人还要有活路,弱者的生存权必须得到尊重。

§市场达尔文主义的恶果与辩护者的无耻

在社会面上,浸漫着一种市场万能论幻觉。改革以来,人们就是奔着市场经济去的,这没有错。但是,将一切希望都放在市场上,仿佛市场无所不能,就有些 过头。特别是在市场化进程中,那种放任市场机制肆意发展的主张,更是为改革失误埋下了祸根。市场没有了边界,市场没有了纠偏,便为市场弱肉强食打造了现代 化平台。特别是当着权力资本介入之后,弱肉强食惨剧不断上演。──中国式资本原始积累,不仅重演了英国历史上那最残酷的一幕,大量失地农民,下岗工人,走 私,逃税,而且权力资本的参预而令暴发户们谱写了用最短时间完成原始积累的荒诞历史。──在劳资关系上,演绎着资者更强,劳者更弱的悲惨故事。劳资之间的 强弱不平等天生俱来,问题是我们微观与宏观环境,经济政策导向,管理方向与力度并没有在发展中加强劳动方应有权利,没有支持经济弱势群体,政策的结果是推 动着强者更强弱者更弱。──在城乡关系上,不是令两者的差距更小,而是愈益加大。从而导致城镇居民:年增速8%-9%,而乡村居民:年增速4%-5%。从 总体上看,目前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只相当于上世纪90年代初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整整落后10年。连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都惊讶表示,城乡消费差距令人 震惊。──最终的结果是:财富多的人(占城市居民的10%)占有全部城市财富的45%;财富少的人(占城市居民的10%)占有全部城市财富的1.4%。这 就是过去人们常说的,少数人掌握了绝大多数财富,多数人却掌握着少数财富。我们的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超过0.4直逼0.47,已经跨越了国际警界线,进入 收入差距较大的行列。我们必须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它从基本面上给出了经济生活中埋藏冲突与矛盾的权威判断,它与构建和谐经济社会是背道而驰的。── 在我们当前经济生活中,有关放肆的弱肉强食引发的事件可谓时有发生。自去年以来渐出水面的“暴力维权”,是弱势群体对强权资本侵权的极端抗争;前此还发生 开发商纵火烧死人的办法对付搬迁钉子户恶例;此起彼伏的敲诈、盗窃、抢劫、绑架与撕票,令人不寒而栗;富人进入黑社会的勒索名单,已经不再是西方大片中的 演绎,而时不时地发生在中国大地。

当着社会公众参预反思改革时,一些人拐着弯地重新绕到市场万能论的立场上。你说医疗改革失败了,他说那不是市场化的错,如果市场化再彻底些那就会挺 过去。你指出教育改革出现了严重问题,他说教育产业化在西方国家也有,如果教育产业化再彻底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你指出改革造成数千万工人下岗,他说人 浮于事的低效率说明他们本来就不应该在岗位上,劳动市场的建立会提供新的就业机会。最近甚至有人激情指出,中国基尼系数攀升亦缘于市场化改革不彻底。总 之,市场化改革中出现的任何问题,都不是市场本身缺陷或者市场极端发展所导致的,而恰恰是市场化不彻底,自由竞争不放任所引发的。甚至面对当前出现的贫富 两极分化,居然也有人说,彻底的市场化会造就中产阶层,而最终解决贫富分化问题。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并没有错,但自由放任的市场路径难道我们依然要选择吗?

这里有一个重要差别,“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市场式的弱肉强食,在西方发达国家主要表现为公平竞争下的弱肉强食,而中国的市场达尔文主义,是不平等 竞争造成的弱肉强食,它因权力资本的介入变得更残酷、更惨烈。我赞同下述判断:实际上中国目前特别值得警惕和注意的是不平等竞争下的弱肉强食,而不仅仅是 公平竞争下的弱肉强食。在西方发达国家,公平竞争下的弱肉强食都要受到节制,在我国,不公平竞争之下的弱肉强食更要受到制裁了。

市场达尔文主义本身已经够无耻了,为其辩护甚至张目,将同样不得人心。

§回归“人本”方能真正维护改革成果

市场达尔文主义的现实存在可怕,学者们的辩解却更可憎。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经济生活中的复活,就是市场达尔文主义。我十分忧虑地看到,这一思潮在中国正流行开来。在一些场合,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社会达尔文主义冠冕堂皇地成为当然学理。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展示了任由资本对劳动强食弱肉的发展,而最终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资本大厦倒塌的结局。英美发达资本主义之所以最终幸免于这种悲 惨下场,并不是像有些说的那样是马克思的分析出了问题,而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本身在不断进行经济关系调整,不断抵制市场达尔文主义的冲击,不断地创造长 治久安的经济机制。马克思当时分析的那一组充足条件不再充足,自然发展的后果出现新局。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现今的发达国家,远远不是经典意义内涵上的资 本主义,尽管人们在称谓上有时还在沿袭。

一些敏锐的学者事实上早已觉察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抬头了,并进行过许多有益的探讨。这其中,我赞同盛洪《个人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一文中的许多观 点,他在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个人主义,还是十分有趣的。不过新的人类文明仅仅在个人主义中是找不到答案的。因为人性具有二重性, 作为个体,他天生俱来个人性、自私性,在社会行为中实现为个人主义,但同时,作为社会成员,他又拥有社会性、利他性,在社会行为中实现为群团主义。当然, 如此抽象而又复杂的问题,远不是几句议论能说明问题的。它需要长篇大论,而又不是本文的任务。

行文至此,让我们怀着忧伤的情调来温习一下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达特的一段话:“如果没有不断的反对、抗议和改良的传统,以美国所处的时代和 位置,其制度就会成为纯粹的弱肉强食的原始森林,大约不会发展成现在这样出色的生产和分配的制度,单是看一下税收制度的历史,就可以提示我们,在把社会开 支让那些最能承受的人去负担这一点上,自由主义传统给我们带来多大好处。”促使一个社会的兴衰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于如何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显然,在最 适宜社会达尔文主义生长的土壤的美国,这一主义都不能成为唯一的主导原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岂容市场达尔文主义主导改革与发展!

令人感到一丝欣慰的是,中央近年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旨在建设一个和谐的经济社会。敏锐的读者也许会意识到,这是一条与市场达尔文主义完全不同的路径。在这条路径上,充满阳光与希望。

美军手中的"十张王牌"

美军手中的"十张王牌"

青衫老祖

美国是个战略国家,有一大批从事国家战略研究智囊。为保持美国对世界的“领袖”地位,美国总是密切关注世界发展形势,预测可能出现的变化,提前若干 年拿出自己的应对策略,并利用手中的王牌,上下其手,努力化解对自己的不利因素,助长对自己有利的因素,最大限度的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一个国家要成为大国,光有战略眼界和战略思维不行,还必须拥有实现国家战略的必要手段。研究美国的战略手段,为所借鉴,对于一个成长中的大国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本文的重点就是针对美国的战略手段做些分析,以求教于智者。简单讲,美国手中拥有实现国家战略的十张王牌,针对不同的情况,或单独使用,或 配合使用,令很多国家难以应付。分列于后:

一、 航母。美国拥有7个舰队,十几个航母战斗群,作为游动的作战基地,驻扎在不同战区,并保持机动,根据形势需要,可以随时集结到某个热点地区。战争不是解决 问题的最佳手段,却是达成目标的最终手段。美国未必是个好战的国家,但一定是一个善战的国家。需要选择战争手段的时候,就一定会选择战争。有遍布世界、可 以迅速投送到任何一个作战地点的航母群,使美国具有很好的全球打击能力,成为美国实现全球利益的根本保障。

二、 核威慑。美国是世界最大的核国家,也是不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的国家。冷战结束后,虽然一度削减核弹数量,但仍然有着可以毁灭地 球数次的核武库。随着科技的进步,美国不断更新核力量,丰富核弹类型,优化核战效果。特别是,为了打击别人而不被或最大限度的减少遭受核打击、核反击,美 国积极建立国家和全球弹道导弹防御体系,对世界保持最大的核威慑。

三、 美元。美元的优势源于战后形成的布雷林顿体系。早期的美元与黄金挂钩,随着美元作为国际结算货币的强势地位最终确立,美元成为彻头彻尾的纸币。美元由美国 印刷,在世界通用,就使得美国掌握了一张可以左右世界经济的王牌,稳收“印币税”。美国发生通涨,期间造成的贬值损失,要由世界承担。所以,美国不怕别的 国家大量购买它的国债。一旦它的国债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厚颜无耻的要求对方货币升值。假定你升值50%,你买的时候,8元本币换一美元;等你升值了,它 只需要偿还四美元,一半的财富被它侵吞了。它还不怕你抛售,大不了它听任美元贬值,让世界通涨,而它坐收渔人之利。

四、 分化。美国是善于利用和制造国际、国内矛盾的国家。在国际上,通常采取拉一伙、打一伙的办法。由于它是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也是最大的资本来源地,世界大 多数国家都希望与之交好,以获得市场、资金、技术等发展手段。这就使得美国在国际交往中处于十分主动的地位。它就像是个妓女,在国际交往中决不会从一而 终。完全是从维护美国领导下世界力量平衡出发,今天同那个好,明天则同这个好,总之不准出现可以挑战美国利益的所谓“无赖国家”。伊拉克是它一手扶持起来 的,看到伊拉克要坐大,马上出手痛击;欧洲是它的传统盟友,看一些国家有脱离它控制的倾向,一句老欧洲、新欧洲,就把欧洲搞得坐卧不宁。对于能够挑战它利 益的大国,则采取内部分化瓦解的策略。鼓励反政府力量的发展,支持所谓持不同政见者,搞颜色革命,让自己先乱起来。苏联的瓦解,不能不说是美国分化策略成 功的范例。

五、 谋杀。为了实现国家利益,美国不择手段,连最卑劣的暗杀手段都用得出来。你不是不听话吗?那么好,我斩你的首,杀鸡给猴看。一个堂堂的南联盟总统,被它弄到海牙,受尽牢狱之苦,最终抑郁而亡。

六、 资本。钱是用来发展经济的。在美国手里,钱成为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明的手段,暗的手段,它都会使用。明的,就是把援助同政治挂钩。要我的援助,就要按我 说的做。什么民主啊、人权啊,必须“达标”。你不达标不要紧,我找能够达标的,把钱给你的持不同政见者,扶持它上台。暗的,就是培养一批资本吵作高手,什 么基金啊、大鳄啊,到你们的资本市场去折腾。如果单靠这些“民间”力量不够,政府就会出面,压你的货币升值,大鳄密切配合,你辛苦多少年积累的财富,被它 一夜之间洗劫大半。日本、东南亚、俄罗斯等,都曾经着过它的道。

[ 转自铁血军事 http://mil.tiexue.net/ ]
七、 价值观。意识形态的斗争是政治斗争,也是路线斗争。本来,世界各国应该和平共处,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但是,美国却从来不这样认为。意识形态这根弦,美国从 来没有放松过。它自负的认为,世界所有国家都应该按美国的模式运作,要符合美国的价值观。你一天达不到它的要求,它就一天也不放松在意识形态领域同你斗 争。布什主义是啥?核心就是用自由民主的价值观缔造世界。所以,不管你想斗也好,不想斗也好,它总是要跟你斗的。你讲“民主”、讲“人权”,就是盟友;你 不讲“民主”、不讲“人权”,就是敌人、对手,至少不是盟友。总之,它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它代表世界公义。它永远是审判者、裁判员。

八、 规则。规则是行为的准则。这个世界需要规则。大家没有一个可以遵循的道理,就难以有秩序的共存。关键是,这个规则是不是公正,是不是受到各国的公认。因 此,世界规则应该由世界成员共同协商、民主决定。但是,规则放到美国手里,却变成为美国利益服务、可以任其玩弄的“猴皮筋”。它坚持认为,美国的国内法高 于国际法。所以,对国际规则,它想遵守就遵守,不想遵守就不遵守;而对于别的国家,则要求“国际法高于国内法”,你想遵守也得遵守,不想遵守也得遵守。否 则,你就是麻烦制造者、是无赖国家。而且,对于你是否遵守国际规则,它不是“单一”标准,而是“双重”标准。同样一件事,这个国家做了,它可能要睁一只 眼,闭一只眼,百般维护,甚至抛些“胡萝卜”;另一个国家做了,则百般责难,帽子和大棒齐飞,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反手云,覆手雨,它总是对的。

九、 舆论。美国重视舆论。把舆论作为政治工具,操控舆论、制造舆论,是美国实现其全球利益的重要“法宝”。核心的目的只有一个,神化自己,妖魔化别人。为此, 美国政府掌握的“喉舌”不遗余力。包括,深挖别人的黑暗面、在必要时制造谎言。美国是标榜舆论自由的国家。但是,标榜是一回事,做的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实 际上,美国的舆论既不公正,也不自由。一个只关注对方黑暗面的舆论,不可能是公正的舆论;一个在关键时候制造谎言的舆论,只能是被御用的舆论。尽管如此, 美国的舆论攻势仍然能够在关键时候得逞,究其原因,是因为美国掌握着世界最大的舆论工具,谎言说一百遍也就成为“真理”。

十、 文化。文化,本来是愉悦人们精神的东西,是高尚的产品。然而,文化在美国手里,也蜕变成侵犯、同化别国的工具。美国大片好不好?制作精良、情节生动,不能 说不好。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美国大片背后的东西,我们会发现,在美国大片里,美国人总是正义的化身、美国总是世界的救星。而影片中的反面人物、危害世 界安全的恶魔,则基本是美国以外的人和美国以外的国家。星球大战,也是美国总统指挥、美国军队为主。它在向世界传播什么信息呢?很显然,它是在提醒人们, 这个世界不能离开美国,只有美国才可以使世界充满光明和希望。难道不是吗?

这就是美国。一个政治的美国、自负的美国,一个为了自身利益调动一切手段的美国。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嗤之以鼻。但是,作为一个喜欢 研究战略问题的人,我又觉得美国是可爱的。所谓两国相争,各为其主。美国人做了一个美国人所应该做的事。从这点而言,我们应该佩服我们的对手。他们的经 验,值得总结并有所取舍、又所借鉴。

美国对华大打文化战意图何在

美国对华大打文化战意图何在

岳撼 

从美国最近的动态来看,一个最值得深思的标志是任命前中情局局长为国防部长,这是历任总统都没有过的举措。提起中央情报局,人们往往会把它跟以下事件联系 起来:1949年的希腊新法西斯政权、1953年的伊朗、1954年的危地马拉军人政府、1959年的黎巴嫩长枪党武装、1961年的古巴猪湾事件、 1965年的印度尼西亚苏哈托军人政权……其实,在组织策划这些“杰作”的同时,中央情报局还肩负着另外一项使命。据最新解密的档案显示,中央情报局对文 化领域开展了大规模的渗透,实际上操纵和指挥着冷战时期的文化冷战。

中情局是文化战司令部

在美国,作为文化战总司令部的中情局,用冷战之父乔治•凯南先生自已的话说,就是“美国没有文化部,中情局有责任来填补这个空白”。其实早在冷战之初,中 情局就承担着文化战的使命,所以不同的是,那时还不规范。诚如《洛杉矶时报》2000年4月9日刊登的文章《间谍与文人一一中央情报局是怎样迷上文化的》 评论的那样,创立中央情报局的本意,就是为了“文化战”或“文化冷战”。艾森豪威尔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的解释很明了:“心理冷战的目的不是占领他国领土或 以武力征服他国,我们是试图以和平的手段使全世界都相信我们的真理。”
1993年。成立不久的克林顿政府进一步明确冷战后美国对外战略的“三大支柱”,其中之一就是文化战。经历了伊拉克战争,小布什真正意识到空前地加大文化 战力度和规模的重要性,于是,文化战逐渐演化为民族斗争的核心形式。在这种斗争中,文化兼有战略性和协同性的双重意义。

“战争是文化的继续”

民族的存在决不仅仅是DNA的延续。DNA标志的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人则是生物的人和社会的人的结合体,而社会的人的行为依据的核心又是民族文化。因此, 我们说,民族存在还必须有又一个指标,那就是民族文化。也正是基于这样一个道理,我们不难发现,任何民族战争的最深层较量是文化。
一般说来,迅速见分晓的战争打的是计谋和军事实力;再久一些见分晓的战争打的是经济;而再久一些的战争打的是政治;而相对最久的战争打的则一定是文化。因 此,文化战是最深层、最全面和最彻底的战争。所谓“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论断不过对这一原理的中级认知,文化战可不“战”而屈人之兵。对于民族战争,文化 战不仅可以“兵不钝而利可全”,文化战还可以是武力战的前导,而且还是最节省、最有效的前导。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没有理由对海外敌对势力对中国的空前规模 的文化战掉以轻心。
“文化霸权论”奠基人葛兰西认为,“文化霸权”表现为国家借助历史、政治和经济等力量,加强并运用文化力量来制约和影响世界事务和其它国家内部事务的发展 过程。提出“文明冲突论”的亨廷顿认为,未来世界冲突的焦点“将会集中在基督文化、伊斯兰文化和中华文化之中”,因此,正在崛起的、代表儒家核心文化价值 观的中国将是美国所认为的在亚太地区最大的威胁。

警惕文化战

今天,中国所遭受的美式文化打击不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已经进入民族自信和科技自主创新,以及民族的社会构成一一文化的剿灭阶段。所谓经济层面,主要表现 为厌弃民族文化和盲崇美国文化,从而造成国人对民族文化的逆反心理,从而造成国货的“负广告状态”和洋货的“自动广告状态”,从而造成民族产业的非经营竞 争劣态。所谓负广告状态,就是商品未做广告时该商品处于被人嫌恶的状态,而做广告后才有望进入自然销售状态。所谓自动广告状态,就是商品未做广告就具有已 做广告销售效果的一种营销状态。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西方的企业通常是“不战而胜的”。
在经济层面之外,海外敌对势力在强大的财政支持之下,对我国的科技自主创新、民族自信心以及民族文化进行着疯狂的打击和剿灭。为了打击我国的科技自主创 新,他们把我国几十项带有原创性质的科研成果打成伪科学,就连获得国家科举进步一等奖的《澄江动物群与寒武纪大爆发》科研成果也没能幸免。
为了剿灭我国的民族文化,他们把中医学诬蔑成伪科学。把中医学诬蔑成伪科学,可谓一石三鸟:其一,他们打击的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一一中国哲学,《黄帝内 经》是中国哲学的生动表达形式,打倒了中医,自然也就打倒了作为中医精髓的阴阳五行思想,从而也就打倒了中华文化;其二,中医学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体 系,也是以形象逻辑为核心的科学方法。中华民族要想复兴,只有在吸收西方思维方式并结合我国传统的思维方式的基础上才可望实现。打倒了中医学,也就打倒了 刚刚有复兴趋势的东方独有的科学方法,从而从根本上扼杀中国的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其三,中医的复兴以及中医在海外崭露头角,使得西方十分恐慌。只有打倒中 医学,西方的医疗医药经济才能保持垄断地位。
文化进攻是最歹毒的进攻,对此我们要保持高度的警惕。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加强全民族对文化战的认识,为建立强大的文化大军和打好文化保卫战做充分的准备。
(《环球视野》摘自香港《大公报》)

林行止:世界本来不是平的

对新兴国家不公平的自由贸易

《纽约时报》著名的外交事务专栏作者托马斯.弗里曼于二○○五年出版的《世界是平的─二十一世纪简史》(T. Friedman: The World is Flat ─ A Brief Hi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去年出厚近六百二十页的增订本),长踞该报畅销书榜,当时本报多位作者发表大体上都予好评的评论;浏览这本书是愉快的经验(记者出身作者 的写作大多流畅生动易读),读者莫不信服弗里曼鼓吹的自由贸易「有益世人」,正如杨伟诚在中文大学「管理新思维」系列所说:「《世界是平的》最重要的意思 是不再有地域和界限,国与国之间已经没有围墙和山丘……。」(见九月一日本报第二十七页)。在这种大环境下,互通有无的自由贸易成为二十一世纪的经贸主 流,而世界经济将因此繁荣昌盛,人人受惠,皆大欢喜!这便是弗里曼心目中的二十一世纪。

可是,从目前的发展看,二十一世纪未必是自由贸易的世纪。

弗里曼这本与世贸组织(WTO)同调的书,在推动自由贸易不遗余力的先进国家大受欢迎,对自由贸易存疑的人都被视为保守、落伍、「不能与时并进」, 在这种气氛下,新兴市场国家如中国和印度等都被迫开放市场……。自由贸易的确可发挥互补功能,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可是,看深一层,这种贸易策略似乎对先进 国家较为有利,后进国若不另辟蹊径,在科技和工商业上有所突破,便会永远成为前者把只需要运用过时科技的工作外判的基地,非常明显,长此下去,她们会因此 成为先进国的经济附庸!不必动用「阴谋理论」思维,这种经贸形势如果持之以恒,先进国与后进(新兴)国之间的科技鸿沟只会愈来愈阔而不是日渐收窄。


南韩经济学家、现任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Reader)常房俊(1963-),二○○二年出版的《过桥抽板─从历史视角看发展策略》(Ha -Joon Chang: Kicking Away the Ladder-Development Strate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them Press),揭开了反自由贸易也许说自由贸易有阶段性的辩论。「过桥抽板」是指当今西方富裕国家在十八及十九世纪藉贸易保护主义(征收进口关税及津贴出 口工农业)发达后,反过来提倡自由贸易;她们过去实行的那套让她们先富起来的策略,便被视为妨碍世界经济发展的反动主张!

