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独左右问题的上下求索(完)

统独左右问题的上下求索(完)

　文□杜继平

中国大陆完全进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后﹐会不会丧失自主权沦为屈从于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依附型资本主义国家呢﹖这是左翼阵营中许多人关心甚至忧心的问 题。对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外围或半外围国家能否在世界体系的等级结构中﹐经过惨烈的国际竞争﹐由下而上逐步跃升为中心国家﹐在左翼的依附理论与世界体系 理论中有不同的看法。阿明﹙Samir Amin﹚抱持较悲观的看法﹐而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则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参考﹕Amin 1976, 1990a; Wallerstein 1979﹚

“脱钩”﹙delinking﹚的真正涵义

阿明对毛泽东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推崇备至。多年来﹐他积极鼓吹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外围﹙periphery﹚的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 生产体系与中心国家脱钩﹙delink﹚﹐以免受制于中心国家的垄断资本扩张的运动逻辑﹐这样才可望进行以本国为中心的﹙auto-centric﹚发展 ﹐建成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否则无以摆脱被帝国主义殖民所造成的经济各部门支离﹙disarticulation﹚﹑生产率不平衡从而依附于中心国家的悲 运。阿明的“脱钩论”﹙delinking﹚﹐正是以毛泽东的路线做为典范的。不过﹐“自力更生”并不意味闭关自守﹐断绝对外贸易。毛泽东时代中国大陆与 资本主义世界近乎隔绝的状态﹐主要是美国帝国主义企图扼杀中国社会主义势力于襁褓之中而实行经济封锁所造成的﹐初非毛泽东所愿。阿明也极力澄清﹐绝不能把 他的“脱钩论”混同于闭关自守的“自给自足”﹙autarky﹚。他指出﹐外围国家由于自然资源不足﹐技术落后﹐也难以制造精密的资本品﹐不能不从事出口 贸易换取外汇﹐进口短缺的物资与技术﹐这是迫于无奈的“必要之恶”﹐只能力求减少负担而无法避免。阿明再三强调﹐所谓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脱钩”﹐意指国 家的发展战略立足于本国的社会生产关系与价值规律。而不根据中心国家所主导的“比较优势”﹑国际分工﹑“世界价格”行事。换句话说﹐对外交换应服从于本国 发展的需要﹐而不是相反﹐让国家发展受制于中心国家资本扩张的要求﹙以上参见﹕Amin 1990a : 18-19, 62-83, 132-133﹚。

中国大陆正是在毛泽东领导下﹐号召亿万劳动人民发挥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实行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脱钩的发展战略才创造出前述其它第三世界国家所无的 优越条件﹐使中国在饱经百年的帝国主义掠夺与兵连祸结后﹐从衰病交侵中﹐淬炼成精壮结实。因此﹐中国大陆在邓小平路线下﹐重新进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便具 有比一般第三世界国家更强的竞争力。

民族资产阶级国家的要件

众所周知﹐形式上取得政治独立的国家﹐实质上仍可能遭到帝国主义的中心国家以新殖民主义的方式控制其经济乃至军事﹑文化。阿明指出﹐外围国家的资产 阶级就算掌握国家机器﹐只要还不能控制本地的资本积累过程﹐就称不上是真正的民族资本主义国家﹐其资产阶级也就不够资格称为民族资产阶级。

阿明进一步阐释说﹐所谓“积累的控制”是指本地的资产阶级及其国家控制了积累过程的五个必要条件﹕

　　一﹑劳动力的再生产。这意味﹕第一步﹐国家的政策要确保农业发展能生产足够多的余粮﹐且在价格上能让资本获利﹐第二步﹐工资消费品的生产量须能同时跟上资本与工资总量的扩张﹔

　　二﹑剩余的集中。这意味﹕不仅要有国家的金融机构﹐而且这些金融机构对跨国资本的流动有相对的自主性。这样才能确保本国引导投资方向的能力﹔

　　三﹑为本国产品保留大部分的国内市场﹐甚至在没有高关税或甚他保护措施下﹐也能做到这一点﹔并且在世界市场上也有竞争力﹐至少是特别选定的产品要有竞争力﹔

　　四﹑自然资源。这意味﹕除了有形式上的所有权﹐国家要有能力开发或留为贮存。就这点来说﹐中东产油国并不真正控制了本国的油源﹐因为﹐就算它们宁可让石油保存在地下而不愿持有随时可被剥夺的金融资源﹐也无法自行“关掉龙头”﹔

　　五﹑由本国控制技术。这是指﹐技术不论是本国发明或是进口的﹐都可以很快地再行复制﹐不用不断进口生产设备﹑制程技术等必要的投入品﹔

阿明认为﹐只有控制了这五个社会再生产要件的国家与资产级才可当民族资产阶级与国家之名而无愧﹐而民族资产阶级国家的建立也就等于是“以本国为中心的民族经济”的形成﹙Amin 1990a: 10-11﹚。

照阿明的标准﹐中国大陆到目前为止大体上符合民族资产阶级国家的要件﹐虽不中亦不远。阿明近年来认为﹐中国已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构成多极化世界中的重要一极﹐且成为亚洲经济的支柱﹙参见Amin 1997﹚。

中国会不会丧失自主性﹖

当然﹐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大陆加入WTO之后﹐工业﹑农业﹑金融业等各领域会否受到重大冲击﹐因而改变了现有的经济格局﹐引发社会﹑政治的动荡﹐从 而削弱其政治﹑经济的自主性﹖这涉及到对中国大陆经济实力的评估问题。大陆的科技部部长朱丽兰今年在接受台湾《天下杂志》专访时表示﹕“想后来居上﹐不靠 科技﹐没门﹗”对于大陆集中两百多个专家在清华大学搞的CIMS﹙计算器集成制造系统﹚示范工程在一九九五年得到美国大学领先奖﹐朱丽兰颇为自得地说﹕ “这就说明我们从空白开始﹐靠自己的力量﹐同样可以走到世界的前头。所以我们整个发展高科技的思想﹐就是叫顶天立地。你得有自己的创新﹐不是盲目自大说顶 整个的天﹐这不可能﹐但是在有些方面是可以完全自主﹐可以从没有走到前头去的。”对于加入WTO﹐朱丽兰更底气十足地说﹕“我们一点都不害怕﹐而且在一定 的程度上﹐还有更大的一种推动力﹐因为我们不想侵犯人家的智产权﹐同时更大的开放﹐对保护我们自己的知识产权是有好处﹐激励科技人员更突出创新﹐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推动力。”﹙《天下杂志》﹐第231期﹐二○○○年八月一日﹚。