现在大家都知道经济学鼻祖阿当.史密斯的《原富》是自由贸易的同义词,很自然便有英国向来落实自由贸易的联想;可是,事实绝非如此,常房俊以大量史 实细说十四至十五世纪(爱德华三世及亨利七世)如何保护当时最重要的纺织业,包括「招聘」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的廉价劳工……。《原富》于一七七六年初 版,英国近百年后的一八六○年前后才推出自由贸易政策!


《原富》被视为圣经,何以英国迟迟才采纳史密斯亟力鼓吹的自由贸易?答案非常简单,英国在等待本身富强起来尤其是工业稳执世界牛耳之后,才 大力推动放任自由的贸易策略;当时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F.List,1789-1846)便为文痛斥英国「爬上墙头踢掉梯子」,他以英国贸易政策转变的 史实,指出一国工业如无力与外国竞争而又奉行史密斯的理论,与在经济上自掘坟墓并无二致;换句话说,政府必需对国内工业采取适当保护措施,待其具竞争力 后,方可采取自由贸易政策。李斯特的看法当然不为自由主义学派所乐见,唯其认为自由贸易必须经历保护阶段,确是发人深省之论。新亚书院创校时的经济学系主 任张丕介教授曾多次着文力荐李斯特学说,可惜那些文章早已不知去向。


李斯特受英国政学二界围攻的「先有保护后有自由」理论,是从美国首任财政部长咸美顿(1789-95; A. Hamilton,1755-1804,和政敌决斗被射杀,现在十元美钞印的便是其遗像)的「政府必需保护新兴工业直至它们有能力与英国同业竞争为止」的 基础上发展出来。咸美顿的保护贸易理论现在「不合时宜」,论者似乎把他遗忘了,唯《保尔格莱夫经济学新辞典》有扼要的介绍,有兴趣者可参考。


同为华盛顿总统的阁员,咸美顿和国务卿杰斐逊在经济发展策略上意见相左,令他在政坛上并不得意(虽然后人称他为美国最伟大的财政部长);不 过,由于林肯总统(1861-1865)是历史上著名的贸易保护者,在南北战争(1861-1865)至第二次世界大战近百年间,美国彻头彻尾奉行贸易保 护政策,这是因为美国当政者清楚了解英国是以保护主义「起家」……。二战结束后美国霸局渐具规模,便仿效英国「过桥抽板」,亦主张自由贸易!事实上,常房 俊同时指出西德、日本、南韩甚至瑞典,在崛兴初期俱利用关税、津贴、同业联盟及政府承担主要工业如纺织、钢铁及机械工程的研究及发展费用,以辅助有关行业 强化其竞争力;即使在她们跻身发达国家之林之后,保护主义的痕在日本和南韩仍清晰可见。


地球本来不是平的.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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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报 林行止专栏 林行止 2007-09-05

经济发展有阶段性 自由贸易不是真理

常房俊的新书《好心做坏事─自由贸易的迷思和资本主义秘史》(Bad Samaritans: The Myth of Free Trade and the
Secret History of Capitalism, Random
House, 美国版十二月才发行;如今以港元买英国书,「汇水」上极不化算),可算是《过桥抽板》的续篇,内容与前书有部分重复,然而新书更具说服力。作者以他六岁大 儿子为例,指出如果放任自由,让他自由发展,「从童工做起」,充其量只会做个擦鞋童或沿街叫卖的小贩,做父亲的在有财力的条件下,怎会忍心儿子做这类「贱 业」;要让儿子找份好工作、成为专才,为父的必须在儿子的教养上作出投资。常房俊用此生动且人人一看便明白的例子,以说明新兴国家的「初创工业」 (infant industry)同样需要被保护(包括进口关税、出口津贴等),有计划地「培训」(投资),然后才能成长、提高生产力和具备与先进国家作公平竞争的能 力。

保护「初创工业」,是咸美顿的主张,唯在史密斯和他之前的一七二一年,英国君主立宪后的首位首相(1721-1742;佐治一世和佐治二世的「丞 相」〔Leading Minister〕)华甫尔(R. Walpole,1676-1745),甫上任便提出「工业发展计划」,力主国内减税及促进出口贸易,而其策略是征收惩罚性进口关税及津贴「重要工业」 (strategic industries)。保护主义是令英国稍后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重要成因之一。

英国和美国在经济发展初阶至起飞期,均以关税作为保护其「初创工业」的有效手段,其它国家见此法可行,争相效尤,因此很快成为先进国。日本和欧洲诸 国政府都通过直接拨款或税务优待津贴「重要工业」,美国至今仍是融资工业研究最多的政府;新加坡在「自由港」的包装下,其国营企业在经济比重之大(占 GDP百分之三十),在资本主义社会,排名第一;法国、芬兰、奥地利、挪威和台湾的官营企业亦左右经济发展,这些国家(地区)都以自由贸易为「号召」!

在限制外国投资上,先进国家亦是先行者,《好心做坏事》收集了大量数据,显示十九世纪美国限制外资投入其银行、船务、矿业及林业;日本和南韩市场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仍未对外资开放(现在亦未完全开放);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予人以非常放任自由印象的芬兰,明文把有二成外资的企业列 为「危险企业」(dangerous enterprises),因为不理会对本地经济的影响,它们随时会在保障股东利益的借口下「撤资」。目前先进国家尤其是美国保护知识产权不遗余力,可 是,直至一八九一年,美国才承认有「外国专利(版权)」这回事;即使在历史上从未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荷兰和瑞士,亦是在二十世纪初叶才立法保护包括外国企 业拥有的专利权。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先进国无论在科技、知识产业、工业生产或企管手法上,都有突破性进展,和发展中国家比较,她们肯定占尽优势,她们 因而开始全面鼓吹自由贸易的好处,事实上亦确如此,西方学者和传媒致力推介的自由学派经济学,其说极具说服力,自由贸易思想已成为主流正统经济学,几乎所 有的经济学家现在都认同自由贸易是最佳的经贸形式。在自由贸易「大势所趋」的形势底下,先进国把她们赖以成长、起飞的保护政策,抛进历史垃圾箱;她们软硬 兼施,威迫利诱,要发展中国家全面落实自由贸易,不准她们征收关税、津贴「初创工业」、扩大国企规模、限制外资收购及必须立法保障知识产权。所有一切,都 是五、六十年前仍在先进国家特别是美国实行的贸易保护政策!


常房俊清楚列出统计表,说明在为新自由主义贸易政策笼罩下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和六十及七十年代的「可悲的日子」(Bad Old Days)比较,除了拥有丰沛的廉价人力资源、致力「走资」同时仍然保留相当程度保护政策的中国和印度,其余那些「底子不足」的新兴国家,其经济增长莫不 大大落后于全面实施保护主义时期!在经济未完全对外开放前,拉丁美洲诸国的平均GDP年增长率百分之三点一,对外开放后GDP增幅急降至百分之零点五;次 撒哈拉沙漠的非洲国家,在一九六○到八○年间,人均GDP平均年增幅百分之一点六,此后随自由贸易的来临而与时并退,九十年代至二○○○年的人均GDP增 幅只有百分之零点三。


西方先进国的经济发展,清楚展示征收进口关税、漠视知识产权等等保护性政策,是打好经济根基的必要「材料」,在这种处处设防及政府津贴之 下,厂商才有机会生存、发展、壮大,与此同时,累积了庞大的、有能力参与海外市场竞争的生产力。显而易见,让发展中国家实行这样那样的保护政策,是扶助她 们在经济上站起来的硬道理。事实上,发展中国家茁长壮大,为发达国家提供更多的贸易及投资机会,对富国来说,放弃威迫新兴国家全盘落实自由贸易政策,长期 而言肯定更有利!


不过,和自由贸易不是真理一样,保护主义亦不一定行得通,以常房俊的祖家南韩为例,其经济亦是在政府大幅贬值及放宽种种原材料进口限制后才 起飞……。无论如何,常房俊从「历史视角」提出了有力的新观点,证明保护主义在经济发展中有不可抹煞的功能。现在世界贸易当然不可能「回到过去」,但在不 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应有不同的发展策略,则是彰彰明甚的事,自由贸易绝非万灵神丹。有了这种认知,政府才能定出对本国最有利进而全世界可受惠的贸易政策!


世界本来不是平的.二之二

常识:打伊拉克美国为的就是石油

打伊拉克美国为的就是石油


青年参考 本报特约记者 李贝卡

  9月17日,曾任美联储主席长达18年的艾伦·格林斯潘出版了回忆录《动荡时代:新世界中的冒险》,在书中,格林斯潘毫不留情地批评了布什政府 的经济政策,并且直言不讳地宣称,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主要是为了石油。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政府)在政治上又不便承认”。

  民主党欢迎格老倒戈

  在布什的伊战政策越来越受质疑之时,来自共和党阵营的格林斯潘出书,狠批布什政府“政治主导经济”的经济政策,并且盛赞前总统克林顿的经济措施,可以说是给了布什政府当头一棒。

  基于格林斯潘的威望,他退休后的言论在美国仍具有重大影响力。有媒体戏称,格林斯潘此言,给了被伊拉克战争拖得焦头烂额的共和党政府“投下一枚手榴弹”。

  另外,由于格林斯潘盛赞克林顿,无意中也为民主党“送上一份大礼”,民主党竞选人更是借机攻击布什和共和党。希拉里竞选团队的经济顾问就说:“正如格林斯潘的新书所说,任何想继续布什的经济政策的人将面临更加艰难的未来,没有比这个更权威和可信的批评了。”

  近来,布什的一帮老伙计——美防长拉姆斯菲尔德、美驻联合国代表博尔顿、白宫办公厅副主任卡尔·罗夫相继离职,布什真可谓是“众叛亲离”。格林斯潘偏偏在这个节骨眼又凑上来捅一刀,真是让布什头大。

  伊拉克石油能用五百年

  对格林斯潘的言论,美国总统布什不敢怠慢。9月18日,布什在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说:“怀着尊敬的态度,我对格林斯潘(对政府经济政策的评价)持不同意见。”

  至于发动伊战的目的,布什表示美国在伊拉克是为了伊拉克的民主,以及所谓的“反恐战争”,对格的言论“感到惊讶”。

  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美国一直支持萨达姆。布什曾信誓旦旦,说要在伊拉克找到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其实就算是有,也是美国早年给的。所谓“反恐战争”,无非是美国给自己的找一件华丽外衣,遮掩抢占石油的真实目的。

  据美国经济学家估计,依照目前的石油消耗和开采水平,各国能维持的年数分别为:美国10年,伊朗53年,沙特55年,阿联酋75年,科威特116年,而伊拉克至少能维持526年。

  作为世界上石油最集中的地区,中东供应着欧洲70%、日本90%、中国30%~50%的石油。美国战略家克雷尔教授在《资源战》一书中,更是赤 裸裸地说:“在控制伊拉克的过程中,石油作为力量之源的分量,超过了它作为燃料的分量……控制了海湾,就等于控制了欧洲、日本和中国,等于让我们的手握住 了水龙头。”

  由上种种,我们便可以理解,为何美军占领伊拉克后,首先派重兵强占伊油田,而任由伊拉克社会陷入混乱。

  另外一个证据是,伊拉克2007年通过了《石油天然气法》,依据此法,西方石油巨头将获得30年开采伊拉克石油的合同。在开始阶段,西方石油公 司可分得该国石油收入的60%到70%,直至收回成本,此后还可得到伊拉克20%的石油收入。这项法案还意味着——美国可以控制一半以上的中东石油。

  埋葬超级大国的陷阱

  再者,布什是靠美国军工财团和石油财团上台的,上台后的布什自然要“报答”这些“恩人”,如何报答?战争就是个不错的选择。

  布什上任后虽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但阿富汗战争时间太短,军火商和石油商没捞到太多钱。发动伊战,既能让军火商手中即将过期的武器派上用场,又能从石油输出国组织手中抢回国际油价的控制权。

  除了石油,从地缘政治学观点来看,中东处于世界的心脏地带,要想成为超级大国,就必须要控制中东。可以说,中东是超级大国的必经之路。但中东同 样也是埋葬超级大国的陷阱,从20世纪20年代的英国和20世纪70年代的苏联,这些国家在陷入与中东地区国家的战争后便陷入衰落。

  美国是否会重蹈它们的覆辙,我们无从判断,但自发动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军费开支达5000多亿美元,阵亡者达3300多人。布什走到哪里,反战的民众就出现在哪里。这一仗,赚了还是亏了,估计布什比谁都清楚。

  参考辞典

  格林斯潘

  1926年3月6日,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出生于美国纽约市的一个金融世家,是家中独子。他在纽约大学先后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1948年)和硕士学位(1950年)。

  此后,他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深造。1977年,格林斯潘获得博士学位。20世纪80年代中期,格林斯潘成为美国铝业公司董事会成员。

  1987年8月11日至2006年1月31日,格林斯潘就任联邦储备局局长。其任职时间之长,在美国历史上无人能及。在他任联邦储备局局长的时候,许多人认为他是美国国家经济政策的权威和决定性人物,有人甚至认为他的影响力比美国总统还大。

  在美国金融界,流传着这么一句话:“格林斯潘一开口,全球投资人都要竖起耳朵。”

小心美国的心理战

小心美国的心理战

熊 蕾

最近读了一本美国老牌特工李洁明的回忆录《中国通》,惊奇地发现书里透露了一些美国向中国人攻心的做法。早在念大学时,李洁明就参加了中央情报局 (CIA)。1973年,中美尚未建交,李就以CIA身份到美国驻京办事处工作,是第一个公开以CIA身份来华的外交官。他后来又当过美国驻台湾代表、驻 韩国大使,1989年担任美国驻华大使。这本书是经过CIA审查的,很多情节、内幕已经删去,但还是披露了一些情况。

  书中谈到, 1968年李洁明在香港当CIA二把手时,就决定从在香港的中资机构工作的大陆人中招募对象,收集情报。“在(中国)官方的政府组织内部的坐探,可以给出 中国政策发展的第一手材料,如高层正在准备以及实际实施的反击、退却和进攻,等等。”“只要是有中国人聚居的地方,我们就努力激励以民主的原则和自由市场 的力量形成改革中国的思想。我们还鼓励他们对中国问题进行客观的分析。”

  李洁明说,经过他们的努力,70年代时,有一些在中国舆论界有影响的人的确开始更多地议论起中国不要再和过去的意识形态、和疯狂的社会运动结 合,而要以中国历史上的仁爱、集体责任和务实的分析为根基。这话说得比较冠冕堂皇。其实,说白了,在凡是有中国人聚居的地方,他们就极力用美国的价值观来 取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并且要让中国人相信,凡是不符合美国价值观的思想体系,都是疯狂的、有问题的。

  这正是美国人二战后在全球推行心理战的典型缩影。二战结束后,美国国防部战争情报处和事实数据处处长威尔伯·施拉姆创立了“大众传播学”,给心 理战披上学术外衣。之后,美国人在全球大打心理战,尤其这十多年来,心理战先在苏联的戈尔巴乔夫这一代上获得成功,然后又在中东战争、伊拉克战争上屡有斩 获。

  对心理战行动的运用,美国有具体的要求,就是要树立有利于美国及盟国的形象;向目标受众提供信息,使其按美国的意愿思考;扩大展示实力的效果;评估民意;克服传播中的各种障碍,如新闻审查等;瓦解敌方士气;利用民族、文化、宗教或经济的分歧;支持欺骗行动。

  这些对心理战行动的要求,决定了美国政府和军方必须要利用大众传播媒体。最明显的例子是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军方让600多名记者嵌 入美英联军中。调查表明,嵌入记者的新闻报道比非嵌入的报道对军方说好话的更多、报道更正面、对军方人员传达出更大的信任感。当时,美国国防部用15种文 字总共发了350万字的新闻稿。这也显示了美国军方引导舆论的力度。这正是美国230年建国史中进行的240多场战争(尤其是近半个世纪来)均获得不错战 绩的重要法宝之一。

  当前,国际竞争本身就是一种心理竞争,中国发展到今天所取得的一切来之不易,更应该小心美国心理战的作用。▲(作者是新华社中国特稿社前副社长。)

星期二, 9月 25, 2007

警惕资本“八国联军”扫荡中国产业市场

警惕资本“八国联军”扫荡中国产业市场

  北京正略钧策管理咨询公司高级研究员艾西南

  历史在以不同的形式重演。一个世纪前,八国联军从天津登陆,横扫华北平原;一个世纪后,在新千年开始之际,外资巨头则以“资本”作武器,采取“行业扫荡式并购”的方式向中国产业市场发起了一场没有硝烟的经济战争:一个行业接着一个行业地整体性并购!

  国家之间的利益博奕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国家主权的核心内容就是经济利益,历史上所有战争的爆发,无一不是为了经济利益的争夺。在现代社会,采用 以“枪炮”为武器的“武装战争”侵略他国的利益,是一种成本极高、风险极大的手段,因此代之以“资本”为武器的温情脉脉的“经济战争”。

  国家“经济利益”是什么?土地、市场和企业是国家经济利益的主要体现形式,但在不同的时代重心不一样:在农耕时代国家之间争夺土地资源,在工业化时代,国家之间争夺市场资源和企业控制权,企业生产的价值(产品)必须通过市场才能实现。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门洞开,外国资本在中国展开各种各样的逐利活动。对于新世纪外国资本在华发动的这场没有硝烟的经济战争,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否者可能殃及我国经济的正常发展。

  一、外资在中国的逐利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

  对利润无休止的追逐是资本的本性。马克思对资本的逐利性有过一段言简意赅的描述:“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只要有百分之十的利 润,它就会到处游动;只要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就会促使大胆的冒险;只要有百分之百的利润,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

  开放二十五年来,外资在中国的逐利活动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台港澳与韩、日等东亚小规模资本在中国沿海地区的小打小闹。在八十年代初期,我国的经济处于一种全面短缺的状态: 产品短缺、技术短缺和资本短缺。在这个阶段,国外的产品输入成为开放的主流,技术输入很少,资本输入只是以台港澳为主体的东亚小规模资本,台港澳资本占我 国吸引外资总额的80%左右,韩日资本约为10%,欧美资本加起来只占不到10%。在这个阶段,台湾资本和香港资本在珠江三角洲兴办了无数规模很小的制鞋 厂、服装厂和电子厂等简单加工企业,这些作坊式的制鞋厂几乎就没有什么高技术含量,投资商主要是为了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工优势。

  第二阶段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欧美产业资本初试中国市场。欧美产业资本大规模挺进中国市场的先锋是德国大众汽车公司,中国最早的轿车制造合资企 业“上海大众”正式成立,经过十年的发展,贴着德国大众“V-W”圆形标志的汽车占领了中国汽车市场的70%,而唯一的民族品牌红旗轿车在茫茫车海中难觅 踪影。摩托罗拉公司于1992年在天津注册成立摩托罗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生产寻呼机、手机等电子产品。摩托罗拉利用廉价的中国劳动力装配出来的寻呼 机和手机以高得出奇的价格卖给中国消费者!