从朱丽兰的思维可以看出﹐中国大陆经过前三十年的艰苦奋斗已打下从无到有的深厚根基﹐累积了一些家底﹐在高科技领域有本钱也有胆子﹐敢在世界市场上 与经济大国一争长短。至于实际较量的结果如何﹐目前还言之过早。“顶天立地”的豪情壮志﹐若因战略失当﹐也可能落得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可悲下场。我们特 别重视高科技领域的情况是因为技术的垄断控制已是帝国主义国家驾驭﹑榨取发展中国家的主要手段﹐技术租金成为垄断利润的主要来源。正如阿明所指出的﹕“有 理由认为﹐技术的依附将逐渐取代直接的占有来进行支配。只要垄断了特定型态的设备的供给﹐售后服务﹑零部件的供给﹑专利﹐加上所有各式各样的‘善意’﹐就 越来越有可能榨取一家企业的大量剩余价值﹐而根本不需要拥有该企业的法定所有权。今天已经可以设想一种工业虽然是本国所有﹐甚至是公有的完全依附型经 济。”﹙Amin 1976: 251﹚换句话说﹐经济所有制已不是关键所在。只要你进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参与国际分工﹐按照中心国家根据其劳动生产率规定的社会劳动必要时间而决定的 世界市场价格﹐遵循中心国家运用政治﹑经济实力规定的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在世界体系内进行竞争﹐那么不管你挂的是“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招牌﹐企 业是公有或私有﹐都会受制于同样的经济规律﹐接受同样残酷的考验。

二十多年来﹐中共的邓小平派热衷于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忙着所谓“与国际接轨”﹐有心在世界市场上奋力拼搏﹐冀望荣登为中心大国。这是场世纪大赌 注﹐对全中国﹙包括香港﹑台湾﹚都会有关键性的影响。胜负如何﹖目前尚难论断。这主要取决于几项因素﹕农业的经营体制与生产效果﹑离农以及﹙或者﹚离乡的 农民如何安顿﹖工业结构的调整及民族工业特别是高科技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失业工人的数量与处置方式﹑金融业的经营体制与效率﹑经济结构转型后的收入分配方 式以及政权的稳定性等等。

可以预见﹐中国大陆走资的势头不到走不下去是不会回头的。这一方面是中共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了彻底否定文革﹐连带丢掉了毛泽东思想中不少正确的 成份﹐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大开方便之门﹐另一方面﹐国际上自八○年代后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九○年代初﹐东欧﹑苏联共产党政权相继垮台﹐所谓“没有其它选 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的TINA症候群更成了右派振振有词的借口。

中国大陆的资产阶级学者与中共党内的官僚资产阶级假借改革之名﹐正在磨刀霍霍合谋将国有资产或凌迟﹑肢解﹐或待机与内外资本鲸吞国有企业。中共十五 大给股份制开了绿灯后﹐资产阶级学者笑逐颜开﹐喜孜孜地相互致贺﹕“私有化的闸门已经启动了﹗”加入WTO后﹐大陆新兴的资产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将与全世 界的资产阶级同心协力连手加速推动中国大陆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深化﹐是无可置疑的。面对资本主义的狂澜滔天而至﹐中国的左翼在道德的义愤填膺之余﹐还应 当通过全面的调查研究﹐做出深刻的政治经济分析﹐准确掌握局势的变动﹐与受损害的人民同呼吸﹑共命运﹐防止中国大陆出现土崩瓦解的危局﹐更重要的是﹐结合 理论与实践找出一条可行的社会主义新模式以因应新时期客观现实的变化。这是一个艰苦繁难的过程﹐但若不披荆斩棘以启山林﹐则中国的社会主义不会有前途﹐全 世界的社会主义也不会有出路﹐中国的左翼实责无旁贷。

统一的中国经济圈是大势所趋

近二十年来﹐在中共开放大陆市场﹐港﹑台资金大量涌入大陆下﹐港﹑台﹑大陆已逐渐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国经济圈。这个趋势在两岸加入WTO后﹐会更加快 速的进行。由于两岸在八○年代之前的发展战略不同﹐两岸在经济结构上有高度的互补性。大陆在毛泽东时期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脱钩﹐不以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为 指导原则﹐主要着力于重工业﹑国防工业与高科技﹐走的是重积累轻消费的路子。台湾则是加入世界体系的国际分工﹐按照比较优势论﹐充当跨国资本的加工出口基 地﹐发展劳力密集的轻工业﹐急功近利的结果是﹐重工业的基础薄弱﹐基础科学与高科技都难望大陆项背。因而大大限制了台湾产业结构升级的潜力。八○年代后﹐ 大陆与东南亚也纷纷效法东亚的加工出口模式﹐其土地﹑劳动力成本本来就低于台湾﹐加上台湾内部劳工与环保运动风起云涌﹐更加重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做为台湾 加工出口经济主干的中小型企业除了大量外移大陆与东南亚之外﹐别无生路。九○年代后﹐大陆加速了经济增长﹐内部市场扩大﹐高科技产业也开始茁长﹐而台湾的 生产成本有增无已﹐政治斗争在民主化后更形剧烈﹐整个投资生产环境日形恶化﹐催化了台湾企业加速外移至积极招商引资的大陆。而且﹐此际外移的已不仅是中小 型的劳动密集产业﹐大型企业与电子﹑信息产业也趋之若骛地往大陆投资设厂。过去﹐民进党一再以危及国家安全的理由坚决反对两岸三通。近来﹐从总统陈水扁到 大批民进党立委却大谈三通为台湾经济发展所必需﹐李登辉限制台商投资大陆的“戒急用忍”政策已不合时宜﹐应早日松绑。以前声嘶力竭地高喊的所谓国家安全忽 焉置诸脑后﹐不以为意了。这很鲜明地显示了客观现实的发展趋势。综而言之﹐统一的中国大市场的形成是两岸的政治﹑经济﹑社会产生结构性变化的必然结果。

二战后﹐中国的分裂是美国利用台湾做为遏制中共的工具所致。八○年代前﹐台湾在美国卵翼下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中国大陆隔绝﹐依附在美﹑日帝国 主义下﹐成为美日经济圈的附庸﹐获得高速的经济增长。但台湾的依附型经济并不具备自主发展的能力。八○年代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丕变﹐美国对台湾的政治 ﹑经济﹑军事支持转弱﹐大陆实行经济的改革开放﹐台湾的产业结构转型发生困难﹐迫使台湾重回中国经济圈。这些因素使台湾的分离势力陷于愈来愈不利的处境。