  第三阶段是从2001年开始的外国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在中国展开的行业扫荡式并购。2001年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年份,既是新千年的第一年,也是 中国加入WTO的第一年。在加入WTO后,我国对待外资的政策法规进一步放款,根据WTO《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中禁止成员方使用当地经济含量要 求、贸易平衡要求、外汇平衡要求、对外销售比例要求等投资管理措施,防止投资措施对贸易产生限制和扭曲等方面的规定,我国政府修订了与WTO规则存在差异 的所有法律、法规,包括《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等三部外资法及其实施细则,放宽市场准入,开放金融、保险、电 信、法律、会计、建筑、旅游、教育、运输等服务贸易领域。在2001年之前,外资巨头在对全球投资环境进行风险评估时,对中国的风险评估是“政治风险 高”,2001年加入WTO后,降低了“政治风险”的评级,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尤其是近几年采取的“行业扫荡式并购”,迅速控制中国市场。

  外资巨头在中国展开的行业扫荡式并购具有三大特点,一是外国资本巨头选择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中国优质行业的龙头企业,二是外国资本巨头采取绝对控股的方式与中国现有企业进行“合资”,三是外国资本巨头凭借资本实力采取整个行业一网打尽的并购模式。

  二、行业扫荡式并购在中国的蔓延

  外国资本征战中国市场常用两种方式,一是在中国投资建厂,二是收购中国现有企业的股权,直接控制中国企业,并进而控制原企业的产品市场。欧美大 资本进入中国机械、化工、制药等传统行业时,大多采取第二种方式。控股中国现有企业,对外国资本来说“一箭三雕”:一是占领中国的产品市场,二是消灭在中 国的同业竞争对手,三是利用财务杠杆低成本控制中国企业。

  外国资本在中国采取行业扫荡式并购的扩张方式由来已久,早在十多年前的1992年,印尼籍企业家黄鸿年曾在中国“首创”行业扫荡式并购,在当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黄鸿年1991年12月12日在香港收购一家经营业绩很差的上市公司――红宝石公司,更名为“香港中国策略投资公司”,简称“中策公司”。 1992年4月,黄鸿年以中策公司的名义首次收购山西太原橡胶厂,1992年5月在福建泉州收购了该市全部的国有企业,共37家。1992年9月收购大连 轻工局下属的全部企业,成立合资企业102家,以后又连续在杭州、宁波、无锡等地区设立数十家控股型合资企业。中策公司分区域、分行业、成批地并购国有企 业后,一部分经过包装后在境外上市,如在百慕大群岛注册一家由中策公司全资控股的“中国轮胎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获得丰厚的资本利得,但对企业的发展很不 重视。“中策现象”首次引起了人们对外资并购的担心或恐惧!

  面对今天外资更大规模的行业扫荡式并购,我们重温“中策现象”具有重要意义。黄鸿年是外资巨头在华采取行业扫荡式并购的开山鼻祖,但与现代欧美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相比,黄鸿年先生只是“小巫见大巫”,望尘莫及。

  自2001年来,外资并购内资企业的案例迅速增加,主要分布在赢利能力很好的行业:一是市场前景非常看好的制造业,如汽车、电信、啤酒、饮料、 日用品、机械等;二是规模效应明显的流通业,主要是批发与零售,以及大型综合超市等行业;三是技术含量较高利润较为丰厚的行业,如医药行业等。

  2001年,中国电信业发生了两起具有代表性的并购案例,一是世界电信产业巨头阿尔卡特以3亿美元收购上海贝尔50%+1股的股份,阿尔卡特以 极富象征性地多持有2股而获得控股地位;二是美国电气巨头艾默生以7.5亿美元收购深圳华为公司的所有电器业务——安圣电气有限公司。

  啤酒等食品业是一个“永不衰落”的行业,在人们的“吃穿住行”中,“吃”永远是排在第一位。我国人口众多,啤酒市场潜力巨大,因此啤酒行业成了 外国资本巨头争夺的战场:2001年10月全球第二大啤酒商南非酿酒集团SAB控股50%的香港华润公司并购四川蓝剑啤酒公司,2002年4月南非酿酒集 团SAB以1亿美元增资香港华润公司,处于绝对控股地位。目前,香港华润啤酒在中国已拥有34个生产基地,年生产能力超过500万吨,超越燕京与青岛啤 酒,成为中国啤酒行业的“龙头老大”。目前已有高达150亿元人民币的巨额外资参与我国啤酒行业的并购,外资已经占领中国啤酒市场50%以上的份额。

  在饮料行业,国内原有的八大碳酸型饮料公司已有七家被可口可乐、百事可乐收编,外资饮料已经占领我国饮料市场90%以上的份额,国内品牌仅剩下风雨飘摇的健力宝;

  在洗涤用品市场上,全国四大年产8万吨以上的洗衣粉企业已有3家被外资收购,宝洁公司如今占有中国洗发品市场60%以上的份额。

  渠道为王,流通业决定国家的经济命脉,它不仅决定国家的工业生产,还能左右企业品牌的产生。在美国企业50强中,流通企业就占10家,高达20%的比例。我国流通领域的零售企业15强中,外资企业占了10强。由于外资进入过多,国内不少流通企业已在破产的边缘挣扎。

  工程机械领域的行业龙头企业更是外资巨头垂涎三尺的收购对象。2005年10月25日,全球著名的金融资本凯雷投资集团动用3.75亿美元控股 中国工程机械行业里的龙头老大徐工机械85%的股份,取得绝对控制权。全球最大的工程机械制造商美国卡特彼勒公司已与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骨干企业厦工集团 签订了“合作意向书”,合作的关键条款是卡特彼勒取得控制权。在卡特彼勒的拟收购对象中几乎囊括了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全部龙头企业:厦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宣化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山东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等。

  制药行业由于技术的垄断性,在广义制造业领域是最赢利的行业。从我国药品进出口数字来看,直接从外国进口的药品占市场需求的很小比例,都是“国 产药品”。但是,目前国内大部分医药企业都是外资控制的合资企业,即使象哈药集团这样的“地道”中国药企,也于2005年处在香港中信资本和美国华平投资 集团两家金融资本的联合控制之下。

  无论是外国的金融资本还是产业资本,其“醉翁之意”是首先从龙头企业开刀,采取行业扫荡式并购的方式快速控制中国赢利前景良好的产业。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企业规模相对弱小,如果缺失国家产业政策的保护,除了任人鱼肉之外就一切都无能为力。

  三、行业扫荡式并购对中国社会的四大威胁

  1、国家经济主权受到威胁

  从古到今,国家主权的核心内容都是经济利益。今天,国家主权安全问题不再局限于“领土的完整”,其重心已经悄悄地转移到“经济的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利益的本质就是维护国家的经济利益。经济的独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对市场的控制权,二是国家对企业的控制权。

  外资巨头“挟资本以令中国企业”,不仅控股中国的企业,而且一个一个行业地控制中国的产业,中国不仅失去了“企业的自由”,而且即将失去“产业 的自由”。在工业化时代,产业政策是国家政策的核心内容,如果国家的产业政策受制于人,何谈国家主权的完整?土地是农业的载体,企业是工业的载体,如果多 数产业的龙头企业被外资所控制,外资就会打着行使“股权”的旗号来变相侵略本国的经济“主权”,这一点应该引起国内的积极关注。

  2、国家税收和财政安全受到威胁

  建国以来,我国的财政来源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条是政府作为企业的股东分取的企业经营利润,二是政府行使国家主权向企业收缴的税收,随着中国企业产权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国家财政来源越来越倚重税收这一条路。

  在税政上,我国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大幅优惠政策。目前,凡是外资股份占四分之一(25%)以上的企业就称之为“外商投资企业”,凡是外商投资企 业就可以享受“两免三减半”的税收政策优惠。在相当多的行业,外商投资企业还可以长期享受15%的所得税优惠,而内资企业必须照章缴纳33%的企业所得 税。

  近年来,外商投资企业“合法”逃税的情况日益严重。常用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开办“短命企业”,根据税收优惠政策“两免三减半”的时间周期人为 控制企业的寿命在5—7年;第二种方式利用关联交易向境外关联公司大量转移利润。在广东地区遍地开花的作坊式中小外商投资企业,如制鞋厂、玩具厂、电子装 配厂等,企业的寿命往往人为地控制在五到七年。当优惠政策享受完了以后,就清算注销该企业,同时注册另一个类似企业,又重新开始享受新的“两免三减半”税 收优惠政策。对于大型外商投资企业,人为控制企业寿命的方式使用起来不方便,便利用高价采购原材料和低价销售产品的手段大量转移利润,从而降低其在中国境 内企业的账面利润,从而逃避企业所得税。

  3、产业垄断导致公平竞争受到威胁。

  由于计划经济时代条块分割的原因,我国工业的产业组织普遍存在“散、小、乱”的特点,需要进行产业整合,获得规模经济效益。在现有国内资本环境下,还不会出现大规模的产业垄断,因此国家现阶段的产业政策取向是鼓励并购。

  但是,外国资本巨头的进入打破了国内现有资本环境的平衡。对于大规模的外国资本而言,我国都是小规模产业,外资完全可以通吃整个行业,例如美国 消费品巨头宝洁公司动用570亿美元收购吉列公司,570亿美元折合成人民币约4600亿元,我国许多行业的净资产都没有4600亿元。如果任凭这种跨国 资本来参与我国的“国有企业改制”,再加上“超国民待遇”的税收优惠,在全球资本相对过剩、投资收益普遍偏低的金融环境下,我国的各行各业,尤其是盈利前 景较好的行业,怎么能够逃脱外国资本巨头的扫荡式并购呢?当整个行业被国外资本垄断后,消费者福利、员工福利和公平竞争就无法得到保证。

  4、以民营企业为代表的民族工业发展受到沉重打击。

  如果民族工业发展不起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就会缺少持久的动力。中国对外资的依赖程度在日益提高,在1980年至2000年的20年间,共引进外 资3462亿美元,而其中从1992年到2000年的八年间引进的外资为2826亿美元,占93%的比例。在2005年我国已经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大外国资本的投资基地。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外资投资占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比例逐渐提高,外资企业在中国经济当中的位置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在出口,中国制造业 出口的51.2%是外资企业控制着。在我国,外资企业遍布大部分行业、大部分地区,与其他国家的外资利用政策不一样,其他国家外资引入都集中在少数行业、 少数地区。

  外资巨头在中国采取的行业扫荡式并购模式已让许多中国人焦虑不安。现在,外商独资企业的比重快速上升,原来的合资企业纷纷转变为外商独资企业。 例如,作为日本松下电器公司在华业务控制中枢的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转变为日本松下的独资公司;德国汉高、德国发展银行与天津合成洗涤剂厂成立的合资 企业天津汉高,中方持股70%,汉高持股20%,经过三次股权变动,中方股份完全退出,天津汉高成了德国汉高的独资企业;宝洁(中国)有限公司提前终止了 与北京日化二厂的合资,将设在北京通州的合资洗衣粉厂变成美国宝洁的独资企业,宝洁在中国设立的第一家合资企业广州宝洁也完成了从控股到其独资的转变过 程。

  外国资本巨头认为,合资或合作方式已经完成了其敲开中国市场的历史使命,现在可以彻底抛弃中国合作伙伴了。外资巨头抛弃中国伙伴主要是凭借两 点,一是经过十多年的合资经营,中国伙伴已经教会了他们如何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市场,二是中国加入WTO后,根据WTO的有关法律文件修订了《中外合资企 业法》和《中外合作企业法》,已经没有硬性的法律条文来规制它们的行为。也就是说,“婚姻法”修改了,外国资本可以与中国合作伙伴“离婚”了,一种合法抛 弃的方式!

  四、行业扫荡式并购的五大反思

  1、反思中国GDP增长的质量

  我们需要正确认识GDP与GNP的含义,才能准确分析我国GDP增长的质量。

  GDP即国内生产总值,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年内所有常住单位生产经营活动的全部最终成果,比如外资企业在中国境内创造的增加值就应计算在中国的 GDP中。GNP即国民生产总值,是指一个国家所有国民在一年内新生产的产品价值总和。GNP是按国民原则核算的,只要是本国居民,无论是否在本国境内居 住,其经营活动所创造的增加值都应该计算在内,比如中国企业在境外获得的收入就应计算在中国GNP中。国内生产总值GDP是一个“领土”概念,国民生产总 值GNP是一个“要素”概念。在经济完全封闭的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等于国内生产总值;在经济开放的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就不等于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 和国民生产总值是有联系但实质区别很大的指标。

  如果计算GNP的话,欧美国家会高出非常多,因为它们有大量的资本输出,把外国的“领土”作为它们控制的生产基地,获得了巨额的收入。如果计算 GDP,欧美国家在境外的收入就不能计算在内,而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很少向欧美国家输出资本,不会增加欧美国家的GDP。自从1995年,联合国把宏观 经济的统计指标从GNP改为GDP以后,就大大地虚增了发展中国家的GDP数值。

  近几年,我国GDP强劲上升,增长速度位居世界前列!但是,我们需要认真考虑一下,GDP的增长究竟反映了什么?是中国本国企业的增长,还是外 国资本在中国的增长?在外资巨头行业扫荡式并购中国企业的背景下,我们需要认真想一想,究竟是我国GDP的哪一块在强劲增长?GDP增长的质量如何?

  2、反思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制造”?

  工业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是衡量一国产业竞争力最常用的指标,近年来“中国制造”的工业品的全球市场占有率快速提高,是否真正反映了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有了显著的提高呢?

  我们需要在“中国制造”前面加个定语,才能真实分析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制造”包括“在中国制造”(MadeinChina)和“由中国制造”(MadebyChina)两种情况。

  “在中国制造”决定的是国内生产总值(GDP),而“由中国制造”决定的是国民生产总值(GNP)。外国资本(外国国民)在中国的产出计入中国 的GDP,却不是中国的GNP。外国资本大规模进入中国的必然结果是,中国的GNP将明显小于GDP,GNP增长率也会明显低于GDP增长率。

  “在中国制造”工业品的市场占有率的提高,是否可以表明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有了同样的提高?“在中国制造”工业品市场占有率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外资巨头在华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而不是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少于国内生产总值,如果长期存在这一现象,中国经济的前途和社会福利将会受到深远的影响。

  3、反思我们的税收政策

  在中国目前的税收体制中,只要外国资本参与和控制(持股25%以上)的企业就可以享受税收的“超国民待遇”。1994年税制改革后,中国施行内 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差别税率制,内资企业33%,外资企业15%。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多于内资企业,如“两免三减半”,税前扣除等政策规定也有差异,外资企 业的实际税负大大低于内资企业。

  外国资本在华的税收“超国民待遇”给我国经济带来三点不良影响:一是变相鼓励和刺激了大量的“假外资”企业产生,造成国家税收的流失;二是在与 外国资本的竞争下,内资企业一家接着一家地倒下,因为制造业是一个微利行业,这么大的税率差异导致同行业的内资企业处于严重不利的竞争地位;三是内资企业 垮台后,大批国有企业老职工下岗,既增加了财政补贴负担,又影响了社会稳定,同时在道义上不公平,兢兢业业工作一辈子,最后在在行将退休前沦落为下岗职 工。在国内资本大量闲置的金融环境下,现行的对本国企业极其不公平的差别税率制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4、反思我们的金融政策

  规模经济效益是制造业企业取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中国有句俗语“大树低下无小苗”,在一个充满企业巨头的行业里,小规模企业没有生存的基础。

  从产业组织结构来看,我国许多产业急需要通过兼并重组的方式快速做大企业的规模,以抵抗外资巨头的攻击。但是,产业整合需要巨额资本,整合资本从何而来呢?

  在证券市场不发达和严格管制的条件下,产业整合的资本只能来自商业银行。中国与美国的金融环境不一样,美国有发达的证券市场,企业都可以自主地 在证券市场上直接融资,例如美国的垃圾债券(即高收益高风险债券)曾为许多并购案例提供了强大的资本支持,中国目前没有这个途径。

  尽管原来的国家经贸委和现在的国家发改委都在鼓励产业内的并购重组,但是我国企业的自有资本根本无法支撑产业整合需要的巨额资金,大多数国有企业由于社会负担重,没有太多的资本积累;民营企业发展历史短,也没有资本积累。那么,中国产业整合的重任由谁来担当?

  我国现行的商业银行《贷款通则》彻底堵死了我国产业整合的这条路。目前仍在使用的1996年8月1日生效的《贷款通则》第20条规定:不得用贷 款从事股本权益性投资和股票投资。在2004年4月6日中国银监会公布的征求意见稿《贷款通则》第23条仍然规定:借款人不得使用贷款从事股本权益性投资 和股票投资。条文的不变,表明了中国银监会的强硬态度!

  中国的金融政策不改变这一条,中国内资企业就无法担当起整合产业的历史重任,国有企业不行,民营企业也不行。过去已有许多国有企业(如华源集 团)和民营企业(如德隆集团)试图“自觉”(华源集团周玉成语)地担当起这个功德无量的历史大任,但无一不是倒下的结局,传统产业本来就是微利产业,通过 地下钱庄高息融来的资本肯定要被利息负担彻底压跨,“无数英雄竞折腰”!

  既然民族企业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金融环境来承担起这个历史大任,那么只有全民族拱手相让外资巨头了!如果我国金融政策继续墨守成规,外资巨头行业扫荡式并购的风暴会来得更加凶猛!

  5、反思我们对外资巨头“不设防”的产业政策

  2004年11月30日,国家发改委和国家商务部最新修订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禁止或限制外商设立独资企业和外商控股的产业极少,甚至对矿产资源开采的限制也很少,对一般制造业几乎就没有任何限制,连部分军事工业也对外资开放。

  无论是恶意并购还是善意并购,任何国家对垄断都必须进行限制。在美国,对本国资本的垄断也是通过立法限制的。1890年,在对摩根和洛克菲勒等 垄断行为的抗议声中,美国诞生了第一部反托拉斯法《谢尔曼法》。1914年,美国又诞生了两部主要的反托拉斯法《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和《克莱顿法》,它们 与《谢尔曼法》共同构成了美国反垄断法律体系的主体。

  在我国,目前对外国资本的垄断式并购不加任何节制,任由外国资本巨头在中国的产业市场畅通无阻地展开“圈地运动”。现在,到了对这种“不设防”的产业政策进行深刻反思的时候了,外国资本巨头的“自由”是否破坏了我国产业良性发展的“自由”呢?

中国未来的一场金融恶仗——美国纸片买尽了中国的人力和物力�

中国未来的一场金融恶仗
——美国纸片买尽了中国的人力和物力资源

翟玉忠整理

2007-07-15

去年年底中国金融市场对外资全面开放后,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告诉国人,人民币升值是国力增强的表现,你的存款无形中有了增值;就像以往这些经济学家的其他倒霉预言一样,老百姓看到的是:房地产价格上涨,油菜价格上涨,吃的包子都越作越小了!

为什么这些经济学家的预言会失败?中国如何用金融手段保障普通百姓的利益?又如何为工业能力的强大保驾护航呢?本网采访了美国纽约、德国法兰克福、中国北 京的三位经济学者,他们分析了相关原因并提出了相当具体的政策建议。由于原文是谈话记录,所以我们也采用对话的形式。三位学者不愿透露自己的姓名,行文中 分别用纽约、法兰克福和北京代替。文责只能由整理者自负了。

一、中国是通过沿海地区向国外输血的

法兰克福:2006年12月11日金融市场全面开放前,同年10月底我们的官方外汇储备已经超过1万亿美元,包括外贸顺差累计为3930亿美元,同期吸收 外资累计为3690亿美元,到2005年底外债余额2810亿美元,三项合计为10430亿美元。于是经济学家努力给中国人制造一个假象,说中国人已经腰 缠万亿了,中国人富了!