台独已是日暮途穷

众所周知﹐台湾要从中国彻底分离出去﹐没有美国的鼎力支持绝无可能。台独运动从来不具备独立自主的能力﹐过去如此﹐未来也必然如此。面对中国大陆强 劲的民族主义﹐美国若公然支持台独﹐就必须冒与北京开战的危险﹐这非但将危及美国本土﹐也破坏了美国推动资本全球化与和平演变中国的大战略﹐无论如何是得 不偿失之举。在美国看来﹐台湾进入中国经济圈﹐可与全球资本共同戳力演变中国大陆﹐有利于使中国早日与美国亲善﹐并可降低两岸的紧张关系﹐避免美国卷入战 端﹐这远比支持台独符合美国利益。台湾在美国这样的战略构想下也只能俯首听命。主张台独的陈水扁从总统大选前到侥幸当选后﹐一再申言﹐他的两岸政策会让美 国满意﹐即可窥见此中消息。

台湾的汉人无论是血统﹑语言文化﹑宗教无不源自中国﹐而台湾与大陆近百年的两度分离又无不为帝国主义所造成。台独在美﹑日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大肆煽 动反中国的情绪﹐企图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这无疑只能制造两岸人民的仇视对立﹐尤其为深怀反帝民族意识的大陆人民所无法容忍。台湾要搞独立﹐两岸只有战 争一途﹐绝没有第二条路可走﹐这是无可回避的现实。台独人士经常自说自话什么两岸是远亲近邻﹐台湾独立之后﹐两岸可以亲善友好﹐成为兄弟之邦﹐这些纯属自 欺欺人的痴人说梦。其实台独要能成功﹐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敦请美国主子出兵打败中国。不过﹐付出的代价却是﹐美国从华盛顿到洛杉矶都可能遭到中国核弹 攻击而死伤惨重﹐台湾也落得个一片断壁残垣。姑不论要美国为台湾建国流血只是天方夜谭﹐果然成真﹐请问又对谁有利﹖从这点来说﹐台独只能是帝国主义的工具 ﹐没什么独立自主可言﹐从而台独也没有左右派之别﹐思维上都是主观唯心﹐实践上都是帝国主义的奴仆。

最后﹐我们愿再重申本文开首论述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与民族观点的要旨﹕根据历史唯物论﹐由大的民族国家形成统一的国内大市场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与 加速社会矛盾的深化﹐而统一的民族国家是社会主义者自身生存的政治条件。明乎此﹐我们才能理解何以马克思与恩格斯原本鼓吹以由下而上的人民革命促成德国统 一﹐反对普鲁士王朝实行由上而下的统一模式﹐但在俾斯麦完成德国统一后﹐依然坚决支持德国的统一﹐绝不同意德国重回分裂﹑软弱的状态。事实上﹐阶级并非存 在真空中﹐而是具体形成于民族与国家之内。抽离了民族与国家来谈论阶级是没有意义的。期望台湾的左翼能认清这个事实﹐正视两岸统一的趋势﹐为中国的社会主 义发展尽一份推进之功﹐那么世界的社会主义前途也就会多一分希望。

参考书目

Amin, Samir (1976) Unequal Development : An Essay on the Social Formations of Peripheral Capitalism. N.Y.: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0 a) Delinking: Towards a Polycentric World. London : Zed Books.

—(1990 b) Maldevelopment : Anatomy of a Global Failure. London: Zed Books.

—(1992) Empire of Chaos. N. Y: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7) 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London: Zed Books.

Hobsbawm, E. and Terence Ranger eds.(1983)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inversity Press.

Wallerstein, Immanuel (1979)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Historical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1984) The Politics of the world-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马克思．恩格斯﹙1956-198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 人民出版社。

列宁(1984-1988)《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列宁选集》﹐中文第二版﹐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1991)《毛泽东选集﹙一～四卷﹚》﹐第二版﹐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9)《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邓小平(199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陈云(1982)《陈云文选﹙1956-1985﹚》﹐北京﹕人民出版社。

中央文献研究室﹙1991﹚《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北京﹕人民出版社。

王育德﹙未着出版年月﹚《苦闷的台湾》﹐台北﹕自由时代。

史明﹙1980﹚《台湾人四百年史》﹐台北﹕自由时代。

施正锋编﹙1994﹚《台湾民族主义》﹐台北﹕前卫。

黄昭堂﹙1994﹚〈战后台湾独立运动与台湾民族主义的发展〉﹐收于施正锋编《台湾民族主义》。

矢内原忠雄着周宪文译﹙1985﹚《日本帝国主义下之台湾》﹐台北﹕帕米尔书店。

陈在正　孔立　邓孔昭等着﹙1986﹚《清代台湾史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原载二○○○年八月～十月的《左翼》第﹑﹑号﹚

统独左右问题的上下求索(四)

统独左右问题的上下求索(四)

　文□杜继平

中共党内的计划与市场之争

中共的邓xx路线是在否定文革的基础上产生的。他们认为﹐毛泽东晚年脱离了中国的客观实际状况﹐强调保持社会主义的纯洁性﹐急于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 ﹐因而主张公有制规模愈大愈好﹐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愈快愈好﹐并在这样的思维下﹐极力限制商品的生产与交换﹐否定农村中的“三自一包”﹐希望早日 割掉“资本主义尾巴”﹐结果造成经济缺乏活力与阶级斗争扩大化﹐阻碍了中国的发展。邓xx路线主张﹐由于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的阶段﹐商品经济 本不够发达﹐故不宜跨过商品经济这个不可逾越的阶段﹐过早杜绝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因而应该像列宁晚年采取新经济政策一样﹐实行战略上的退却﹐允许多种经济 成份并存﹐尊重价值规律﹐充分运用商品生产与市场的功能来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

不过﹐在反对文革的阵营内部﹐对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商品生产与流通的范围该有多大的问题却存在着分岐。以陈云为代表的一派主张﹕“搞活市场﹐市场 调节﹐这些只能在计划许可的范围以内发挥作用﹐不能脱离开计划的指导。”﹙陈云1982: 287﹚这就是把计划比喻为笼子﹐市场比喻为鸟的“鸟笼经济论”。换句话说﹐陈云派仍坚持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市场只能作为补充﹐即所谓“在公 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这个提法在中共十四大以前占居主流地位。但中共党内的右派并不满足于这种小脚放大式的改革﹐处心积虑扩大市场作用的范围﹐ 力图打破计划经济的框框。计划与市场的主从之争﹐经过多年鏖战﹐在一九九二年初﹐邓xx发表南方讲话之后﹐市场派跃居上风。一九九二年十月的中共的十四大 就明确指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调节作用”﹐从而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

本来﹐在一九八八年中共闯价格改革关失败﹐造成物价飞涨﹑人民抢购商品的恶性通货膨胀后﹐中共即厉行经济的治理整顿﹐加以一九八九年又发生“63+ 1”事件﹐中共党内即兴起一股强烈质疑经济改革走偏了方向的声浪﹐认为再不有所警惕﹐明确改革是姓“资”还是姓“社”﹐中国的社会主义将遭和平演变﹐导致 江山变色﹐走上资本主义的邪路﹐其批判的锋芒即指向邓xx。邓xx在深圳﹑上海等地发表南方讲话﹐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 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xx文选》﹐ 第三卷﹕373﹚的论调﹐正是针对以北京为中心的计划经济派的反戈一击。此论一出﹐计划经济派为之气闷﹐自由经济派则感激涕零﹐如大旱之逢甘霖﹙此话绝无 夸大﹐曾任人民大学经济系主任的著名自由化学者魏杰在自己书中的序言就坦白描述他当时激动落泪的心情﹚。在邓xx表示不要搞姓‘资’姓‘社’的争论﹐要解 放思想﹐敢冒风险﹐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的鼓励之下﹐大陆随即掀起一阵大炒股票﹑房地产的投机热潮﹐挪用公款﹑贪污受贿之风大起﹐导致一九九三﹑一九九四年 的经济过热﹐幸赖朱镕基采纳了左派经济学家的意见﹐剎住了恶性通货膨胀﹐才免于经济崩溃。

邓xx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本质认识不清

邓xx所谓“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的说法﹐混同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计划”与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的涵 义﹐无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资产阶级经济学来说﹐都是不通之论。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计划只是对经济增长﹑货币供给﹑财政收支等提出总量规划以作为经 济发展的指标﹐并不直接支配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生产要素的流动也交由市场机制决定﹐资本家仍是经济活动的主角﹐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来组合生产要素以 获取剩余价值。这种经济计划既无法消灭剥削﹐也不能免除经济震荡﹐岂可与马克思主义的计划经济相提并论﹖一旦以市场作为经济的运行机制﹐劳动力也势必商品 化﹐而劳动力的成为商品﹐成为创造剩余价值的源泉﹐正是马克思指出的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所谓“公有制”经济﹐所谓国有企业也就不足 以做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特征。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早已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愈来愈社会化后﹐股份公司大量兴起﹐而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得不承担起对生 产的领导﹐开办规模庞大且需要大量资本的铁路﹑邮政﹑电报等企业﹐“但是﹐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现 代国家…愈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愈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愈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 了顶点。”恩格斯还谴责说﹕“自从俾斯麦致力于国有化以来﹐出现了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它有时甚至堕落为一种十足的奴才习气﹐直接了当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 ﹐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社会主义的。显然﹐如果烟草国营是社会主义的﹐那么拿破仑和梅特涅也应该算入社会主义创始人之列了。”﹙《马恩选集》﹐第三 卷﹕317-318﹚

因此﹐我们可以确凿无疑地说﹐中共自十四大确立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机制后﹐基本上已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没什么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别。所谓国家的宏观调控﹐所谓的公有经济为主体﹙且不说“集体经济”相当多数实质上已是私有经济﹐而国有经济也正大量被侵蚀﹑ 稀释中﹚都不足以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些话决不是什么从“本本”出发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论点或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而是实事求是﹐揭示 问题本质的论断。要证明上述论断的正确性﹐只要以台湾为例证就够了。五○年代中期之前﹐台湾公营经济的工业产值都超过私人企业﹐而石油﹑水﹑电﹑铁路﹑公 路﹑钢铁﹑邮政﹑电信﹑银行﹑肥料﹑糖﹑盐等各种攸关国民生计的企业直到九○年代初都由官方垄断﹐国民党一手掌握了台湾的经济命脉﹐按照邓xx派的逻辑﹐ 台湾战后数十年来所实行的也跟大陆一样都是社会主义了。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照这个逻辑再推下去﹐那么国民党今天的下场﹐也可能就是中共未来的写照。

邓xx之所以混淆资本主义的“计划”与社会主义的“计划”的区别﹐又只把计划与市场当成经济手段﹐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自己所承认的﹕“我读的书 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邓xx文选》﹐第三卷﹕382﹚。他所谓的实事求是﹐其实是实用主义﹑经验主义。就如毛泽东所批评的﹐邓 xx也就是他那个“猫论”。邓xx敏于治事﹐办事干练﹐但终非有深远洞见之辈。他所谓的计划与市场并非制度的本质特征之说﹐其实是听信了大陆资产阶级经济 学者的胡说﹐因无力判断而遭到了唬弄。毛泽东生前曾感叹﹕“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并多次号召干部要多读马列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正是看出了值得 忧虑的问题。

邓xx在南方讲话中﹐语带情绪地指责那些认为外资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的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那我们来看推行新经济政策的列宁怎么说吧﹕ “新经济政策就是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就是在很大程度上转而恢复资本主义。……同外国资本家签订租让合同﹐把企业租给私人资本家﹐这些都是直接恢复资 本主义﹐是从新经济政策的根上萌发出来的。……这是经济学初级读本教给我们的最基本的经济常识”﹙《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卷﹕184-185﹚看吧 ﹗是谁没有基本常识﹖

经济改革的根本问题—谁战胜谁﹖

列宁之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是因俄国原是个经济文化落后﹑小农占人口多数的国家﹐在苏维埃政权初建之际﹐更遭到俄国资产级联合帝国主义列强以武力反扑 ﹐三年内战期间被迫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由国家直接组织生产与分配﹐结果﹐战后经济凋敝﹐政治不稳﹐列宁见正面强攻﹐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方法不可行﹐ 遂实行战略退却﹐改采迂回包围﹐决定推动新经济政策﹐希望凭借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手段。列宁很清醒地看到﹐开放了国内贸易市场﹐引进了外资 ﹐就是给资本主义铺设了温床﹐因此﹐一再告诫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并提出“谁战胜谁—是资本家还是苏维埃政权﹖”的问题﹐明白指出﹕“全部问题就在于谁跑 在谁的前面﹖资本家如果先组织起来﹐他们就会把共产党赶走。”但邓xx则反是﹐不惜曲解马克思主义﹐不愿也不敢承认搞了资本主义﹐一再强调主要是防止 “左”﹐说什么﹕“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邓xx文选》﹐第三卷﹕375﹚。 列宁之所以是列宁﹐而邓xx只是邓xx﹐差别就在这里﹗