北京: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近十年来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占GDP的比率一直在降低,已经达到了38%左右,要知道八十年代初这一数字曾达到67.5%。而 世界一般水平的消费率也要达到80%左右,好象有一种力量让中国人住不起房、上不起学,用日本学者的话说是中国越来越穷。

纽约:中国金融市场未开放前,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大,部分是出超(其实也是外资出口商),部分是外资的进入,投资、投机和抢占战略产业市场,更大的目标是金 融市场。到金融开放时,国际金融资本在中国取得地盘,中国的国家金融主权也将处于依附地位,人民币的中间作用会大减,那时人民币会大贬值。美国的策略是项 庄舞剑,开始是压迫人民币升值,目的是逼迫中国金融仅快开放。所以,人民币会还会继续升值,再加上投机,政府为保持人民币同美金的同步,又用人民币买美 元。这样的做法其实实际上是长期、大量补贴美元投资、并购,同时强制缩减国内工人和农民的实际工资,这也是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

北京:是这样的,在缩减国内工人、农民的实际收入方面主要是以通货膨胀和削减福利的形式实现的。因为要补贴美元,就要在国内市场上投放更多的货币;要劳动力价格更有竞争力,就要削减福利。

纽约:如果中国政府不用人民币买美元,就会触发人民币暴涨——美国人拿来一美元,你就要拿出相应的人民币,你要不拿出来,由于国际市场预期人民币被低估了,人民币当然会狂长,所以中央银行就在那被动地发行人民币。

北京:人民币投入到产业中去不赚钱,就投到房地产、股市中去,日用必须品价格也随之上涨,这简直是恶性循环。我看还不如买美国的国库券为美国建设服务更直 接些;现在改已经很难了,一百多年前,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曾说对外依附的经济体其沿海地区的社会风气也会改变,你们不在国内不知道,沿海地区对某些改革的 反抗力量是极大的,他们不想摆脱这种依附——利益太大了,中国是通过沿海地区向国外输血的。

二、美国人用印刷的纸片买尽了中国的人力和物力资源

法兰克福:买办无祖国!1961年日本的生产体系已经达到了“全面性”这个要害条件,本国重工业体系已经基本恢复,因此印刷出来的钞票就能够变成资本。中 国1980年已经具备了1961年的日本这个条件,可是当时的有人盲目追求外汇指标,将自己的货币发行同美元的引进挂钩起来,这是灾难性的。这样做在外汇 紧缺的时候还有点道理,但是长期这样干的结果则完全是灾难性的。

北京:请允许我引用一些数字,比较1961-1987的日本和1980-2006的中国,一个是26年另一个也是26年,结果日本在26年间人均收入超过 美国,而中国在26年间几乎将本土的自然资源耗尽,整整一代的青壮年被作为廉价劳动力遭受压榨,最后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4%不到;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 的我们的工业基础已经搭起来了,不需要大量在黑市上将人民币换成美元或者欧元才能够从国际市场上买到机器设备了。

纽约:买也买不到的,只能买到二流的,使你的经济依附于他的机器设备。但为了刺激出口,中国还是采取了禁盯美元的政策,也就是所谓雷打不动的一比八点三。

法兰克福:后来长时期内无论美元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变化,这个汇率从来没有变动过。使用这个固定跟紧美元的汇率,其实是单方面的开放。但美国的货币发行却 越来越不公开了,不断印纸片,中国人还是株守这一汇率,美国人就这样用印刷出来的纸片买尽了中国的人力和物力资源。

三、中国应当大量印纸币给工人农民

纽约:国际金融进入后,一朝人民币暴跌时,绝不会低于当初的涨势。人民币的大幅度涨和大幅度跌,会超过当年的日元,其严重性是致命的,一升一降,中国资产贬值,大部变成美元资产,中国的经济本身也会吃不消。这是国际资本的拿手把戏。

法兰克福:实际上汇率的涨和跌不重要,重要的是货币主权不能丢,不能像上次人民币升值一样被动。我的建议是在国内,让人民币贬值,在国外,要让它升值,然后再收取外汇提取费。

北京:您在国外长期研究金融、产业,怎讲。

法兰克福:货币发行不能由一个国家的金银储备和外国货币多少决定,目前中国应大量印纸币,将这些钱转移到工人、农民手中,当然也可以通过免费住房、医疗、 教育的形式实现。同时人民币升值,让外国人持有的人民币贬值——这要有节奏地作,好使中国外向依附型经济建立在坚实的国内需求基础之上。

北京:我知道,中国的金融政策执行者不会施行你的政策建议,他们最担心大规模的通货膨胀,你这叫背水一战。

法兰克福:但目前这种办法也许是唯一真正有效的方法,是的,稍有不慎,如果引起了恶性通货膨胀,那么农民就真的起来暴动了。抹平恶性通货膨胀必须满足以下4个条件:

1.要有高效率的强势政府。这一点取决于政治技巧和意志,要作到有令必行。

2.要有国有企业或者能够对内外资企业实施严格的监管。为什么要这样作,说白了,就是不要让老板们通过涨价的方式来对付大规模增加的货币。主要是设法对利 润分红的控制,企业的利润,大致有三个去向,一是投入资本当中,比如说扩大厂房,购买新机器;二是给工人涨工资,三是给老板增加利润。如果简单地大规模增 加货币量,而没有对公私企业强有力的监管,那么第三条将成为通货膨胀的最主要原因。

3.要有股票市场。股票市场是为了让剩余货币流回工业部门,从而实现货币到资本的转变。股票市场投机会有,要防止大的投机。

4.必要时候动用票证制度。票证一定要大规模地使用,千万不要以为票证意味着落后,千万不要!今天,大白菜,电,自来水,小笼包子涨价,对于百万富翁来 说,他们都不一定能够感觉到,但是对于几亿人来说,这几分钱拿几分钱的涨价,有可能是压断骆驼背的最后一根稻草。票证的根本意义在于,让那几亿人永远都还 能买得起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

纽约:一般经济学家都把当作物资短缺时代的金融工具,或计划经济时代的伤疤,票证的本质在于改变货币在某次交易中的价值。比如说,一张学生证,也是票证。 你拿着它进博物馆,门票价格就会降低。如何理解这个过程?我们可以说,票证改变了学生手中的货币,在交换博物馆门票这个过程中,货币的价值被学生证所改变 了。票证甚至可以是隐形的,比如说,自来水公司提出几种不同的供水方案:如果一个月用10立方米,那么是多少价格,如果用50立方米,那么又是多少价格, 如果用100立方米,那么价格又不一样,其实,就是三种不同的票证。

北京:福利可以说是一种票证吗?

法兰克福:福利不是票证。福利,不一定要求能够改变货币的价值,但是,福利制度可以通过票证的方式来表达出来。比如说西方国家就给穷人一些购物券,可以从一些购物点购买一些生活必需品。

北京:为什么要收取外汇提取费?

法兰克福:以前我们的外汇制度是单向透明,外商拿着美元就可以光明正大地走进银行,1美元提取8.3人民币,中国人拿着人民币,就只有鬼鬼祟祟地在黑市上 找美元,这叫做单向透明。我们要将过去的单向透明改成双向半透明,1美元现在比如说是4人民币,你外商拿着1美元走进银行只能换到4人民币可是,无论是外 商还是中国人(包括是家里没有关系的平民),拿着4人民币进银行也同样可以换到1美元。但是,想换多?不行,给我交手续费。比如说2万或者3万美元,那么 就收取高额的手续费。美国拼命压中国金融开放的目的是实现自由竞换,收取外汇提取费是釜底抽薪之举,那些投击资本会全部烂在锅里!

四、中国要“关门打狗”

纽约:德国的金融经验开拓了你的视野,这招儿叫“关门打狗”!

法兰克福:你说得对,就是关门打狗。现在中国的发展已经到了很关键的时期,我们输不起,蒋介石输了,宋美龄还可以到纽约住在豪华别墅里。如果我们打输,无 论是让外资将全中国的资产给卷走,还是引起了恶性通货膨胀,都能够诱发大规模内战。和美国这样强大资本强大的国家进行金融战,我们最多是惨胜;最后要进行 货币改革,让货币与国家的生产能力和资源获取能力相适应——挤出了泡沫,金融就会稳定了。

北京:货币转移到工人、农民手中实际上是政治行为,要全民福利体系同票证制度结合起来一起搞,这取决于政治意志,不单单是经济问题。廉价劳动力是目前中国 经济的优势基础,而价格适中的劳动力是未来中国经济腾飞的发动机。不是让与美元更近的少数人富起来,而是让老百姓富起来,在今天看来,它的政治经济学意义 远远大于它的政治宣传意义。

纽约:现在缺乏的是政治意志,大多数还是得过且过,再说目前表面上还过得去。但这场金融恶仗一定要来,你不打别人也要逼你打,所以我们早作准备比较好,哪怕只是理论研究和政策建议。

北京:狗在,就要咬人,不打不行,只是早晚问题,早比晚好!

美国减息将加剧全球经济的动荡性

美国减息将加剧全球经济的动荡性

易宪容

在9月18日美联储出人意料地降息50个基点,其消息一出,全球股市为美联储局重手减息出现异常亢奋状态,美股当天急涨2.5%,创下近五年最大升 幅,亚太区股市普遍上升超过3%,港股更升近4%。同时,以美元贬值、油价飚升和黄金升值为表象的“三金(美金、黑金和黄金)异动”更是引人注目。9月 18日,金价上涨至每盎司739.50美元,为自1980年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油价再创历史新高,收于每桶82美元以上。美元兑各主要货币汇率大幅下 挫,跌至15年最低点,“强势美元”彻底打入了历史深渊。也就是说,美联储出人意外地降息,让整个世界经济完全进入动荡不安的时代。

那么,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进行这种出于市场预预料之外的减息?用伯南克的话说,美联储下调利率,目的就是试图防患于未然,阻止 信贷环境趋紧对更广泛实体经济可能造成的影响,就是希望通过降息来恢复市场信心及提振美国之经济。因为,在伯南克看来,最近美国发生的次按危机已经造成了 全球金融市场的损失,甚至于这种损失远远超出人们对这些贷款损失的最悲观估计。而美国财长汉克•保尔森向美国国会表示,美联储的降息决定有助于稳定金融市 场。

但是,实际情况是否如此,伯南克这样的降息行为是十分令人质疑的。国内有学者认为,这是美联储出的一招“蠢招”。因为,就目前美国的经济形势来看, 即使是有最近次按危机的冲击,但是实际并没有到美联储降息的时机,更没有到美联储要如此重手降息50个基点的时机,而美联储这次减息更重要的是屈从华尔街 的压力。如果说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仅是屈从于特殊利益团体的愿意,那么今后的美联储政策的公信力将遭遇极大的信度威胁,以后美联储对市场的独立性也会减弱。 如果一家央行对市场信度减弱,如果一家央行独立性受到市场质疑,那么今后美联储货币对市场的影响自然减弱。可以说,这是这次降息最为负向影响的方面。

现在,我们回到美联储这次减息的原因来看,这次减息旨意在于阻止信贷危机或金融市场动荡对整体经济带来负面冲击,以此提振经济温和增长。但是,我们 应该看到,这次次按危机的原因是什么?是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不够,是美国的货币政策过于紧缩,这些都不是,而且恰恰相反,最近发生的次按危机最根本的原因是 美联储从2000年以来刻意降低利率(美国利率水平曾达40年来最低),让整个流动泛滥的结果。如果不是美联储这种刻意降低利率的政策,让大量信用等级不 高的住房信贷消费者进入房地产市场,那么就不会产生次按危机的根源。有了次级信贷,然后在美国所谓金融创新工具的包装下,这种次级信贷的风险自然会在整个 金融市场蔓延。而这才是美国次按危机的根本所在。

美联储这次降息,表面上是要阻止次按危机进一步蔓延,以此来稳定整个金融市场,但这仅是短期行为。美联储这次降息短期内是能够让危机重重的金融市场 有喘息的机会,但实际上为下一次美国及世界金融市场的危机埋下伏笔。因为,很简单,这次次按危机基本上是高风险的住房消费者或投资者、高风险的金融衍生工 具所造成的。这些投资者为什么愿意进入这些市场高风险的市场或金融工具,就在于如何获得更高的回报。而从市场的法则来看,无论是高风险还是高回报,两者应 该对称的,风险与回报也是完全由进入这些市场的投资者来承担。但是当这种基本的市场法则改变时,那么这个市场的基本法则也就不存在了。因为,各国央行及政 府对次按危机救助,无论是大量注入流动性还是降息,其实就是对这个高风险的市场做出隐性担保。即市场或金融工具是在高收益时,其收益则归进入这个市场的投 资者获得,而市场出现风险时,政府以稳定金融为名来承担其风险。这就是华尔街的压力所在。如果这样的风气一开,那么国际金融市场的投资者岂能不蜂拥而入高 风险的市场?所谓的新的金融创新工具岂能不大行其道?这样,这次美联储降息表面上是要稳定国际金融市场,但是实际上是在为未来的国际金融市场制造动荡的根 源。

还有,21世纪以来,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很大程度是各国央行采取完全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的结果。这种完全宽松的货币政策必然会导致整个国际金融市 场的流动性泛滥。而整个国际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泛滥,不仅使得世界各国两大资产价格快速上涨(如股市及楼市,如美国的道指近几年也上涨40%以上,世界各国 的房价都在快速飚升),而且导致世界许多大宗商品的价格快速飚升。可以说,只要世界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泛滥不改变,这种现象就不会改观。而国际金融市场的流 动性收缩,最为重要的方面就是美国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但是,美联储这次减息不仅不是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而是反其道而行之,这必然会加剧国际金融市场的 流动性泛滥。如果国际金融市场把这次行为解读为联储局关注倾向已经转变,市场开始预期联储局未来将有更多减息行动时,那么国际金融市场流动性会更多加泛 滥,国际金融市场的风险会进一步推高,从而使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会进一步加剧。

事实上,美联储减息一宣布,美元就遭市场大举抛售,美元指数上一周下跌1.3%,也是该指数连续第3周下跌,上周跌势也是自06年11月来跌幅最大 的一周。受到对未来利差预期的提振,欧元创出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4118,上涨216点,涨幅为0.16%。加元受商品价格以及原油价格走高提振,加 元最终跌破1.0000下方波动,汇价曾跌至31年来新低0.9945。还有,黄金、原油的价格波动也是如此。

而美元的走低、原油价格大幅上涨,不仅不能够提振美国经济,反之可以成了美国经济以及世界经济动荡的根源。因为,美元的走低一定会严重影响国际上对 美国经济信心,从而使美国的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进一步恶化。而黄金、石油快速上涨,对美国经济的冲击与影响也可能大超出市场的预期,最终将恶化整个国际市 场的经济环境。因此,正如有国内学者指出的,在美联储降息之后,不仅没有稳定美国国内金融市场,提振美国的经济,反而增加了短期美国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因 为,降息将导致市场对美国经济的信心趋弱,对美国经济的投资信心下降,并将扩大对美国经济、金融的不利影响,最终会不利于美国经济增长,甚至会加大国际金 融市场环境动荡及金融危机的产生。

总之,这次美联储降息对国际经济影响还有待观察,但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却不可低估,它将加剧世界经济动荡。对于中国来说,尽管我们金融市场是一个封 闭的市场,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中国经济要想独善其身是不可能的,该事件同样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与影响,因此,如何来面对这种世界经济动荡 带来的影响与冲击,中国应该要有所准备。

星期一, 9月 24, 2007

美国前劳工部长:资本主义是怎样扼杀民主的

资本主义是怎样扼杀民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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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9/10月号发表文章,题目是“资本主义是怎样扼杀民主的”,作者是美国前劳工部长、加利福利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教授罗伯特·赖克。文章认为,资本主义和民主不再像以前那样齐头并进,两者开始分道扬镳。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茁壮成长,而民主却脆弱无力,无法解决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原因在于以盈利为目的的公司具备了越来越大的政治影响力,并取代了民主制订生活规则。文章摘要如下。资本主义成长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以为,资本主义和民主是密切相关的两大思想支柱,它们能给全世界带来前所未有的繁荣与自由。普遍看法是,只要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其中之一蓬勃发展,另一个必然会紧随其后。然而如今它们的命运开始分道扬镳。资本主义在茁壮成长,民主却难以为继。从俄罗斯到墨西哥,许多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国家只是名义上实行民主制。它们遇到了近年来也困扰着美国民主制的那些难题,致使各大公司和精英阶层倚仗迅猛发展的经济,削弱政府体察民情的能力。当然,民主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自由公正的选举。这种体制所要实现的是公民齐心协力推动公益。虽然自由市场给许多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却也带来了收入和财富分配日益不均、工作岗位没有保障和全球变暖等问题。民主的初衷是让公民以建设性方式解决这些问题。然而没有哪个民主国家有效地控制了资本主义的消极副作用。资本主义的作用是做大经济蛋糕,仅此而已。虽然资本主义变得十分迎合人们作为个体消费者的需要,民主却在艰难地行使其基本职能,即:申述并捍卫公益、帮助社会实现增长与平等。在最佳状态下,民主能让公民集体讨论应如何切分蛋糕和决定哪些规则适用于私有财物、哪些适用于公共财物。如今这些任务逐渐被交给了市场。现在急需的是划分全球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的界限———一面是经济游戏,另一面是如何为它制订规则。假如说资本主义的目的是允许公司尽情参与到市场之中,那么民主的任务就是阻止由这些经济实体来制订我们的生活规则。民主脆弱无力在美国,关于经济变化的讨论往往发生在两个极端的阵营之间:一派想让市场不受阻碍地主宰一切;另一派想保护就业岗位和维系社会的本来面貌。在争论中,消费者和投资者几乎总是获胜。这并不局限于美国。欧洲最近的公司调整浪潮动摇了这个大陆致力于就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一贯信念,这让欧洲人争论不休,焦点是他们是否主张在国内外社会代价日益上升的情况下谋求全球资本主义带来的私利。以汽车工业为例。2001年,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亏损严重,原因是欧洲的汽车买主抛弃该公司转向汽车售价较低的竞争对手,为此公司将全球员工裁减了2.6万人。如今,欧洲消费者和投资者的状况越来越好,但工作没有保障和不平等现象日益加剧,就连为制止市场不公正现象而建立的社会民主国家也不例外。面对这种变化,欧洲的民主国家表现得麻木不仁,公民表达反抗情绪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大规模抵制和罢工。在日本,许多公司废除终生聘用制、裁减员工和关闭亏损生产线。曾经以“全民皆中产阶级的社会”而自豪的日本开始暴露出明显的收入悬殊。跟世界上许多自由国家一样,日本的民主脆弱得无力应对自由市场酿成的诸多社会苦果。公司制订规则民主国家的公民有能力改变游戏规则,然而我们逐渐把责任交给了私营部门———公司以及它们的游说队伍和公关专家。但它们本身并没有责任解决不平等问题或保护环境。我们忘了它们只保证盈利。为什么资本主义取得成功而民主式微?民主日渐衰弱主要是因为各公司日益激烈地争夺全球消费者和投资者,于是把越来越多的钱用于游说、公关乃至贿赂和回扣,设法出台使它们在与对手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的法律法规。结果形成一场争夺政治影响力的竞赛,它淹没了普通公民的声音。公司逐渐制订它们自己的规则,同时被委以某种社会责任或道义。然而资本主义的目的是为消费者和投资者谋利,没有人授权公司主管人员在盈利的同时兼顾公益。民主的职责本应是代表公众划分这种界限。说得明白一点吧:民主的目的是实现我们以个人之力所无法实现的目标。但假如公司利用政治来加强或维护它们的竞争地位,或者貌似肩负起它们实际上没有能力或权力去履行的社会责任,那么民主就不可能完成这一任务。那样一来,社会就无法兼顾促进经济增长和消除社会难题。

星期日, 9月 23, 2007

美金融战爭早已开打,中国处境艰难!