中共经改的战略构想相当程度上借鉴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但比列宁走得更远。中共党内对要退却到什么程度﹐曾有不同意见﹐有的主张退回到新民主主义﹐ 有的认为中国既然缺乏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就算退到资本主义补一堂资本主义的课也无妨。但在七○年代末八○年代初﹐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权威在中国大 陆仍无法撼动﹐守住社会主义制度这道防线成为党内最大共识。于是在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提出“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明确表示﹕“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但是毫无疑问﹐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任何否 认这个基本事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1: 61﹚但中共从八○年代初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退到一九八七年十三大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再退到十四大的市场经济体制﹐一步一步滑 向资本主义﹐已是“久假而不归”了。新民主主义还对私人资本主义加以限制﹐并逐步引导向社会主义﹐中共目前则是强调建立所谓公平竞争的市场﹐让各种所有制 的企业优胜劣汰﹐已远离了新民主主义不可以道里计。经济运行机制虽已发生质变﹐邓xx派一怕坐实了“走资派”的罪名﹐二怕引起人心不满﹐政治动荡﹐却始终 不敢拿下“社会主义”的招牌﹐美其名曰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其实﹐依中共目前实行的政策若硬要说是社会主义的﹐那只能说与欧洲社会党式的社会主 义差堪近之﹐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不甚相干。

中国大陆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中共十四大后﹐很沈痛地慨叹﹕“没想到资本主义在中国这么快就复辟了”。确实﹐曾经震憾了世界﹐改变了人类历史 进程的中国革命竟然在毛泽东过世后十多年就变了质﹐走了样。何以致此﹐很值得总结经验﹐深加探究。这当然会是个浩大而费时费力的工程﹐追究起来﹐因素也必 然复杂多端﹐但马克思在〈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中的一段话是个启人深思的角度﹕“当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必然消灭﹑从而也使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必然 颠覆的物质条件尚未在历史进程中﹑尚未在历史的‘运动’中形成以前﹐即使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统治﹐它的胜利也只能是暂时的﹐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本身的 辅助因素﹐如一七九四年时就是这样。所以﹐法国的恐怖统治所能起的作用﹐只是通过自己的猛烈锤击﹐像施法术一样把全部封建遗迹从法国地面上一扫而光。这样 的事情是怯懦的资产阶级在几十年中也办不到的。因此﹐人民的流血牺牲只是给资产阶级扫清了道路。”﹙《马恩选集》﹐第一卷﹕171﹚

中共在邓xx领军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蜕化变质﹐腐败成风﹐当然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帝国主义与资产阶级额手称庆﹐喜出望外﹐为宿怨大敌竟自行缴械不战而降而雀跃不已﹐全世界的左翼则或忧心忡忡或愤慨怒责﹐气未能平。台湾的左翼在统一问题上出现争论﹐母宁说是正常的。

邓xx路线的主调是﹕振兴中华﹑强国富民以实现中华民族的雄心壮志。中共一方面由社会主义向后退却﹐一方面则高举民族主义大旗﹐这与毛泽东时代合民 族独立与阶级解放为一体相较﹐自然会让左翼阵营中人产生不满﹐甚至质疑中共以发展经济为名﹐急于溶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势必依附于帝国主义﹐沦为买办资产 阶级的代表。这种看法在萧喜东与苏杰的文章中都有所反映。从主观上说﹐邓xx派欲增强国力﹐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用心﹐大概无庸怀疑﹐而借着致 富图强的号召﹐中共也确实凝聚了一股民气。比较关键的问题是﹕中共的发展战略与中国的经济实力是否能使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杀戳战场中斩将搴旗﹐跻身 自主的经济大国之列。

经济的理论与实践都表明﹕曾为殖民地或半殖民的国家﹐由于外受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控制﹐内有买办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若不驱逐帝国主义﹐变革社会 经济结构﹐绝对无法进行自主的资本积累﹐建立独立而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很难得地完成了上述任务﹐成就了其它第三世界国家所无的伟 业。邓xx路线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经济的改革开放。也因此﹐中国大陆具备了几项其它第三世界国家所缺乏的有利条件﹕﹑有一个强大而组织深入遍布全国的 党与国家机器。﹑有一个第一部类﹑第二部类乃至国防﹐部门完整的工业体系﹐以及能稳定提供粮食﹑工业原料的农业。﹑有一批素质优良的科技队伍﹐基础科学扎 实且具备了一部分世界先进水平的科技成果。因此中国进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后的竞争力明显优于许多外围与半外围国家﹐很难以其它第三世界国家在战后的发展经 验直接模拟。

(待续)

统独左右问题的上下求索(三)

统独左右问题的上下求索(三)

　文□杜继平

台湾的统独之争涉及的当然不单是台湾内部的政治经济问题﹐也还关涉到对岸的大陆。对“为什么要统一﹖”与“台湾独立有可能吗﹖”的问题﹐若不深入探讨大陆的过去与未来发展趋势显然不可能有恰当的答案。以下我们将接着讨论大陆的情况。

在台湾的统独之争中﹐中国大陆政治﹑经济的发展趋势一直是个受到关注的焦点﹐至今也仍是个聚讼未决的问题。李登辉与台独右派经常拿反共八股的教条来 恐吓台湾民众﹐胡说什么大陆犹为共产体制﹐若与大陆统一﹐台湾人民的财产将遭共产﹐陷于“共惨”的悲运﹐以此煽动反对统一的恐惧情绪。怀有中国民族情感的 右翼眼见中共的经济改革走向市场经济﹐私有经济也蓬勃发展﹐愈来愈与台湾模式趋同﹐已逐渐减轻对统一的疑虑。在左翼阵营中﹐对“中共是否走了资本主义道路 ﹖中国大陆还是社会主义体制吗﹖”也出现了不同的看法﹐从而造成“统”与“左”的分裂。认为中共未背离社会主义路线的﹐主张“统”“左”并举﹔断定中共正 变质为资产阶级政党的﹐则力言“左”优先于“统”﹐不必与强调中华民族主义却日益偏离社会主义路线的中共同声相应。《左翼》第四号的《连结》文章代表了后 一种观点﹐而第八号中汪立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台湾问题初探〉则代表了前一种立场。

汪立峡支持中共邓小平路线的论点遭到大陆左派朋友萧喜东﹑苏杰在《左翼》第九号的反驳。双方的争议主要是﹕何谓社会主义﹖根据何种标准判断中国大陆的社会性质﹖中共的“补课论”能不能成立﹖

萧喜东在《左翼》第六号与第七号的〈二十年来的对台政策需要检讨〉及第九号的〈回复汪立峡﹐兼谈“中国特色”〉诸文中﹐一再提到要以新民主主义革命 做为大陆与统一台湾的政策纲领﹐汪立峡则将新民主主义等同于邓小平路线所标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足见新民主主义是双方争论的核心概念。可惜﹐萧喜东对 “新民主主义”语焉不详﹐而汪立峡则误解“新民主主义”﹐混淆了“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

何谓“新民主主义”