股市你挣了钱,楼市你挣了钱。请先不要乐,你只是在为自己挖坑。说白了,你就是你的掘墓人。 有钱,大家谁不盼望,但,钱是相对的,也是最靠不住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有多少人哭著喊著卖出本幣,兑换美元。所以你今天挣了钱,你只不过是在享受摇头丸带来的快感。还是想想如何配合国家,做一些保住胜利果实的事情吧. 现在很多国人都很关心人民幣升值这个话题,但又不了解美国迫使人民幣升值的真正意图何在,现在鄙人就此浅薄的发表一下我的个人看法!   相信大家对80年代的“日本经济衰退”和90年代的“亚洲金融风暴”及“香港的香港金融保卫战”吧!也许有人会说那是国际投机集团“美国索罗斯財团”搞的,但是,你就没有想过它背后难道就没有美国政府的支持了吗?下面,我仔细分析一下这些事件的前因后果你就会明白了。   从1980开始的,特別在1990年至1995年,第一名的美国和第二名的日本之间的GDP差距是多少?日本GDP超过美国GDP的一半!这也是目前为止唯一一次其它国家和美国的经济差距缩小到一半的程度。日本人在欢呼:只要超过美国的GDP,日本就可以恢復“正常国家”了!美国人没有吭声。   按理说,日本还是美国的盟国,其经济也是美国扶持起来的,美国也没有分裂日本的必要(要分裂,二战时就分裂了,也不用等到80-90年代)。美国也不可能对盟国日本使用“顛覆性煽动”,眼看著美国是阻挡不了日本经济的发展前景的了!世界各国都在兴奋的期待著日本GDP超过美国GDP的那个“歷史性时刻”!日本企业更加疯狂,美国经济的像征--洛克菲勒广场被日本人买下了!美国的精神像征--好莱坞被日本人买了!美国人民的心情一下子掉到了谷底。“世界第一”就快保不住了!美国人民的荣耀感在急剧下滑,民间开始蔓延仇日情绪。   1980年,日本的GDP就快到美国的一半了。有一件事情在1985年发生了,1985年美国拉拢其它五国(7国集团)逼迫日本签署了。以“行政手段”迫使日元升值。其实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日本央行不得“过度”干预外汇市场。日本当时手头有充足的美元外汇储备,如果日本央行干预,日元升不了值。可惜呀,日本是被去了势的太监。美国驻军、政治渗透、连宪法都是美国人帮它度身定做的,想不签广场协议都不可能。 日本最后的结局大家也知道了。1985年9月的广场协议至1988年初.美国要求日元升值。根据协议推高日元,日元兑美元的汇率从协议前的1美元兑240日元上升到1986年5月时的1美元兑160日元。由於美国里根政府坚持认为日元升值仍不到位,通过口头干预等形式继续推高日元。这样,到1988年年初,日元兑美元的汇率进一步上升到1美元兑120日元,正好比广场协议之前的汇率上升了一倍。   美国人满足了吗?没有。接著看下去,从1993年2月至1995年4月,当时克林顿政府的財政部长贝茨明確表示,为了纠正日美贸易的不均衡,需要有20%左右的日元升值,当时的日元汇率大致在1美元兑120日元左右,所以,根据美国政府的诱导目標,日元行情很快上升到1美元兑100日元。以后,由於克林顿政府对以汽车摩擦为核心的日美经济关系采取比较严厉的態度。到了1995年4月,日元的汇率急升至1美元兑79日元,创下歷史最高记录。   日元升值的后果是什么?洛克菲勒广场重新回到了美国人手中,通用汽车在这个广场的一卖一买中净赚4亿美元!日资在艰难度日中大规模亏本退出美国。美国人民胜利了!成功的击退了日本的经济进攻!我们可以从事例中看看1995年之后,日本和美国的GDP之比重新拉开了距离,而且越来越大! 可能有些网友还是没有明白,日元升值怎么啦?跟我们的谈论有什么关系?日元升值,就是美国对日本的一次经济阻击战!成功的把日本20多年的发展財富大转移到了美国去了。 下面我给个例子大家就清楚了。   假设我是美国財团,我当然知道1985会发生什么,假设我在1983年吧,我用100亿美元兑换成24000亿日元,进入日本市场,购买日本股票和房地产,日本经济的蓬勃导致股市和房地产发疯一样的上涨,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日元开始升值,到1988年初,股市和房地产假设我已经赚到了一倍(5年才翻一倍是最低假设了),那就是48000亿日元。   这时,日元升值到1:120。我把日本的房地产和股票在一年中拋售完,然后兑换回美元,那么,就是400亿美元!在5年时间中,我净赚300亿美元!(还是最低假设)。那么日本呢?突然离开的巨额外资就导致了日本经济的崩溃!经济学用词叫“泡沫经济破灭”。这就是日本常说的:“失去的十年”。而我连本带利的400亿美元回到美国,你想一想,美国经济能不旺盛吗?!!日本“失去的十年”,却正是美国“兴旺的十年”!看看我的上表就知道了。 我说的只是美国財团中的一个,其它財团呢?嘿嘿,而且我的假设还只是到1988年,如果是到1995年,日元升值到1:79,你我能想像美国在这场经济战爭的胜利中,到底从日本刮走了多少財富?   美国赚够了,日元现在又重新回到了1:140的位置上,美元的坚挺依然和30年前一样!美元暂时性的贬值,並没有损害到美元的国际地位。这场美日的经济战爭,以美国完胜而告终!!   美国人玩上癮了。1998年,同样的手法在东南亚四小龙四小虎身上又来了一次,这就是亚洲金融风暴!唯一不同的,这次不需要广场协议了。因为亚洲这些小虎小龙的外汇储备们直接阻击就可以大获全胜!但是,还是没有战胜財大气粗、军事强盛、奉行霸权主义的美国,结局大家也看到了,东南亚货幣在先升后跌中,经济发展的成果被美国抢掠一空!!   唯一市场硬挺住了索罗斯的进攻而没有经济崩溃的就只有回归后的香港,保住了香港几十年的发展果实。当时索罗斯发动世界舆论(包括香港舆论),大肆攻击香港政府(中国政府)“行政干预市场”,违反市场经济规则、没有民主自由,要是当时中国屈服於世界的舆论压力而不运用“宏观调控”进行入市干预,那將酿成大祸,又不知道要有多少国人向当年的日本那样因破产而跳楼自杀了!   当时的曾荫权后来说过:“决定政府入市干预的前一晚,我坐在床头哭了,不是为我自己,而是怕这个决定如果错误了,害了香港,我怎么向中央政府向市民们交代。”大家现在知道为什么美国一再要求他国“新闻自由”、“市场经济”、“民主人权”是建立在自己利益的基础上了吧,知道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的正確性和优势所在了吧。   美国停手了吗?没有,因为我过综合势力的增长国力的增强威胁到了美国的根本利益和“世界第一”的权威,近来“中国公开支持因儿子丑闻陷入困境的安南,指责美国故意借题发挥进行人生攻击。”就是最好的证明。所以美国心里就不痛快了,就要整人了,现在强迫人民幣升值就是消弱中国的第一步,各位明白了吗?知道为什么中央政府突然狂力打压上海和北京的房地产市场?知道为什么中国股市那么惨了吗?央行行长周小川在3月还是4月曾说了一件事情:“有一个40亿美元的外资在上海炒房地产,已经退出中国了这样的外资,不要也罢!”明白了吗?中国股市是一个弱势股市,很容易被美国財团利用。 中央不可能放松对股市的控制,否则中国经济將会在外资的攻击中崩溃!前段时间,也就是今年的12月初又有一个240亿美元的外资財团撤离中国上海。现在,大家对国家的宏观调控的优势有所理解了吧,知道了国家出台那么多针对房地产的政策是多么的明智和及时了吧!   现在各位知道为什么中国要实行国家外汇管制、汇率控制、打压房地产、控制股市、知道为什么中国要保持巨额外汇储备,为什么最近央行又出台了新的房地产贷款规定,为什么中国政府一直要求进出口贸易平衡,为什么要扩展东南亚贸易市场和欧盟市场,为什么要加WTO了。   而如今的美国就是以军事上的侵略战爭为手段,达到奴役和剥削对方为目的的真实意图(对实力弱小的国家而言),看看如今的“伊拉克”就明白了,美国实际上是侵略占领了伊拉克,控制了伊拉克的石油,以此来满足美国国內巨大的需求量;而对实力强的原苏联(原苏联拥有制对方死地的核力量),美国就只有发动经济进攻来拖垮他们,苏联的分裂就是最好的例子。   也许有的人要说,那是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和当时苏联国內政策导致了原苏联因经济崩溃而解体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进行军备竞赛是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当时的美国经济实力比苏联强,所以,美国胜利了而苏联解体了。现在轮到我们了,我国现在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都没有冷战时期的苏联强大,相同点是我国同样也拥有毁灭美国的核武器,只是数量少了一点而已。那在这一轮中,就要看我国领导人的智慧了,建立合理的政策来规避风险,保护自己是当务之急(可喜的是,现在我国已经在这样做了)。 可是,美国也没有闲著,而且,作为经济进攻的第一步他们已经早早的迈出了,向美国“凯雷財团”这样的世界性投机財团收购中国的“徐州重工”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很多了,在这里我就不一一例举了。他们的目的很明確,控制中国的核心技术,进行世界性的技术垄断。同时乘汇率没有变化之前以美元套取人民幣,迫使中国央行大量发行人民幣以应付大量的货幣兑换需求,为拖垮中国经济打下伏笔。这还是明的进入,暗地里的就更无法统计了。 说到这里,也许有很多人不明白大量美元兑换人民幣的行为与拖垮中国经济有什么关系。在这里,我解释一下:在正常情况下,在没有大量美国財团恶意涌入中国用大量美元换取人民幣之前,我国的经济形式是相对稳定的,我国发行的人民幣数量应等於我国人民积累的財富数量。 而大量的恶意的国外財团的资金涌入中国,需要兑换大量的人民幣,使得国內人民幣的流通数量大大超过我国人民所积累的財富数量。而这些人民幣全部投入少数领域,表面上是拉动了我国的经济,使国內的消费量变大,实际上也使得资产价格大幅上升。 据统计,目前在国际上金融市场上的投资有136万亿美元。其中只要有1%即1.36万亿美元涌入中国进行投机经营,按现在的汇率,我国就要发行10.6万亿元人民幣。 如果人民幣升值15%,他们再用手头的人民幣套取美元,他们將换回1.56万亿美元,而中国外汇储备是0.2万亿美元,也就是说一进一出,这些投资资金多了2000亿美元,而中国这么多年充当血汗工厂所挣来存在国库中的2000亿美元一分不剩,留给中国的是当初为应付这1.36万亿美元而发行的10.6万亿的人民幣。2006年中国GDP是20万亿,物品是这么多,而钱却多了10.6万亿,那就意味著所有商品都要打折到原来的2/3。恐慌情绪將在社会上蔓延,炒房者为了变现到时可能会出七折、六折、甚至三折出手手中的房子。大批市民破产,牵涉到银行破产,整个国家经济崩溃,我们手中的財富一文不值了。   到时国人乃至世界將会对中国失去信心,不再储备和使用甚至拋售手中储备的人民幣,使中国的外贸活动受挫,最终导致中国国內的通货膨胀,对外导致信誉危机从而导致金融危机。就向40年代的通货膨胀那样一盒火柴要卖几百块。如果我国政府在这次的人民幣汇率这件事上决策错误,那么到时中国近30年来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就可能落入他人之手。