根据毛泽东在一九四○年一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新民主主义论》﹐自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后﹐中国逐渐变成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分为性质不同的两个阶段。即﹕第一步﹐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反帝反封建﹐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由于中国的民族资 产阶级在经济上与政治上异常软弱﹐又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完全分裂﹐与农村的封建地租剥削也有密切联系﹐这就注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无法由资产阶级领导﹐ 只能靠无产阶级联合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等各革命阶级来完成新式的﹑做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的各个革命阶级 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第二步﹐经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

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必须以新民主主义作为过渡阶段﹖那是因为中国外受帝国主义的欺压﹐内受封建主义的束缚﹐国民党的官僚资本又与帝国主义﹑封 建主义密切结合﹐导致中国经济难以发展﹐资本主义极不发达﹐生产力极为落后﹐不像欧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具备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用马克思在《资 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的话说就是﹕“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 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因此﹐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共产 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下﹐打破束缚中国经济发展的枷锁﹐解放生产力﹐创造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其经济方针即是孙中山所提的“节制资本”与“平均地 权”。在具体做法上﹐　没收封建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使农民成为私有者﹔　没收国民党的垄断资本﹐掌握国家的经济命 脉﹔　保护民族工商业﹐促进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总目标则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参见〈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 ﹐第二版﹐第四卷﹐第1253-1256页﹚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私人资本主义的态度。先引两段毛泽东的话﹕“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 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 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 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 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目前发展。”﹙〈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三 卷﹐第1060-1061页﹚

“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 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但是 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 劳动条件方面。我们要从各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份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孙中山的节制资本口号﹐我们依然必 须用和用得着。但是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现在和将来的利益﹐绝不可以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限制得太大太死﹐必须容许他们在人民共 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四卷﹐ 第1431-1432页﹚

可以看出﹐毛泽东认为﹐在私人资本主义仍有助于中国经济发展时﹐一要保护﹑利用﹐二要限制﹐以避免其过于壮大﹐具备操纵国民生计的能力。

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内涵

如前所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新民主主社会只是个过渡阶段﹐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也仍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运行。新民主主义 的经济形态包含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个体经济﹐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如果任由市场机制 发挥作用﹐这五种经济成分显然都将发生变化﹐例如﹕在农民中再出现两极分化﹐而私人资本主义也可能由中小资本茁壮为雄厚的大资本﹐如此等等。因此﹐如果运 用政治﹑经济﹑法律等各种手段﹐善加引导﹐则新民主主义经济可以改造﹑转化为社会主义经济﹔反之﹐若政策上失误也可能倒退为资本主义经济。

新民主主义经济正如列宁晚年所实行的‘新经济’政策﹐都是社会主义经济因素与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并存﹐两者处于既联合又斗争的状态。毛泽东很清醒地看 到﹕“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别是私人企业中的大企业主﹐即大资本家。限制和反限制﹐将 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四卷﹐第1432页﹚因此﹐毛泽东还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 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对内的节制资 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这个国家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同上﹐第1433页﹚。

欲使新民主主义顺利过渡到社会主义﹐政治上﹐要有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经济上﹐国家要掌握经济命脉﹐在工业﹑商业﹑金融﹑交通各个方面占据制 高点﹐并取得农民支持﹐巩固工农联盟﹐否则资产阶级不可能轻易就范。中共在五○年代能快速推动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短短七年 内基本完成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理由在此。

讨论过‘新民主主义’的内涵后﹐我们回过头来看汪立峡对‘新民主主义’的认知﹕“什么是‘新民主主义’呢﹖其核心思想不外是﹕新民主主义重新确立了 社会主义作为历史发展的目标﹐而同时它又把社会主义‘暂时’描述为从资本主义吸取经济活力的发展过程的保护者。……是以资本主义来‘补充’社会主义﹐为社 会主义的目标服务。”汪立峡接着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进程表述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半封建﹙或半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并说﹕“‘新民主主义’作为一种力图寻找资本主义发展的‘同等物’﹐使其不仅能满足社会主义的要求 ﹐还同样能符合本国自主发展﹙富国强兵的民族解放﹚的需求﹐有什么必然站得住的理由认为它已偏离社会主义而不是一种全新的社会主义实践呢﹖”

从上面的论述可知﹐汪立峡先是错把‘新民主主义’当成‘社会主义’﹐再把‘新民主主义’等同于中共所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完全是误解‘新民主主义’所致。

毛泽东对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

在中共党内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中共过早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毛泽东本人多次表示﹐由于中国的经济文化还相当 落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长时期内﹙或相当长的时期内﹚﹐还要让私人资本主义发挥其积极性。甚至在一九五三年制定‘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时﹐也还说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 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数据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 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要完成这个任务﹐大约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就是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从一九五三年算起﹐到一九六七年基本完成﹐ 加上经济恢复时期的三年﹐则为十八年﹐这十八年已过去了四年﹚﹐那时中国就可以基本上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1990: 405-406﹚孰料﹐中共的革命气势如虹﹐使亿万劳动人民获得翻身解放﹐深获民心﹐各项政策的推动﹐势如破竹﹐至一九五六年底即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的改 造﹐速度之快﹐连毛泽东也不太能置信﹐担心是否过急过快。不过﹐毛泽东眼见大批干部﹑群众干劲十足﹐认为民气可鼓不可泄﹐还是接着在一九五八年提出了“鼓 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发动“大跃进”与“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于是引发了中共党内多次的路线斗争﹐逐步升级至“文化大 革命”而达于顶点。

一九五八年以后的路线斗争有复杂的国内与国际因素﹐此处无法详论。但核心的问题是﹕“怎样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一穷二白”﹐又受到强大的帝国主义 包围﹑封锁的农业大国建设社会主义﹐迈向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没有现成的答案﹐苏联模式也不可照抄照搬﹐实践的经验可谓极其贫乏﹐ 一切只能通过自身的摸索﹑实践。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 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的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 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 更多的时间。……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由这点出发﹐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 短了反而有害。”﹙毛泽东1999: 300-302﹚“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者为了确立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不拔之基﹐为了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而发动的一次具有世界历 史意义的宏大实践。虽然最终遭到了挫折﹐但仍为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为人类迈向社会解放的伟业留下了弥足珍贵的遗产。今天我们必须正视的 问题是﹕“文化大革命”何以未竟其功﹖其失败的国际因素与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是什么﹖

(待续)

统独左右问题的上下求索(二)

统独左右问题的上下求索(二)

　文□杜继平

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与民族观点看台湾的统独左右之争

在探讨完马克思主义对阶级民族问题的观点后﹐现在我们可以根据上面的论述来评析台湾的统独左右之争。

目前对台湾前途的看法﹐大概可分为五种。除了主张统一的左﹑右派与主张台独的左﹑右派外﹐还有一种不愿把自己归类为前四种的“未定论”派。这里所谓 的“未定论”不是指右派台独舍美国主子牙慧所泡制而现在已经过时的“台湾地位未定论”﹐而是说﹐对统独问题不抱明确的立场﹐端看时局形势发展而定。这种 “未定论”派也可分为标举“阶级优先”的左翼与尊崇自由主义的右翼。台湾的统独问题是迟早要解决的事﹐这种“未定论”当然也不可能长期存在﹐最终还是要滑 向统独两个立场。

“未定论”派的出现﹐主要根据有二﹕一是对“阶级”与“民族”的辩证关系认识不清﹐二是对中国大陆的发展趋势存有疑虑。

《连结》编辑部的文章集中地表达了左翼的未定论派﹐也就是“阶级优先”论者的观点。《连结》的〈台湾“左翼”何去何从﹖〉对统独问题提出以下的看法 ﹕一﹑阶级的利益是最高的准则﹐所谓“全民”的民族的利益皆应服从阶级的利益﹐不应让狭隘的民族与国家的界限束缚阶级的团结﹔二﹑基于民主主义主张人民 ﹙﹖﹚有民主自决的权利﹔三﹑数百年来台湾民众不断受到外来统治﹐加上国民党专制独裁的高压统治﹐台湾民众容易产生类似反民族压迫的情绪﹐因而台湾人民有 自决或独立的权利。

以上第一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仅就抽象层面来说﹐左翼阵营中人应该不会有人反对。《连结》文章主要是针对统一的左派而来﹐其意若曰统派没有超 越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牢笼﹐因而未能从纯正的左派的阶级观点来看统独问题。《连结》也表示他们并不赞成台湾民族主义﹐并指出了台独运动实质上是美日帝国主 义操纵下的产物﹐但对台独﹐尤其是所谓“左翼”的台独仍抱持一定程度的同情﹐并支持台独的“自决论”﹐其理由是上述的第二﹑三点。

所谓自决﹙self-determination﹚论是十九世纪民族主义勃兴后﹐为解决民族纷争与国土归属而产生的理论。其基本前提是先有民族的存 在﹐才有民族自决问题的产生。《连结》不用“民族”自决而改用模糊的“人民”自决字眼﹐是回避了问题的核心。试问此处“人民”意何所指﹖是指统治阶级之外 的各种被统治阶级﹐还是也包含了统治阶级的所有社会成员﹖若说“人民”是people的中文翻译﹐那么people的另一涵义即是“民族”。更重要的是存 在“台湾民族”吗﹖台独不论是右派或所谓“左派”﹐数十年来﹐想方设法﹐生搬硬套﹐老想凭空制造出一个“台湾民族”﹐所可叹者﹐迄今犹未竟其功。在台独阵 营中﹐对台湾民族是否已经成立﹖是否需要鼓吹台湾民族﹖都还争议不决。而“台湾民族”的内涵﹐即“台湾人”是什么﹖哪些人构成“台湾民族”﹖从五○年代至 今说法迭经数变﹐连台湾民族论者自己也还没有搞清楚﹐令卯足了劲鼓吹多年的台独领导者如黄昭堂之流亦感慨不已。﹙以上所述﹐可参见黄昭堂1994﹚。然则 ﹐“民族自决”又从何说起呢﹖其实﹐“台湾民族”论不过是台独为了抹除台湾民众传统的汉民族思想并煽动反中国的情绪以建立对台独的认同而搞出来的粗制滥造 的工具﹐其呈现矛盾混乱的状态是理有固然的。

由于无论从人种﹑语言﹑宗教﹑文化等各个方面﹐台湾都缺乏成为一个民族的客观条件﹐台独论者便着力于制造历史神话﹐企图以反中国的台独史观﹐建立主 观上的民族认同。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n﹚所说的﹕“所有捏造出来的传统﹐只要可能﹐就利用历史做为行动的合理根据与凝聚群体的黏合剂。”﹙ Hobsbawn and Ranger eds. 1983:13﹚台独史观右派的代表作是王育德的《苦闷的台湾》﹐“左派”的代表作是史明的《台湾人四百年史》。两派对台湾民族形成过程的解释虽不尽相同 ﹐但本质上都是主观唯心论的产物﹐都是先有独立的念头再回过头去从史料堆中剪裁拼凑﹐再加以曲解﹐建构出符合台独立场的历史叙述。换句话说﹐他们不是用 “以汉还汉﹐以唐还唐”的尊重历史本身的方法﹐不是从事件据以产生的历史条件﹐而是从现今的实际需要来歪曲历史事实。正如考茨基批判某些政客出于政治动机 玩弄历史时所说的﹕“第一﹑他们也许会企图完全依照现在的模样以铸造‘已往’﹔第二﹐他们也许会力求依照他们目前的政策需要以观察‘已往’。”由于两人都 拿台湾史做为政治斗争的工具﹐重以学殖浅陋﹐缺乏高明的史学与社会科学造诣﹐书中充斥着荒唐之言与谬悠之论。这里没有必要对书中史料诸多的谬误解释与自相 矛盾之处细加批判﹐那需要另文专论。只须指出其基本观点与方法的错误即可。

台独史观的谬误

台独史观的主轴是﹕台湾是中国的弃地﹐台湾人是中国的弃民﹐四百年来﹐台湾人为了追求自由﹑幸福的新天地渡海移民来台开拓﹐而自荷兰﹑明郑﹑清朝﹑ 日本到国民党都是外来政权﹐可怜的台湾人惨遭其严酷的殖民统治﹐一部台湾史就是台湾人从不断反抗外来殖民政权的斗争中逐步形成台湾民族的过程﹐台独运动也 就是台湾不继承先民的历史使命为摆脱台湾的殖民地地位而奋斗的民族解放运动。听起来其气甚为悲壮﹐但事实上是这样的吗﹖这种论调是典型的以今释古﹐也就是 上引考茨基所说的“依照他们的目前的政策需要以观察‘已往’”。台独史观缺乏的就是史学研究中最基本的“历史发展”观点﹐也就是今天的事物都是历史与社会 发展过程中的产物的观点。今天台湾汉人的祖先并不是在四百年前台湾岛荒榛未辟﹑瘴疟满布之际同时由中国大陆移民过来的﹐而是由荷兰﹑明郑﹑清朝三个时期分 阶段﹑分批移民而至。王育德﹑史明的书中﹐自己就已提到至荷兰撤走时﹐台湾人口不过十万左右﹐郑成功率十几万军民来台﹐台湾人口才剧增至二十余万﹐且为生 聚教训﹐恢复中原﹐又极力垦殖﹑教化﹐开发之地远过于荷兰时期。说明郑是外来的殖民政权﹐对原住民来说可以成立﹐对汉人尤其是随明郑而来的汉人来说﹐他们 本身就是外来的殖民者﹐而不是被殖民者。汉人大量自大陆移民至台的高潮是在清朝领有台湾版图之后﹐至清末割台之时﹐台湾人口已达二百多万人﹐若非台湾属中 国所有岂能让汉人在二百多年间大批涌入台湾﹖对于明郑时期在台湾的汉人来说﹐清朝分批而至的汉人就是外来者﹐就像今天台湾的外省人相对于台籍人士是外来者 一样。这些清朝时期的外来者﹐有的是游民﹑罪犯﹐有的是经官府批准由豪族大户招来的佃户﹐有的是宗亲乡邻相互牵引而至的拓垦者﹐有的是搞贸易﹑商业的商 人。请问在清朝时期谁是殖民者﹖谁又是被殖民者﹖