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的内部构成及相关理论分析

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的内部构成及相关理论分析

吴 波 

摘 要:由于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没有发生质的变革,探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结构的新变化实际上就演变为关于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阶级内部构成变化的研究。在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方法,分析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各阶级内部构成新变化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还对“企业经营管理者是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并取得统治地位”、“脑力工作者是不是知识阶级”和“‘新中间阶层’是不是中间阶层”等相关理论热点问题进行了探讨。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认为,阶级结构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在阶级问题上的经典论述。 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出发,探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结构的变化,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变化的分析无疑是一项前提性的工作。一般而言,一个社会的所有制一旦确立之后,就具有稳定性即保守性的特征,这与因科技进步所导致的生产方式即分工与协作的发展无疑形成了矛盾,这种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导致社会形态的变迁。我们首先承认,新的科技革命虽然极大地改变资本主义的分工与协作的深度和广度,但并没有造成社会整体的革命局面,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也没有由此发生质的变革。由此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结构变化的研究,主要是在对其内部结构变化加以考察的基础上展开的。同时也应该看到,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生产和资本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一直处于不断调整和变动之中。这一点符合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的本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阶级内部构成也因之始终处于变动之中,由此构成了探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结构变化的实践依据。 一、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的内部构成及相关理论分析 1、分析资产阶级内部构成的三个维度 (1)从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的角度看,食利资本家和企业经营管理者作为资产阶级的两个基本阶层进一步发展。二战以来,由于科技的进步,企业规模的扩大,以及生产对资本需求量的增加等诸因素的共同作用,资本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进一步发展,导致食利资本家阶层即“以‘剪息票’为生”的食利者阶层迅速发展,数量不断增大。在美国,食利资本家中的百万富翁的人数,1948年为1.3万人,1980年为57.4万人,32年间增加了40多倍。食利资本家的利息收入从1948年的18亿美元增长到1990年的4671亿美元,50年间增长258倍。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的发展在培养出一个迅速增长的食利资本家群体的同时,也造就了一个不断增加的企业经营管理者队伍。该阶层的特殊性表现在:第一,他们不是一般的管理人员,而是在私营和国营企业中担任董事长和总经理、首席执行官(CEO)等职务的高级管理人员,控制着重要的生产资料,掌握着决策和经营管理权,发挥的是“职能资本家”的作用;第二,他们获得的不仅仅是一般的劳动力工资,在其高额的工资和附加收入中隐藏了利润,即雇佣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有的还直接持有企业的大量股票,分享股息和红利。他们自身虽然不是资本所有者,但由于代表了资产者的利益,并和食利资本家一道分享了雇佣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决定了它的资产阶级属性。随着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由具有较高科技知识和管理技能的“精英”组成的这一阶层,成为资产阶级内部最活跃的一支“新锐”。 (2)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管理社会职能的不断扩展,政府管理机构不断膨胀,特别是在20世纪60—70年代所谓“专家治国论” 的舆论主导下,经过专门教育具有相应的专业知识和经验的高级知识分子阶层不断扩大,“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也随之相应不断发展。所谓“政治精英”,主要指掌握着国家行政和政治的权力的资产阶级政党的上层人物和政府高级官员。作为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该阶层成员一般都出身于资产阶级,具有财团背景,与垄断资产阶级具有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其中一些人本身就是资本家,体现了垄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政权密切结合的深度。所谓“知识精英”,主要是指从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肩负着提出维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理论和政策主张的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该阶层的特殊性在于作为资产阶级的“思想库”和“智囊团”存在的意义,体现了资产阶级社会分工的深度。在这两个阶层中间,有的虽然“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相隔天壤”。但使他们成为某个阶级代表人物的主要原因是,是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他们或者是资产阶级的“管家”,或者为维护和发展资产阶级的利益出谋划策。基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作为资产阶级社会主干的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和思想代表构成一个完整的资产阶级的基本框架,而后两个阶层的形成和发展则标志着这个阶级的完备和成熟程度。 (3)从资本规模状况看,随着资本和生产的高度集中和垄断,大型垄断资本家阶级数量不断增长。美国《财富》杂志根据2004年公司经营收入情况公布了美国最大的500家公司的最新排名。沃尔玛公司2004年收入为2881.89亿美元,比 2003年增长11%。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以2707.72亿美元再次排名第二,其石油因油价攀升比 2003年上涨了27%,其利润则连续2年位居《财富》排名榜首,赢利额达253亿美元。这家杂志从1954年开始每年公布一次美国500家最大公司经营收入排名榜。自那时以来,曾排名首位的只有沃尔玛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和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其他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在日本,三菱等6大财团控制着日本几乎所有重要工业;在法国,200家最大的工业集团控制了法国一半企业。需要指出的是,垄断资产阶级的发展并没有使他们失去国籍而成为所谓“超国家”的阶级。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跨国公司虽然对母国政府的依赖程度逐步降低,但任何一个主要跨国公司的控制权都牢牢地掌握在某一个国家的手中。同时,垄断资产阶级的迅速发展并没有由此改变中等资本家阶层仍然是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的主体的判断。随着社会需求的日益多样化,第三产业迅速发展,以及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推动了生产更加专门化,并且,大型垄断企业出于自身利益的要求,往往需要中小企业承担提供零配件的职能,在这种条件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小企业依然存在着较大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不过,与大型垄断资本集团相区别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其中大多数中等企业的资本家仍然采取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合一的形式。 2、关于“企业经营管理者是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并取得统治地位”的理论分析 对于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的现象,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认为,20世纪初投资银行家通过设置专职经理,实现了财产和家族的彻底分离,导致了家族资本主义的瓦解,并且“让位于社会流动”。在他看来,作为“企业组织者”的这些专职经理,通常是一些工程师,是一个“特殊的集团”。“他们义不容辞的使命是建立一个新的经济形式。”并且,由于缺乏一个受传统支持的阶级地位,他们需要意识形态来证明自己的权力和威望。他认为,现代西方社会权力和阶级地位似乎正在进行两个“悄无声息” 的革命。一个是权力获取模式的变化,单单的继承权已经不再是决定一切的因素;另一个是拥有权力的性质本身的变化,技能和政治地位而不是财产,变成了权力得以确立的根据产由此出发,在他的视野中,企业经营管理者这个“特殊的集团”的形成实际上已经具有了作为一个阶级并取得统治地位的意义。 丹尼尔•贝尔从现象上注意到20世纪资本主义的变化,但由于方法论的差异,结论与马克思主义大相径庭。马克思主义认为,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马克思指出:在股份公司内,“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即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即单纯的货币资本家。”“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进一步分析指出:“资本主义的一般特性,就是资本的占有同资本在生产中的运用相分离,货币资本同工业资本或者说生产资本相分离,全靠货币资本的收入为生的食利者同企业家及一切直接参与运用的资本相分离。”随着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拓展,这种分离就不仅表现在一国内部而且具有全球性的特征。对此,列宁认为,所谓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意义,就在于“这种分高达到了极大的程度”。“帝国主义的趋势之一,即形成为‘食利国’、高利贷国的趋势愈来愈显著,这种国家的资产阶级愈来愈依靠输出资本和‘剪息票’为生。”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史验证了上述论断的科学性。 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企业经营管理者始终不具有作为一个独立于资产阶级并替代资产阶级统治地位的意义,它的出现和发展只是进一步丰富了资产阶级的内部构成。应该看到:继承权确实已经不再是决定一切的因素,但仍然作为主导性的因素发挥着作用,拥有权力的性质也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技能和政治地位的意义只是获得了与财产发生联系而取得权利的机会。管理权与所有权虽然实现了“分离”,但“分离”的并非“彻底”,并不意味着管理权获得了一种绝对独立性的存在。这是因为,这种“分离”,并没有弱化或取消资本所有者对企业的控制权,所改变的只是控制的形式。也就是说,资本所有者作为社会统治阶级的地位从来不愿也没有发生任何意义上的根本性转变。企业经营管理者之所以获得统治地位,并不在于他们因拥有的知识和技术而独自取得了一个新的阶级地位,而在于由这些知识和技术作为中介而取得与资本的联系。这同时也就决定了这种统治地位的不彻底性,即企业经营管理者阶层的权力归根到底始终从属于企业资本所有者的权力,企业的最终决定权和最终控制权始终掌握在资本所有者手中。 二、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内部构成及相关理论分析 1、分析工人阶级内部构成的四个维度 (1)从工人阶级的社会来源结构看,主要表现出两个方面的新变化:一是女性工人数量增加。随着妇女教育水平的提高,女权运动的发展,第三产业的扩大以及政府鼓励等因素的影响,妇女就业呈现出逐步增长的趋势。据国际劳工局统计,2000年,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日本女工占职工总数的比例分别为46.5%、45%、43.9%、45.1%、40.9%,而1950年则普遍为30%左右。二是外籍劳工和移民增加。20世纪80年代经济全球化以来,随着世界政治和经济局势的变化,交通运输和通讯技术的进步以及国际劳动市场的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外籍劳工和劳动移民的数量明显增加。有学者指出,当前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移民工人约占工人总数的10%。移民主要从欠发达国家流向世界高度工业化的地区。以美国为例,20世纪60年代以前,82%的移民来自欧洲,到了90年代,80%以上的移民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另有资料表明,由于与邻国之间在经济实力上的显著差别和本国劳动力短缺,在日本,未获得工作许可即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外国工人数量一直呈增加的趋势。据亚洲劳工解放合作网估计,1991年该数目高达30万。 (2)从各产业工人的构成比重看,随着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中比重的提升,从事第三产业的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中所占比重越来越高。二战以来,从事教育、文化、医疗卫生、通讯、交通运输、银行等服务行业的劳动者大量增加。以美国为例,从1900年到1997年近百年间,从事运输、邮电、贸易、金融、教育等各类服务业的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员,在总就业量中的比重,由37.90%上升到81.2%。而第一、二产业的就业人数合计所占比例则从1900年的62%下降到1990年的31%。 (3)从脑体工人的构成比重看,随着科技进步以及第三产业的发展,知识型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中所占比重越来越高。也以美国为例,在美国全部就业人口中,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工人,1950年为36.7%,1996年则上升到58%。 (4)就业方式和获取报酬等方式趋于多样化导致工人阶级的内部分化并具有新的特点,这是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显著变化。就业者群体本身的地位不仅因劳动市场状况而分化,而且“因劳动合同的种类(是核心职员还是临时工)、劳动岗位的稳定程度(是在主公司还是在供货公司工作)、籍贯(是本国人还是劳动移民),或劳动关系(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而分化”。法国学者让•罗金指出,经济全球化以来的新经济,创造了一批新型的雇佣劳动者,他们的工作条件(灵活工作时间或自愿超时工作)、获取报酬的形式(如股票期权制)以及同雇主的关系(如不是被解雇,而是自由流动等等)和工会的关系(不参加工会,同雇主进行个别谈判)都与传统工人不同。目前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非全日制工人平均占就业总数20%左右,有的国家高达38%,而且还在增加。德国《时代》周刊2005年3月10日报道,今天,超过40%的日本雇员是非全日制职工,人数为20年前的2倍。 2、关于“脑力工作者是不是知识阶级”的理论分析 针对脑力工作者大幅增加这一阶级结构的新变化,西方社会有关“知识阶级”问题的探讨逐渐泛起。认为脑力劳动工作者是“知识阶级”的观点,所依托的是以知识作为阶级划分标准的理论基础。而在马克思看来,阶级首先是一个经济概念,直接取决于人们同生产资料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知识虽然是创造价值所不可缺少的条件,但并不是一种生产资料,它只有同生产资料相结合,共同由劳动者使用才能构成创造价值所必需的条件。也就是说,“知识阶级”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换句话说,拥有所谓的知识生产资料的知识阶级是不存在的。 西方一些学者提出“知识阶级” 的观点,反映了他们为所谓的工人阶级“中产阶级化”的观点服务的企图,想突出说明的是随着劳动方式和职业技能的变化,工人阶级逐步向中产阶级的方向转化,以满足于他们消除阶级矛盾和对立的主观臆想。姑且不言他们心目中的中产阶级本身就不是一个稳定的统一的存在,事实上,脑力工人阶级数量的增长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必然结果。从事脑力劳动的雇佣工人依然是与资本家阶级对立的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马克思从未将这一阶层排除在工人阶级之外。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提出了“总体工人” 的概念。他指出,“随着劳动过程本身的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它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马克思还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恰恰在于它把各种不同的劳动因而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或者说,把以脑力劳动为主或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各种劳动分离开来,分配给不同的人。”但他同时强调:“这一分离也丝毫不妨碍这些人中的每一个人对资本的关系是雇佣劳动者的关系,是在这一特定意义上的生产工人的关系,所有这些人不仅直接从事物质财富的生产,并且用自己的劳动直接同作为资本的货币交换,因而不仅把自己的工资再生产出来,并且还直接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他们的劳动是由有酬劳动加无酬的剩余劳动组成的”。 三、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间阶层的内部构成及相关理论分析 1、旧中间阶层和新中间阶层 将农村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职业者纳入中间阶层的分析框架,应该是确凿无疑地忠实于马克思的立意的。由于这些社会群体中大多数阶层的存在是与作为资本主义起步阶段的社会历史条件相一致的,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逐步深入和资本主义向自身更高阶段的发展,它们逐渐丧失了存在的社会历史条件而处于不断削减的境遇之中。具体分析如下:第一,农村小资产阶级,即经营家庭农场和小农场者。科技革命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农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农业资本的集中速度不断加快,中小农场主分化步伐加快,大量小农场主在竞争中破产,进入城市,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少数人则在竞争中上升为农业资本家。在美国,农业人口只占全国经济活动人口总数的2%—3%。在欧洲,中小农场主由于引入了现代化的生产手段,进行集约化经营,一般不使用雇工或很少使用雇工,对市场变化的适应性较强,因此,分化的程度不及美国。而在巴西,土地高度集中的特点越来越为明显。1970年,占农户人口不足1%、拥有1000公顷以上土地的大庄园主,占有全国土地的42.9%,1995年—1996年这一比例上升到45.l%。不仅农民缺少或没有土地,而且大量地被驱赶出农村,失去在农村作雇工的权利。仅1995年,被从小麦、棉花、可可和香蕉产区驱赶出来的农民就达到100万人。第二,城市小资产阶级。该阶层的特点是:自己拥有生产资料,独立生产,自己劳动,没有或只有少量雇工。这主要指小企业主、手工业者、独立经营者和小商人等阶层。该阶层意识形态的关键因素是信奉独立、不信任大型综合组织、以及偏好传统与持续——“重视建立在辛勤工作与个人成就为良好道德的信念基础上的热情、朴实、竞争性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显然,这种多样性并没有缩小小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持续性和再生产方面的”意识形态的作用。第三,自由职业者。该阶层的特点是,独立从事精神生产和劳务。主要指私人开业的会计师、律师、医生、非雇佣的作家和记者,以及部分运动员、演员和艺术家等。与其他中间阶层的阶层相比,该阶层的主要特征是从事脑力劳动,并一直处于分化之中。 需要分析的是,随着生产社会化和劳动分工精致化的程度提高,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股份公司中中层管理和技术人员的队伍不断扩大;随着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的扩大,“政治国家” 的表面淡化,政府机构增多而导致的政府中级行政管理人员的增多;随着教育文化卫生事业的发展而导致的公立学校、医院、科研机关和文艺团体的从业人员的增加;等等。对于这些阶层,许多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学者认为,在旧的中间阶层衰落的同时,形成了一个新的中间阶层,并将之定义为“新中间阶层”,以示与传统的中间阶层相区别。 2、关于“‘新中间阶层’是不是中间阶层”的理论分析 显然,“新中间阶层” 的出现和发展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和科技、文化发展的产物。总体而言,“新中间阶层”的共同特征是:第一,并不占有生产资料,不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发挥决策者的作用,也基本上不能和企业经营管理者阶层共享剩余价值,因此与该阶层存在着重要区别;但另一方面,他们也与生产资料具有一定的特殊关系,即他们在生产过程中既执行资本的职能,又执行总体工人的职能,从而与工人阶级也有着原则的区别。正如哈里•布雷弗曼所描述的:“它不断得到资本特权和报酬中的小小份额,而且它也具有无产阶级情况的标记。”正是这一特征的存在使得原来清晰的阶级分野和界限变得相对模糊起来。第二,在思想意识上对现存制度心怀一定的不满情绪,但同时又害怕地位跌落,这表现在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改良愿望上,是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阶级基础。第三,不确定性。法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弗朗赛特•拉扎尔认为,中间阶层不是一个阶级概念,其社会地位也极不稳定。美国资深记者隆沃思以详实的材料论证了全球化中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哀歌”,“贸易夺走了下层的工作,科技接管了中层的工作,而原来从事这些工作的人,为了争夺仅存的低薪工作,与原来的劳工阶层斗得头破血流。”“现在已经没有新的家庭进入中产阶级,美国的富人和穷人都比以前多,可是中产阶级却减少了。” 马克思之所以用“中间阶层”这个概念的根本立意在于,一方面:强调中间阶层处于资本和劳动的两极之外,既是私有者又是劳动者的特质,这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而言的;另一方面,马克思还从社会意识的角度指出:“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这两个基本点突出的都是“中间”的性质。正如奇尔科特所言,中间阶层“是对立阶级之间冲突、积累过程中劳资对抗。以及国家机器中政治力量增大的产物。”倘若探究马克思的中间阶层的重要意涵,即在于承认它是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对立和冲突的缓冲地带。 如果确认新中间阶层处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中间性质,是以收入水平、教育状况以及思想意识等因素为主要判断标准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划分并不排除政治思想和文化等因素的意义,但是以经济因素作为基础性标准。西方左翼学者的一种观点认为,大多工薪收入的工人,不论是生产性的还是非生产性的,都属于工人阶级。但薪给收入的经理和大多数非主管专业人员都应被排除在工人阶级之外。他们是否应标以中间阶级或简单地称之为中间阶层尚有待分析,并不是确定性的。这一态度是十分谨慎的。 (《环球视野》摘自2007年第2期《科学社会主义》)

破除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神话

破除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神话
王生升
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潮开始逐渐在全球范围显现出强势影响,智利、阿根廷、巴西等拉美国家相继实践“芝加哥学派”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念,“私有化浪潮”和“反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在里根和撒切尔的推动下也于80年代迅速盛行于美英,而为苏东转型国家提供“休克疗法”药方的杰弗里·萨克斯等人更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急先锋。在中国,作为对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理论的替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获得了热烈的追捧,以产权私有化、全面市场化和政府最小化为核心内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模式,在一些国内“知名”经济学家的头脑中甚至变成包治百病的万灵药。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临床功效却实在不敢让人恭维,拉美国家由此经历了“失去的十年”,俄罗斯经济则因“休克疗法”而发生剧烈倒退。对于面临经济发展与经济改革双重任务的中国来说,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提供的解决方案同样不是一副良药,相反,这种看似简便可行的方案很可能是一剂慢性毒药。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为基础,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加以剖析,从而揭示出该理论内含的非历史观的“神话”特征。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范式:以契约为联结的自由市场交易
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包括了三个相互关联的核心内容,即私有产权论、市场万能论和政府失灵论。[1]就理念取向而言,这三种理论都属于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其关注的唯一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个人经济自由权的保护,特别是要保护这种自由权不受国家这一超经济力量的侵犯。就此而言,新自由主义所捍卫的理念具有鲜明的“保守主义”特征。但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并不仅仅是传统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简单拷贝,通过一系列研究思路和分析工具的创新,它确实加深了有关市场经济运动某些特定问题的理解。
然而,这种理论进步与创新的维度却十分狭窄,它仍然是在“纯粹经济学”分析方法——新古典分析方法——基础上进行的修修补补的工作,这使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范式仍然是新古典微观经济学范式的重复与改造,其理论分析的初始母版是所谓的“个人主义的自由契约交易”。从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多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其中影响重大的学者包括,F. A. 哈耶克、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詹姆斯·布坎南、罗纳德·科斯、加里·贝克尔、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卢卡斯等。毫无疑问,这些学者都接受“个人主义的自由契约交易”这一初始母版作为经济学分析的基本范式。而在此之上,他们从四个基本方面对这一范式进行了修补与强化:第一,强化个人主义方法论在经济分析中首位性;第二,强化个人经济行为的自由契约交易属性;第三,重新论证私有产权对自由市场交易的重要性;第四,全面批判政府经济干预行为的有效性与合理性。通过这种修补与强化,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被描绘成一副和谐美化的画卷:地位平等的个人拥有均等的机会,他们之间通过自由缔结契约的方式,实现了公平的市场交易;在这一过程中,个人的逐利行为在价格信号的引导和竞争力量的约束下,自动导向了公共福利,经济增长也因此不断实现。
作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精神领袖,哈耶克旗帜鲜明地为个人主义方法论鸣锣开道。他强调,包括经济学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研究,其分析的基本对象应该是个人的自利行为;自由市场经济的效率优势,只有从个人主义的角度,即从分散性个人知识的发现和利用这一角度,才能被真正洞悉。[2]而对于其他的大多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来说,有关方法论问题的争论是经济学的边缘问题,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欣然接受这种特定的方法论原则——个人主义方法论原则。在他们看来,凯恩斯所开创的“总量分析方法”使经济学的发展步入歧途,因此必须重新“回归”到有关个体经济行为的分析中去。无疑,这种“回归”具有特定的含义,它指的是对传统的“经济人”假说的回归: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强化了经济人的“完全理性”特征,而其他的学者则引入不完全信息、有限理性等条件来实现某种程度的修正。因此,这种旨在“重构微观基础”的努力,实质上都是力图复活传统的个人主义方法论。除此以外,还有一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们的拓展性工作也极大强化了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复兴。以科斯、诺斯、德姆塞茨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分析企业性质、产权安排、及制度变迁等重要问题时,都依循了传统微观经济学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将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的、有限理性个人作为经济学分析的起点,来剖析解构企业组织与市场制度;而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则将政治过程分解为上述个人相互博弈的过程,其公共选择理论也顺其自然地变成“政治过程的个人主义理论”。

“经济人”假说通常包含了两重属性,即“自利动机”和“理性权衡”,这意味着赋予“现实的人”以差异性的社会属性都被剔除在经济学分析以外;由此产生的相关后果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其行为模式仅仅具有一般性市场交易的唯一属性,而不具有与资本主义生产相联系的特殊属性。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眼中,一切个人行为在本质上都是自利性交换行为,在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中,这种自利性交换是以自由缔结契约的方式来完成的。弗里德曼就曾明确地批判了那种“在计划经济中引入市场因素”的提法;在他看来,这种提法完全是本末倒置的,个人交换是普遍性行为模式,真正的问题是,在将指令性因素引入到市场经济中去的道路上人们可以走多远?[3]在人们以市场交换活动实现彼此联结的过程中,个人经济行为的结果被简化成价格信号,价格体系实现了信息的沟通与协调;而且,价格的相对变动引起了交换参与者的收入报酬发生变动,这反过来会激励交换参与者按照最有效率的方式组织生产和进行消费。最终,价格信号将不同的个人经济行为有效地调动并联结起来,资源的合理流动和市场的自发竞争过程得以实现,整个经济体实现了经济效率。[4]相反,那种旨在改变自发性收入分配格局的干预措施,无论是采取福利国家制度还是计划经济制度,都意味着对价格功能和市场机制的扭曲,必然会引起经济效率的缺失。[5]因此,唯一合理的选择只能是自由市场经济。不难看出,这些论述实际上是斯密“看不见的手”原理的具体化阐释,其指向基本上是个人的市场交换行为。相比之下,新制度经济学家关于企业性质方面的开创性“贡献”,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范式的强化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中,企业的运作被视作黑箱过程,企业行为被简化为表征技术水平的生产函数。而科斯在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成为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的开山之作。科斯放弃了从生产的角度研究企业的传统思路,转而从市场交易的角度理解企业的起源,他认为,企业产生的原因在于降低“利用价格机制的成本”,即所谓的“交易费用”。也就是说,企业是作为市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出现的,企业和市场边界的确定,取决于市场交易费用和企业组织费用在边际水平上的相等。[6]而后继者们延循这一思路走得更远,他们扩展了交易费用的内涵,倾向于把交易费用定义为与制度或组织的建立、变迁、及使用有关的成本;由此,企业和市场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企业和市场不过是契约安排的不同形式,它们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不同经济个体之间契约的联结。企业内部交易和市场交易之间的唯一差别在于交易对象,前者的对象是生产投入要素,而后者的对象是产品。[7]
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部活动都看作是契约交易的相互联结,那么真正关键的问题就只剩下一个,即如何减少交易中的不确定性,如何约束机会主义行为,如何尽可能地降低交易费用。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看来,制度的生成与变迁,其目的与功能就在于保证人际间契约自由交易的顺利实现,而私有财产权则无疑位于一切经济制度的核心。哈耶克认为,市场交易的合作秩序,只有在分立财产权——即私有财产权——的基础上才能够形成。在他看来,欧洲市场经济秩序在中世纪晚期的再度兴起,正是得益于一种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这种状态限制了政府对财产实施主宰和控制,从而有利于财产的分立关系的维持和发展。在分立的财产关系得以维持的基础上,一种密集的交换网络以及由此产生的市场秩序才得以出现。[8]而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视野中,私有产权甚至具有了神圣至上的地位。依据科斯定理的推论,在存在交易费用的现实条件下,产权安排的具体形式直接影响经济效率。在他们看来,当产权结构能够清晰地界定排他性权利时,个人经济活动的边界是其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的那一点,这为个人有效运用经济资源提供了充分的激励,从而保证了资源配置效率。另外,排他权的确立降低了创新风险,同时最大程度地保护创新收益;一个社会不断活跃的创新精神,推动该社会的经济实现持续增长。对经济史的重新考察表明,
制度变迁过程实际上就是产权结构得到不断清晰界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集体性的共有产权被分割为排他性的私有产权,私有制由此得到确立。[9]概而言之,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看来,只有当财产的所有权束被清晰地分派给特定的个人,自由市场交易才能得以充分展开,基于市场交易的经济效率也才得以实现,私有制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天然的、合理的制度基础。
在以上论述中,我们看不到国家的影子,它完全被个人、交易和制度的绚丽光环所遮盖,而只能隐退到自由市场经济的背后。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框架中,国家的功能仅仅限于保障自由市场秩序的存续和扩展,而绝不在于影响和变更自由市场秩序本身。因此,国家的基本职能存在于两个方面:第一,保障私有产权制度不受侵害,从而为自由市场交易提供制度保证;第二,提供各类公共物品,从而弥补市场秩序无法有效供给公共品的局限。按照这一划定的界限,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对国家计划的“致命自负”,无疑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首当其冲地的攻击对象。不仅如此,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和福利国家制度,也被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视为“理性的滥用”,因为它们都力图借助于国家力量来改变市场秩序的自然状态,其结果不是改善而是恶化了市场秩序的自然状态。不难看出,当哈耶克、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和卢卡斯等学者在给出上述批判时,他们选择了国家行为对市场秩序的扭曲作为批判的维度。与之不同,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以个人主义方法论对国家行为进行解构,借助于有关“政府失灵”的分析,实现了对国家干预行为的彻底批判。[10]
自由市场经济的乌托邦
追溯历史,不难发现,原始部族间的易物交换,古罗马时期的奴隶买卖,欧洲中世纪定期集市、交易会和交易所的兴起等等,都向我们展现了商品交换活动的久远历史。从17、18世纪开始,市场机制逐渐承担起资源配置的基本功能,现代市场秩序也开始显现。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看来,这种现代市场秩序的生成是此前历史悠久的商品交换活动自然累积与渐变的结果,在本质上都是经济人之间自由契约交易活动的总和。但事实上,据此勾勒的自由市场经济画卷,不过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主观构建的乌托邦,他们剔除了现代市场秩序生产和演化过程中最重要的历史特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追根究底,现代市场秩序之所以能从早期商品交换活动中成功“蜕变”,根本原因不是在于商品交换领域中的累积性变化,而是源自生产领域的“创新”,即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无论是在范围上还是在运行规律上,现代市场秩序都表现出不同于简单商品经济的特征。从历史上看,现代市场秩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天然地结合在一起,这一事实意味着:自由契约交易活动仅仅是一种虚幻的表象,背后是资本雇佣劳动实现剥削的现实生产过程;私有产权所提供的充分激励仅仅是一个美丽的神话,真相是资本主义所有权安排不断社会化的历史趋势;国家干预最小化从来都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推动国家不断实现对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干预。。
与前资本主义时代的简单商品经济不同,现代市场秩序在范围上实现了显著扩张,这一结果无疑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杰作”。与简单商品经济不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确立的过程中,资产阶级通过原始积累的血与火,创造出了一个崭新的市场——雇佣劳动力市场。自此,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秩序步入了迅速发展的快车道。而在随后不断展开的技术进步与资本积累过程中,为了避免原材料和工资成本对利润的侵蚀;为了避免对抗性收入分配关系对剩余价值实现的制约,[11]向外拓展市场交换关系——包括更为廉价的生产要素市场和广阔的商品销售市场,成为资本的必然选择。由此,“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12],这个世界市场不仅包括全球性商品市场,而且也包括全球性劳动力市场和其他生产要素市场,以及全球性金融市场。不仅如此,现代市场秩序的运动规律也不同于简单商品经济,而是具有典型的资本主义特征。前资本主义时代,商品生产者通常拥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活劳动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是自然实现的。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商品生产的主要目的不是实现价值增值,而是通过等价交换获得彼此所需的其他商品的使用价值。由于交换的最终目是获得使用价值,因此萨伊定律大体适用于简单商品经济,普遍性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没有现实可能性。反观现代市场秩序,其赖以存在的基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产品的生产不仅是商品生产,更是剩余价值生产。因此,商品生产在满足社会需要的同时,还必需满足资本获取利润的需要;现代市场秩序为消费者提供适意产品的同时,还必须满足资本价值增值的需要。在“为利润而生产”的现代市场秩序中,经济运行呈现出两大相互联系的规律:第一,技术进步推动资本积累过程表现出有机构成趋于提高的趋势,这导致周期性失业规律成为现代市场秩序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第二,工资与利润的对抗性运动、以及可变资本增长的相对落后,导致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成为现代市场秩序的固有长期趋势。在这两大基本规律的夹击下,失业、生产过剩、资本过剩、消费不足、增长停滞等现象成为现代市场秩序的常态,而经济危机则成为克服这些消极常态的强制性解决途径。
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看来,资本与劳动的结合是通过契约方式实现的,劳动者进入资本主义企业工作是其自由意志的体现,资本与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实现了合作,现代市场秩序中根本不存在剥削与强迫。然而,一旦认识到现代市场秩序所具有的资本主义历史特征,那么劳动市场上自由契约交易的幻象就随之消失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雇佣劳动者丧失了生产资料所有权,生产资料与活劳动的结合只能通过劳动力买卖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雇佣劳动者的“自由选择”只有两种:或者采取合作的姿态接受雇佣契约,进入资本主义企业工作并被剥削;或者被排除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以外,成为饱受贫困与屈辱折磨的自愿失业者。而一旦进入“非工莫入”的资本主义生产领域,那么剩下的就只是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等级关系。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一离开这个简单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我们的剧中人的面貌已经起了某些变化。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象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13]然而,即便是那些自愿选择与资本“合作”的雇佣劳动者,也不见得就一定获得工作机会,西方主流经济学也不得不承认“非自愿性失业”的大规模存在。在资本积累过程中,技术进步采取了资本有机构成提供的现实形式,这意味着,相对过剩人口的出现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然结果。与此同时,相对过剩人口的大规模存在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存续的必要条件,它在根本上规定了劳动力市场的运动规律。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产业后备军在停滞和中等繁荣时期加压于现役劳动军,在生产过剩和亢进时期又抑制现役劳动军的要求。所以,相对过剩人口是劳动供求规律借以运动的背景。它把这个规律的作用范围限制在绝对符合资本的剥削欲和统治欲的界限之内。……因此,这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的机构已安排好,不让资本的绝对增长伴有劳动总需求的相应增加。……劳动供求规律在这个基础上的运动成全了资本的专制。”[14]大规模非自愿性失业的存在,使得劳动市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买方市场,雇佣劳动者完全处于弱势地位。对于他们来说,在劳动市场上完成自由契约交易,远远不像一般性商品买卖那样轻而易举;事实上,这个过程注定会和人生中的挫折、失望与痛苦联系在一起。
按照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分析逻辑,自由契约交易能否得以实现,在根本上取决于私有产权制度是否完备。甚至在某些新制度经济学者的眼中,明显有别于交易活动的企业生产行为,也被视为多重交易契约的联结;而这种多重契约能否具有经济效率,则在根本上取决于契约所规定的产权束是否被清晰地界定给缔约双方。简而言之,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视野中,激励—约束问题是产权变迁过程中的唯一重要问题,而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则必须依赖于私有产权安排。由此形成的基本结论是,私有产权安排比公有产权安排更具经济效率。但真实的历史过程并非如此,如果说自由契约交易仅仅是现代市场秩序的表象,那么所谓的私有权激励就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神话。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产权激励标准来衡量,古典企业的产权安排形式无疑最具有经济效率的:资本的所有、使用、处置及收益权都归属于同一个人,有关资本运动过程的一起权利都被清晰地界定给资本所有者,而经济人的假定又保证了其行为不仅是充分激励的,而且也是自我约束的;在这种产权安排下,资本所有者会尽可能地优化管理和监督行为,以保证企业的“团队生产”行为实现经济剩余的最大化。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最优的企业产权安排”却在20世纪20、30年代以后日益萎缩,被伯利和米恩斯定义的“现代公司制度”则越发占据主导地位。与古典企业相比,后者产权安排的清晰程度明显下降,而所谓的“委托-代理问题”也由此成为经济学分析的重要主题之一。依据经济学基本的常识性逻辑,制度进化通常意味这经济效率的改善。按此推理,我们可以洞悉两种可能性的重要:第一,从激励-约束的视角对不同产权制度进行经济效率的比较,可能是盲人摸象的偏颇之举。事实上,企业产权制度的变革,在根本上缘于生产技术的进步。技术变迁进一步改变了物质资本与活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相对地位及结合方式,这种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在提高生产率的同时,也不断弱化了资本所有者对再生产过程的统治力,分权模式——所有权的社会化——成为大势所趋。只是在这种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下,重建激励-约束机制才成为一种派生的、边际调整方案,用以弥补分权模式对资本利益的严峻挑战。从长期看,产权制度安排的历史运动趋势是所有权的日益社会化,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从产权清晰到私有权效率的论证逻辑,不过是截取历史运动趋势中的补偿性影响,并反过来用这种补偿性影响来取代历史趋势本身的荒谬逻辑。第二,选取经济剩余——其表现形式是利润——作为经济效率比较的指标,可能是缺乏历史观的、囿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短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站在了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对立面,其依循的分析方法更多的是对新古典局部均衡分析的复归。在探讨经济效率改进——制度变迁的内在力量——过程时,这种复归使得研究者的视野完全转向了微观尺度,仅仅从企业的投入-产出关系来评判经济效率的优劣。更为极端的是,大多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进而采用利润指标作为投入-产出关系的替代;在他们看来,能够带来更多利润、更高利润率水平的企业产权制度,必定就是更具有经济效率的企业产权制度。但事实上,利润的增长和利润率的提高并非等同于生产率的提高,它更可能是雇佣劳动者异化程度加深的结果。而伴随着雇佣劳动者相对经济地位的恶化,资本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对抗性矛盾也日益加重,这又会或早或晚引发资本主义宏观经济的衰退、萧条与危机。就此而言,资本主义微观企业越是符合以“利润”为指标的经济效率标准,那么资本主义宏观经济就越是无法满足这一效率标准,而内生性的衰退与危机反过来又最终瓦解了微观企业提高自身盈利率的可能性。
现代市场秩序内含的资本主义属性,意味着这种秩序的生成与演变不是纯粹的自发进化;相反,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制性行为渗透于这一过程的各个方面。就现代市场秩序的生成而言,经济史的事实已经表明:作为一种基本制度出现的市场秩序,它的产生离不开国家有目的的强力干预行为,只有借助于国家强制力量,才能有效地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对非竞争性的地区贸易和远程贸易的分割,为建立竞争性的国内市场提供必要条件。[15]从其产生的那一刻起,现代市场秩序就不是“经济人”之间的贸易游戏,而是资本家、雇佣劳动者、以及其他社会阶层间利益斗争的竞技场。正如道格拉斯·诺斯指出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主要作用就是建立各种有利于资本的“游戏规则”,并根据现实条件的变化对这些规则做出有利于资本的变革。[16]I. 沃勒斯坦也指出,在现代世界体系里,规则的最终制定者……是国家,它在确保维持利益,如财产所有权和契约精神等方面扮演主要的角色。没有国家制定切合现实的各种规则,资本主义活动就根本不能有任何利润。因此,所有实际的资本家都喜爱和尊崇国家,并以各种方式来促使它订立一些与己有利的规则。[17]不仅如此,现代市场秩序演变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运动的过程。作为矛盾激化的形式,失业、生产过剩、经济衰退、危机与萧条等经济现象,无法经由现代市场秩序本身的机制予以消除。可以预见的是,长期性的失业、衰退及萧条,会对现代市场秩序存在的合理性构成严峻挑战。对此,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表达了类似的担忧。他们指出,最近的研究表明,技术创新和失业有强相关性,而当这两者相继发生后,不存在某种机制予以调整,市场本身无法创造出足够的就业机会。而一旦存在大规模的失业,就有可能出现革命的呼声,要求否定现存的经济制度。[18]为了应对这种挑战,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加强了对经济生活的介入程度,经济干预政策的广泛采用,以及公共选择范围的扩大,已经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生存与发展的历史趋势。正如乔姆斯基指出的,从18世纪以来,“政府干预……一直是一个惯例而不是……偶尔行为;其在许多产品发展和技术革新过程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尤其是在航天、电子、现代农业、原料技术、能源和运输技术等领域’;……政府决策‘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那些公司经营策略和竞争能力形成的举足轻重的因素。’”[19]从历史上看,建立起发达市场经济的国家都是那些“肆意违反公认的自由市场原则”的国家,没有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没有政府的有力扶持与保护,一国的市场经济就不能独立、成长起来。
小结:
许多学者已经认识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潮对于拉美国家的经济危机难辞其咎。但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在国内学术界却继续蔓延,哈耶克、弗里德曼、科斯、诺斯、布坎南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仍然被许多学者和受众所顶礼膜拜。对于这些人而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仍然是一部“好经”,只不过在实践过程中被歪嘴的和尚念错了。这种“固执己见”的立场,除了理念背后的利益驱动以外,更重要的还在于,有关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批判仍然大多数停留于意识形态的层面。这种状态使得有关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争论更多地沦为观念之争。然而,上面的分析表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潮的合理性,仅仅在于它向人们传达了“个人自由”的重要性;除此以外,它无力给出有关现代市场秩序生成演进过程的合理解释。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描绘的“海市蜃楼”确实美仑美奂,但遗憾的是,这一美景只是主观构建的蓝图,它从未真正被那一个国家所实践过;如果迷信于其教条而亦步亦趋,那么结局就只有一个,那就是沦为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附庸国,沦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实现经济统治的手段和对象。

一个经济体系是怎样崩溃的?

一个经济体系是怎样崩溃的?
作者: 谭根林
  经济体系的崩溃有时很有意思,因为经济体系崩溃后,那些高楼、高速公路、铁路、工厂。。。,还在那里。正因为如此,当经济体系崩溃时,几乎没有人会相信。这就是经济,很有意思的经济。如果有人告诉人们某个国家的经济体系即将崩溃,人们一定会认为此人有问题,一切都好好的,怎么就会崩溃?特别是那些别有用心研究经济学的人,他们除了会为利益集团说话以外,就没有用自己的脑子思考过。

  分析经济体系的崩溃,我们还是回到最基本的问题,生产问题、分配问题、产品的使用问题。现在的经济体系崩溃多是来自于分配,而不是来自于生产。由于分配手段是货币,加上货币制度的先天缺陷,这是经济体系崩溃的技术基础。任何国家,当它们面临崩溃时,都会出来挽救。政府挽救经济体系的办法一般是发“假币”,最近,欧美中央银行用的也是这个办法,假币发多了,为日后更猛烈的崩溃创造条件。这几天英国有银行发生了挤兑,如果这个行为进一步扩散,我们将在现实中观看货币制度的缺陷。

  要研究经济,一定要把货币这个东西研究透。货币是什么?货币是可以分商品的钱,货币的实质是一般化的权利,货币这个权利和债权不一样,债权的对象是人,货币的对象不是人,货币找不到债主,一旦人们不接受你手里的货币,你只能自认倒霉,连官司都没得打。债权不一样,你可以找到债主,叫债主还钱。货币是一般化的权利是钱可以换权,权可以换钱的基础。

  货币是债权又没有债主的特点为各国政府制造“假币”提供了条件,也为不法分子制造假币提供了基础。不法分子造假币是要杀头的,而政府制造假币是合法的,各国政府制造了大量的假币。政府为什么要制造假币?人们可能会这么问。政府是由人控制的,政府造假币,实际是为少数人获得财富服务的。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创造财富的人不拥有财富,拥有财富的人不创造财富,政府为少数人造假币是人们获得财富的一种方式。

  货币是由影子货币转换而来的,人们为了进行生产将影子货币转换为货币,结果有相应的产品和它对应。比如甲企业为了生产甲产品,将N量的影子货币转换为M量的货币,这个过程有甲产品来和M量的货币对应。如果甲产品是没有人需要的产品,M量的货币仍然有N量的影子货币对应。

  问题是有些人是为了分配活动将影子货币转换为货币,或者干脆就是通过自己的关系而合法造“假币”,这时的货币根本就没有相应的产品和它对应。比如,有人没有任何抵押(影子货币)借入M量的货币(合法制造假币),这时,甲产品对应的货币由M变成了2M。又由于M的货币分散在很多人手里,而这M量的“假币”在少数人手里,甲产品就有一部分或全部先经过“造假币”者之手,再到创造产品的人手里,这时银行以利息的方式得到利润,而造“假币者”以买卖差价的方式得到利润。

  资产价格的上涨和上面说的造“假币”的原理相同,由于资产价格的上涨,影子货币的量会跟着上涨,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可以转换成更多的货币,这些货币是没有产品和它对应的,所以我在《决战2007年》里说2007年是价格大涨的一年,就是这个道理。

  一个国家的资产价格大涨,将会使这个国家的经济彻底崩溃,涨得越多,这个国家崩溃得会更加厉害。比如某个国家为了短期利益,将房子价格涨3倍,将股票价格涨5倍,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是有可能会崩溃的。

  不研究经济的朋友可能会问,资产价格大涨,大家都赚钱,有什么不好?你说资产价格大涨会使整个国家经济崩溃是不是极端?是不是语不惊人誓不休?是不是太夸张?这个可以让未来的实际来回答,这里从逻辑上来分析一个国家如果房子涨3倍,股票涨5倍将怎样让这个国家崩溃的。

  一个国家的经济,从产品循环的角度来看,是一张产业网,产业网由产业链构成,产业链由企业构成,企业存在的基础是产品的循环运动(参考循环经济学原理)。如果企业倒闭会出现产业链断裂,产业链断裂会使产业网破裂,一个国家产业网的破裂就是这个国家经济的崩溃。当然产业网有一定的自我修复功能,但这个功能是有限的。

  现在我们回到企业,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企业生存的条件不是你能不能生产,而是你吸收货币和释放货币的能力,当企业释放货币的能力大于吸收货币的能力时,企业就要面临倒闭,除非这时有人为企业注入货币。

  现在我们再转向货币,就全国范围而言,钱是越用越多的,就静态的个人而言,钱越用越少。资产价格的上涨过程(这个过程是个被操纵的过程,这里不分析了)就是钱越用越多的过程,这一方面会使货币供应增加,另一方面会使流动性越来越过剩。设某个股票的价格为4万亿元,它以6万亿的价格卖出,此时,股票还是股票,没有变,钱就从4万亿变成了6万亿,由于各方面的利诱、误导,人们继续看涨股票,加上这个国家的负利率,人们要股票不要钱,于是,这个股票由6万亿元涨到了10万亿元,为了买股票,买方借入1万亿,这时货币供应增加1万亿,股票再从10万亿涨到20万亿,此时,买方向银行借入10万亿,货币供应增加10万亿。

  这时,企业经营利润增加16%,总利润增加76%,60%的利润增加来源于公司之间的相互持股。各路专家兴高采烈,说企业的业绩有根本的好转,说股票可以升到40万亿元。于是媒体成了传销网络,各种各样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弥漫在空气里。

  资产价格的上涨让银行兴奋不已,虽然央行每次加息,可银行的息差有增无减,另外银行的贷款,由于资产价格的上涨以20%左右的速度上涨,银行通过批发货币,分配到社会财富的份额越来越多。

  随着资产价格的上涨,货币供应量的增加,银行存贷款的数额也在增加。因为现金+存款=贷款(含造假币造成的虚置贷款)+外汇占款+黄金占款。整个社会的成本在不断增加之中,社会成本增加的根本原因是银行通过发行货币,分配社会财富比重增加的原因。在财富一定的情况下,银行增加财富份额的分配,就意味着非银行分配社会财富份额的减少。随着合法造假币数量的增加,其他商品的价格也大幅上涨。

  到此为止,资产价格大涨导致一个国家经济崩溃的逻辑就清晰了。一、就静态而言,产品是既定的,资产价格大涨,银行和投机者会以利息的方式和合法造假币的方式分得更多产品的份额。这些不创造产品的人分得产品份额越多,其他创造产品的人分得份额相对减少,这时,从会计上来看,个人的生活成本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本增加。二、成本的增加在企业、个人吸收货币一定的情况下,意味着他们释放货币的速度加快,他们有可能因为亏损或者没有现金流而破产。三、企业破产可能会使产业链断裂,产业链断裂会使产业网破裂,产业网的全面破裂就是一个国家经济的崩溃。

  一个国家如果要避免经济崩溃,一定要把投机的势头给控制住。想想看,大家都去投机炒房子、炒股票,所谓的发现资产价值,不生产,大家吃什么?喝什么?那些生产的人要养多少闲人?这些闲人利用货币制度的缺陷,疯狂地制造假币,用合法的假币去分配生产人员的产品,这样的经济体系能不崩溃吗?

外资会怎样攻击中国的金融体系?

外资会怎样攻击中国的金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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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谭根林
  攻击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既是一个有挑战的游戏,也是一个危险的游戏,被攻击过的金融体系从英国到日本、从墨西哥到泰国,这之间有成功的,也有少数失败的。对冲基金除了当年攻击日圆、港元没有成功之外,其余的都取得了胜利。外资会攻击中国的金融体系吗?如果会,它们会怎么攻击中国的金融体系呢?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呢?本文将就这些问题做一讨论,看看外资可能怎样攻击中国的金融体系。

  有人可能会这么认为,中国的经济形势一片大好,2006年GDP为209,407亿元,外汇储备为10,663亿美元,以此为理由认为外资不会攻击中国的金融体系。一个国家经济的强大,确实是抵御攻击的最好基础,但这不等于不会受到攻击,更不等于攻不破你。我们必须牢记:人的经济循环运动是由两个循环运动构成的,一个是产品循环运动,一个是货币循环运动。一个国家的经济体系,只要存在货币循环运动,就一定可以攻击的。即使是非常健康的经济体系,也是完全有可能攻破的。要真正认识一个经济体系的运作,就必须放弃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是害人的东西。

  外资攻击中国金融体系的第一步是训练一批理性人,这批理性人就是可能的“汉奸”。理性人以自己的利益为最大化,可能是外资的最好帮凶。外资攻击中国金融体系的第二步是要求中国和世界接轨,这是它们进行攻击的必要手段。第三步是让中国人接受它们的价值观念,最后是让中国成为一盘散沙。外资的这些布置有没有实现,大家可以看看中国目前的现实,自己去判断。

  在讲怎么攻击之前,先把几个概念搞清楚,这几个概念是:金融工具、衍生金融工具、沽空、夹仓、杠杆买卖。金融工具是同时产生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工具,如债券、股票等;衍生金融工具是以金融工具为基础产生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工具,如期货、互换、期权等;沽空是指卖方没有货借货卖出的行为,如沽空人民币,卖方本身没有人民币,他通过借入其他人的人民币卖出;夹仓是指大户看见散户沽空人民币,即使大户看空人民币,而大手买入人民币,让沽空人民币止损的行为,夹仓包括夹好仓和夹淡仓两种。杠杆买卖,是指用1万元买入10万甚至100万的行为,做过外汇MARGIN买卖的朋友都知道,你用10万元可以买卖100万到200万,你的买卖可以放大10倍,甚至100倍,当你交易的品种下跌10%时,你就全部输掉,当你交易的品种上涨10%时,你的利润就是100%或200%。

  我们国家的市场经济是一步步走过来的,先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最后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这个人类社会的毒品,终于在中国的大地扎根。在推行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西方经济学的思想起了应有的作用。人们开始接触、谈论、接受理性人的思想,人们开始大力提倡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实行,为中国与国际接轨提供了条件,中国加入了WTO,中国的银行由人民银行演变成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并有了交通、招商、浦发、深发展、民生等银行。银行直接参加财富的分配,使生产的人员大幅度减少,接着是保险、证券公司的出现,这些财富的分配者相继出现,为中国和国际接轨提供条件。

  市场经济的浪费是巨大的,因为金融体系的人员都是只参加分配,不参加生产。另外,由于生产目的的改变,生产由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演变为赚钱,整个社会处于巨大的浪费之中。市场经济是浪费经济,经典作家早就有论述,这里不再重复。当然,市场经济让一部分人可以控制另一部分人,这是有些人喜欢市场经济的根本原因。

  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中国的金融产品和衍生产品不断推出,金融管制由于和国际接轨不断放松,为外资攻击中国的金融体系创造条件。

  外资要攻击中国的金融体系,必须通过它们培养的“汉奸”进行,这些“汉奸”又必须有奶就是娘,认钱不认人,这样,外资攻击中国的金融体系才有可能。1997年泰国遭到攻击,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内奸,没有内奸,外资是不可能沽空泰铢的,未来,外资攻击中国的金融体系,仍然需要汉奸,没有这些汉奸,外资也是无法沽空人民币的。

  外资攻击中国金融体系的第一步,把钱进入中国。外资进入中国的条件是中国开放,中国不开放外资是进不来的。外资可以以投资的方式进入,也可以以贸易的方式进入。外资进入中国后,或表现为FDI增加,或表现为贸易顺差增加。

  外资攻击中国金融体系的第二步,要求中国全面开放,为外资攻击我们国家的金融体系做准备。强盗要抢你家里的东西不仅要进的去,还要出的来。外资要求中国开放金融体系,要求放开人民币汇率管制就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

  外资攻击中国金融体系的第三步是,买入中国的股票、房子、人民币,让中国的股票升,房子升,人民币升。由于中国资产价格的全面上涨,中国的老百姓将会被引诱到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使中国的资产价格进一步上涨,为中国的繁荣创造条件。

  外资攻击中国金融体系的第四步,调动国际、国内舆论,宣扬中国繁荣论,一方面这可以继续把外资引入中国,另一方面可以将中国的老百姓引入各种资产市场。

  外资攻击中国金融体系的第五步,引诱中国进行金融创新,在中国推出金融及衍生金融产品,为外资攻击中国的金融体系提供工具。

  第一,卖空人民币。卖空人民币等于借入人民币,这时外资要负担人民币的借款利息,同时,外资可以收取外汇(如美圆)的存款利息。为了防止中国政府夹外资人民币卖空的淡仓,或者人民币突然升息,外资会在利息期货市场做对冲,以防止被夹。外资沽空人民币是需要中资银行或机构配合的,如果我们没有内奸,外资是无法沽空人民币的,因为人民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货币,外资只有通过中资机构才可以借到人民币。借出人民币给外资沽空的机构有好处,一是它可以赚利差,二是它可以赚价差,当然,这是以牺牲中国的利益为代价的。

  第二,买入成分股股票,为沽空期指服务。外资会在股票市场大量买入股票,同时,会在远期期指市场沽空。由于外资对成分股的买入,股票的现货指数会不断上升,现货指数的上升,会带动股指期货的上升,外资会在适当的时候沽空期指。

  第三,寻找导火线。我估计外资会以汇出利润为导火线。由于外资在中国投资这么多年,很多公司都有不少利润,它们到时会要求把利润汇出。外资汇出利润的过程,就是买入外汇,卖出人民币的过程,人民币的不断卖出会触发人民币汇价的下降,使前面沽空的人民币获利。

  第四,制造中国衰退论。为了配合外资攻击中国的金融体系,外资会在全世界制造中国衰退论,吸引更多的外资沽空人民币。同时,外资会一方面沽空股指期货,另一方面会把手上的股票拼命沽出,为了造成混乱,外资会进一步沽空股票,使股票现货指数下跌,进而使股指期货下跌。

  当然,中国政府是不会不管的,当外资攻击中国的金融体系时,我们可以买入期指,同时买入股票,同时,提高人民币的汇率,将外资彻底消灭。问题是,这些做法的条件是我们要团结、老百姓相信政府,如果我们不团结、老百姓不相信政府,就会有困难。

房宁:多党制解决不了腐败问题

多党制解决不了腐败问题
房宁
解决不了的问题转向西方?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认识外部世界的时候经常出现一种“对象化”的倾向―――把自身需要解决而又未能解决的问题转向西方,认为效仿西方体制是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应当说,这种“对象化”的幼稚病还是十分常见的。认为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两党制、多党制能够有效地遏制和解决腐败问题,就是我们国内具有一定典型性和普遍性的错误看法。一些人不明就里,以讹传讹,把多党制奉为一种反腐败的制度设计,甚至要求在中国实行。这里面包含着许多对西方民主,特别是对西方民主政治发展历史的无知,以及一些不切实际的简单浮躁的想法。正确认识西方民主,需要做的一项工作,就是祛除附加在西方民主上的这类似是而非的看法,减少其对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干扰。
  与一些流行的看法相反的事实是:在西方历史上,两党制、多党制并未能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在一些西方国家的历史上,两党制、多党制恰恰是引发严重腐败的重要制度原因。从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看,遏制腐败主要是通过行政监督和行政权力制约机制等手段解决的。在这方面,美国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
  美国“政党分赃制”的腐败
  美国由于其独特的社会历史环境,从建国之始便建立起比较典型的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资产阶级的政党政治在美国历史上发育得也很早,而正是由于美国民主政治中两党制的出现,引发了美国十分严重的腐败现象,并且一直沿袭了80多年,在美国历史上留下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一页。这就是美国乃至世界政治史上十分有名的“政党分赃制”及其引发的腐败潮。
  1800年是美国的一个大选年。这次大选进行得十分激烈,最后民主共和党人托马斯?杰斐逊经众议院投票,以一票多数当选美国第三任总统。而即将卸任的总统、联邦党人亚当斯为削弱对方势力,在下台前把许多本党人士紧急塞进了政府和法院。当时任命这些官员仓促而草率,在历史上留下了“星夜受命人”的典故。1801年初,杰斐逊上台后,也毫不含糊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立即按“政治上可接受性”的标准撤换了大批联邦党官员,代之以新执政党的人士。由此开启“政党分赃制”先河,使之在相当长时期内成为美国政治录用的基本方式,其他西方国家历史也曾有类似的情况。
  “政党分赃制”存在着明显的弊端。首先,它大大降低了政府行政效率。由于党派纷争、轮流执政,政府官员和其他公务人员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无法保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由于流动性很大,官员们无从积累经验,行政能力普遍低下。
  “政党分赃制”另一个更为严重的弊端就是导致权力腐败。在两党制“轮流坐庄”的政治格局下,执政党一上台便尽力利用掌握的权力攫取资源,以巩固自己的政治基础。在“政党分赃制”之下,不仅执政党要谋一党之私,各级官员个人的腐败更是变本加厉。“政党分赃制”下面政治录用的标准基本上是单纯政治性的,只看对象是否效忠本党,特别是看他们在竞选中是否做出过“贡献”。因此,政治录用实际上演化为相当直接的权钱交易,执政党对大选中的支持者、赞助人投桃报李,论功赏爵;这些人做官之后,便以权谋私、中饱私囊。加之任期有限,官员行为趋于短期化,腐败行为近乎掠夺。
  两党政治下的“政党分赃制”造成了美国历史空前的腐败。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运筹帷幄,指挥千军万马与南方叛军艰苦奋战的林肯总统的身边经常跟着一群“跑官要官”的“金主”。搞得这位伟大的总统不胜其烦、狼狈不堪,一次林肯总统忍无可忍指着办公室外成群的求职政客愤愤地说:“分赃制对共和国的危险可以比叛乱还大。” 美国的第十八任总统尤利塞斯?辛普森?格兰特是南北战争中的“常胜将军”。南北战争结束后,他以保卫联邦的胜利者的身份当选了美国总统。但格兰特在美国历史上却声誉不佳,其重要原因就是格兰特当政时期腐败肆虐。当时的人们说:格兰特政府把美国的税务部门变成了本党竞选的“加油站”。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的政党政治以及“政党分赃制”造成的腐败逐步威胁到了美国整个政治制度,威胁到了整个国家,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地步。1880年的大选中,也就是在“政党分赃制”实行了80年后,参加总统竞选的候选人詹姆斯?加菲尔德立志废止“政党分赃制”。加菲尔德的名言是:“政党分赃制”下的政客就像拦路抢劫的强盗,只不过政客掏出的不是手枪而是求职书。其实,在这种肮脏的体制下,有时政客和强盗甚至连加菲尔德所说的这一点区别也没有。加菲尔德如愿以偿地当上总统还没几天,还没来得及废除臭名昭著的“政党分赃制”,便被一个怀恨在心的求职未遂者开枪刺杀。当时美国舆论认为是“政党分赃制”谋杀了总统。
  不能误读西方的民主政治
  加菲尔德之死,拉开了美国政治改革的帷幕。在此后不久,一种新型的近代官僚政治便登上了政治历史的舞台。1883年,也就是“政党分赃制”的殉难者加菲尔德总统遇刺两年之后,美国国会通过了乔治?彭德尔顿参议员提出的“文官制度法”,史称“彭德尔顿法案”。该法案规定:建立一个不受党派控制的文官委员会负责对联邦文官实行统一管理;对部分官职实行竞争性考试,择优录用;禁止文官(公务员)参加党派活动或利用官职分配作为竞选者的政治资本;规定实行文官职业保险和建立统一的文官体系。“彭德尔顿法案”奠定了西方官僚政治的法律基础。在实行“彭德尔顿法案”,废止“政党分赃制”后,美国政治中的腐败现象得到了逐步的扭转。
  从美国政治制度发展的历史看,两党政治不仅不能有效地遏制腐败,反而是引发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美国政治制度中对腐败进行遏制的机制主要不在政党政治中间,而是主要通过行政体制中的权力分解与制约。也就是说,腐败问题主要是通过政权与行政体系的内控机制的建立健全而逐步得到控制和解决的。总之,遏制腐败与两党制、多党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我们不能误读西方的民主政治,那样做不仅学不到西方好的东西,搞不好会把坏东西搬了过来。

西方“和平演变”苏共的五种手段

西方“和平演变”苏共的五种手段

  从苏维埃政权诞生时起,西方敌对势力就企图将它扼杀在摇篮里。但在列宁、斯大林时代,俄国共产党人带领各族人民英勇奋斗,克服重重困难,社会主义的旗帜始终在苏联高高飘扬。眼看对强大的苏联用武力战胜已无可能,西方便转而采取“和平演变”战略。“和平演变”一词,最早是美国驻苏联大使乔治•凯南在1947年7月提出的,他预言: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最终将导致苏维埃政权的瓦解。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西方反共势力根据赫鲁晓夫掌权后出现的新形势,加紧对苏联实施“和平演变”战略,力图西化和分化苏联。美国总统里根就曾提出,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斗争中,“最终的决定性因素不是核弹和火箭,而是意志和思想的较量”。他声称“要把马克思主义抛进历史的垃圾堆”。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大力鼓吹所谓的“国际政治新思维”。他宣称“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强调“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苏美两国“除了领悟共同生存这一伟大真谛以外,别无其他选择”。他的政治表态很快就传达到西方社会。西方反共势力见时机已到,便对苏联全面展开“和平演变”的攻势。 第一个手段是利用大众传播媒体,大举进行意识渗透。 美国在西欧专门设置了针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大型广播电台“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每天用6种语言“传播国际以及苏联和东欧国内发生重大事件的信息”,宣传西方社会的“成就”、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英国广播公司(BBC)”和“德意志电波电台”每天也分别用40种和35种语言向世界各地广播。这4家大型电台都担负着向苏联和东欧国家灌输西方意识形态的任务。 冷战时期原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曾针对美国颠覆苏联的战略不无自信地宣称:“如果我们教会苏联的年轻人唱我们的歌曲并随之舞蹈,那么我们迟早将教会他们按照我们所需要他们采取的方法思考问题。” 1988年12月,苏联停止了对过去视为反动电台的多家西方电台的干扰,并决定拨款400万外汇卢布,进口20个西方国家的报刊,在国内公开出售。这就进一步助长了西方对苏联的舆论攻势。 由于苏共对西方意识形态的进攻敞开大门,1990年前后,苏联社会中抛弃社会主义的思潮达到高潮。一项全国性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居民在回答“苏联选择什么样的前进之路”时,有32%的被调查者认为要效仿美国,17%的被调查者选择了德国;11%的被调查者看好瑞典。不少政治势力决定走一条所谓的“彻底革命”之路,背弃社会主义的“此岸”,一步跨入资本主义的“彼岸”。这就完全符合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指令中给“最有效的宣传”所下的定义:“宣传对象按照你所指定的方向走,而他却认为这个方向是他自己选定的。” 第二个手段是利用经济贸易、技术援助,诱导苏联的改革朝着西方期望的方向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一直利用1949年11月秘密成立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封锁禁运和贸易限制。从1989年开始,戈尔巴乔夫对苏联的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改革”,结果很快导致社会动乱和民族冲突,经济形势日益恶化。 1991年5月,戈尔巴乔夫委派经济学家亚夫林斯基去到美国,同哈佛大学的专家一起,制定了一个“哈佛计划”,其中规定:西方每年援助苏联300亿-500亿美元,5年共援助1500亿-2500亿美元,苏联则实行“市场化”、“私有化”、彻底的“民主化”,以及允许各民族自决等等。该计划还规定,西方援助同苏联改革紧密挂钩,每半年协调一次。按西方当时的说法,就是“大改革多援助,小改革少援助,不改革不援助”。 然而,西方的援助只是一个“诱饵”。当时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直言不讳地说:“美国的关键战略利益不在于从经济上挽救莫斯科,而是要摧毁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事实也的确如此。1991年7月16日,戈尔巴乔夫带着包括“哈佛计划”在内的文件来到英国伦敦,会晤西方七国首脑,请求给予巨额援助。但结果使他大失所望,西方七国并未承诺任何援苏款项。尽管如此,戈尔巴乔夫依然本着“哈佛计划”的思路,使苏联的改革按照西方指引的方向,走上了“不归之路”。 其实早在1918年12月,列宁在《在工人合作社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指出:美国威尔逊之流的“美元多得很,可以把整个俄国……以至整个世界都买下来。”列宁还指出,收买就是整个问题的症结所在。 第三个手段是利用所谓“人权”问题干涉苏联内政,支持和扶植苏联社会内部的反对势力。 多年来,美国和西方国家一直利用所谓“人权”问题攻击和污蔑社会主义制度,鼓噪“共产主义世界践踏公民权利”。1975年《赫尔辛基协定》签订后,西方国家利用协定中规定的条款,给予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以多方的支持。这种支持有物质和金钱的,也有“荣誉”和所谓“道义”的。 1977年卡特上台不久就接见了《古拉格群岛》一书的作者索尔仁尼琴;他还亲自致信苏联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表示美国“将继续履行在国外促进人权的坚定诺言”。1979年12月,卡特政府搞了一个所谓的“人权周”,对苏联施加压力,对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造势助威。 198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争取民主赠款法》。1989年,美国国会仅拨给“全国争取民主基金会”的款额就达2500万美元。这笔资金主要用于在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发展民主”和支持反对派。 随着戈尔巴乔夫所谓“公开性”和“民主化”政策的推进,非正式组织和形形色色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其中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为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恢复名誉。萨哈罗夫是苏联的“氢弹之父”,但他在西方支持和资助下,拼命反对社会主义制度。1986年12月16日,戈尔巴乔夫亲自打电话把他请回莫斯科。随后,苏联当局又按萨哈罗夫的要求,赦免释放了其他140名持不同政见者。由于戈尔巴乔夫这一“鲜明”立场与态度,苏联更多的持不同政见者和更大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便很快公开化、合法化了。1987年12月28日,《真理报》的社论披露,当时苏联的非正式社团已经有3万多个。 第四个手段是插手苏联的民族问题,破坏苏联的民族关系,在苏联内部制造动乱。 苏联长期存在着一些民族问题,由于戈尔巴乔夫推行所谓的“族际关系民主化”而不断激化。1986年苏联改革开始不久,一些美国议员就跑到拉脱维亚挑拨苏联民族关系,公开宣布美国从未承认苏联对波罗的海国家的“占领”,波罗的海人民有权决定是否独立。1989年春,当波罗的海沿岸的民族分裂主义活动势如潮涌之时,美国驻苏大使出面接见当地分裂势力的代表,直接促成了波罗的海沿岸200万人牵手的“波罗的海之路”运动,其间,当地分裂主义势力公开提出了“打倒苏共”和“脱离苏联”的口号。 1989年12月1日,美苏两国元首在马耳他会晤,布什向戈尔巴乔夫施压,警告苏联不得用武力对付波罗的海的三国民族运动,否则,反苏情绪就会席卷美国。 1991年1月立陶宛局势紧张时,美国立即发表声明,谴责苏军“挑衅”,要求苏联“回到谈判中来”,同时通过各种外交渠道,向苏方表达强硬立场。布什本人亲自给戈尔巴乔夫打电话、发密函,要他履行不对波罗的海国家动武的承诺,否则就将停止对苏援助。 在美国的高压下,作为苏联总统的戈尔巴乔夫,于1月30日下令将派去控制立陶宛局势的空降兵部队和内务部队撤出立陶宛,苏联中央政权从此失去了对这3个共和国的控制。波罗的海3国分裂势力的得手,推倒了苏联解体的多米诺骨牌。 第五个、也是最致命的一个手段,是千方百计大力扶植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掘墓人。 早在1987年夏天,当叶利钦尚未与戈尔巴乔夫发生冲突之时,美国驻苏联大使就已经同叶利钦进行了接触,他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坦率”,给美国大使留下了强烈印象,美国随即将他作为重点工作对象,全力支持他对抗苏共中央、对抗联盟政权、分裂苏共和苏联的一切反叛行为。 1991年6月,叶利钦当选俄罗斯联邦总统,美国立刻邀请他访美,并且给予这位尚未就职总统的当时还是苏联地方政权领导人以完全的国家元首礼遇。 叶利钦对美国人的知遇之恩投桃报李。1991年12月他与乌克兰、白俄罗斯领导人密谋解散苏联时,首先向美国总统通报了情况,取得了美国的支持。“8•19”事件前夕,苏联著名反对派人士波波夫用纸条密告美国大使,说有人正在策划一场重大阴谋活动。“8•19”事件发生后,美国总统两次与叶利钦通电话,稳定其情绪,鼓励其斗志;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立即旗帜鲜明地表达了支持叶利钦的立场。此时的戈尔巴乔夫更是与叶利钦站在一起,共同对付当时企图挽救苏联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 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领导人对西方国家西化、分化战略从屈从到迎合,加上以叶利钦为代表的苏共内部反叛势力与西方敌对势力的里应外合,便使得苏共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内外交困、走投无路。当叶利钦站在前来包围“白宫”的坦克的炮筒前时,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社会主义葬礼的“礼炮”也就奏响了。 (《环球视野》摘自2007年第8期《党史文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