史明喜欢拿清朝时期“台湾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这句话来证明台湾人“反唐山”﹑反中国的倾向。这只足以证明他缺乏历史分析的能力﹐连基本的社会 科学知识都不具备。以清朝时期﹐朱一贵﹑林爽文﹑戴潮春发动数十万民众的三次大起义来说﹐无不把矛头对准代表地主阶级的贪官污吏﹐起义群众也以贫农﹑游民 为主﹐举的政治旗号则是“大明重兴”﹑“遵明制”等反清复明的宗旨。这反的一是封建的阶级压迫﹐一是异族统治﹐非但不是“反唐山”﹑更不是反中国﹐其重要 动力正是台独忙了半天老清除不了﹐必欲去之而后快的大汉族主义。而且﹐朱一贵起义在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一年﹚距离台湾归清设府的康熙二十三﹙一六八四﹚ 不过三十七年﹐朱一贵的供词中﹐写的籍贯是福建省长泰县﹐林爽文到台湾的时间更短﹐他是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十七岁左右随父母至台﹐乾隆五十一年﹙一 七八六﹚就起义了﹙参考﹕陈在正﹑孔立﹑邓孔昭等着1986﹚。以前台独﹙当然也包括史明﹚连到台湾三﹑四十年的外省人都不承认他们是台湾人而排除在“台 湾民族”之外﹐﹙近年来﹐因为台湾岛内外的政治形势出现重大的变化﹐为了便于推动独立﹐台湾开始把所谓认同台湾〔应说是认同台独〕的外省人称为“新住民” ﹐“新台湾”让他们光荣列入“台湾民族”了﹚﹐可是写起历史来﹐却把到台湾没有多少年又充满着大汉族思想的朱一贵﹑林爽文等人奉为台湾人“反唐山”﹑反中 国的先贤先烈了。这只能说明在台独意识形态的笼罩下﹐曲解史料﹐睁眼说瞎话﹐可以荒唐到什么程度。

至于“弃民”﹑“弃地”之论更是荒诞不稽。王育德与史明笔下的“弃民”论﹐主要依据是明﹑清两朝所下的禁海令。明朝时﹐台湾常为盗贼﹑倭寇的逋逃薮 ﹐清初则是郑氏父子的反清复明根据地﹐试问古今中外哪个政权不对敌对势力实施堵截﹖国民党的政权直到八○年代中期不准台湾居民与大陆有任何接触﹐否则以 “通匪”论处﹐自有大刑伺候﹐照他们二人的逻辑﹐那就是国民党视大陆人民为“弃民”﹐可是国民党正是以中国正朔自居﹐企图重新君临中国呀﹗“弃地”论主要 指两件事﹕一是清康熙帝因为台湾孤悬海外﹐鞭长难及﹐原不欲收归版图﹐经施琅劝阻才改变心意。可是﹐史明与王育德都不知道﹐日本夺取台湾之初﹐遭到台湾人 民激烈抵抗﹐日军死伤惨重﹐领军的北白宫亲王也命丧彰化﹐镇压抗日行动所需的军费剧增。为了维持在台的殖民统治﹐每年需一千万圆﹐其中七百万须靠国库拨款 补助。日本国内深感台湾偏远难治﹐且管治﹑开发台湾所费不赀﹐将造成资本主义仍不甚发达的日本沉重的财政负担﹐因而出现“可以一亿圆拿台湾卖给外国或中 国”之议﹙见矢内原忠雄1985: 9﹚﹐经担任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的后藤新平力争﹐此议遂寝。王育德对日本促成台湾的近代化感恩戴德﹐却不知道台湾也差点成了日本的“弃地”。“弃地”说的 另一根据是说清廷弃台湾如敝屣﹐毫不在乎地割给了日本。这更是连基本史料都不读的胡说八道。自鸦片战争后中国屡受帝国主义侵凌﹐台湾作为东南半壁的海防要 地﹐战略地位日形重要﹐于是有一八八七年的升格建省﹐清廷更派出洋务运动的大将刘铭传出任台湾巡抚﹐在台湾铺铁路﹑架电线﹑开矿务﹑清丈田亩﹐励精图治﹐ 使台湾成为全中国推动洋务最先进的省份。台湾地位如此重要﹐清廷投注心力如此之大﹐依照常识也可判断﹐清廷再昏聩无能﹐也不可能轻易拱手让出台湾。对台湾 割让之事﹐清廷重臣张之洞﹑刘坤一等人费尽心机想利用列强矛盾也援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之例﹐以德﹑法等国制约日本﹐图免割台﹐由于欧洲列强对台湾兴趣 不如辽东半岛之大﹐不愿出面﹐清廷迫于无奈才忍痛放弃台湾。而台湾被割﹐举国震动﹐才激发了戊戌变法﹐变法不成﹐乃有辛亥革命。王育德不从中国积弱不振方 遭丧权割地之耻来看割台一事﹐却刻意曲解割台之举为“一口气就答应”﹑“毫不在乎”﹙见《苦闷的台湾》﹐第页﹚﹐居心之可鄙﹐于此可见。

无知虽然不是论据﹐但也不算是罪过。最可鄙的是﹐指鹿为马﹐刻意曲解史料。一九一五年由余清芳领导得西来庵事件是台湾武装抗日后期﹐人数最多也最壮 烈的起义。余清芳的檄文上分明写着﹕“古今中华主国﹐四夷臣卿﹐……岂意日本小邦倭贼……不遵王法藐视中原﹐侵犯疆土……今我中国南陵﹐天生明圣之君﹐英 贤之臣……我朝大明﹐国运初兴﹐本帅奉天﹐举义讨贼﹐兴兵罚罪﹐大会四海英雄﹐攻灭倭贼﹐……。”这清清楚楚是以中国正朔自居﹐为讨伐小日本而发动的反日 起义。然而﹐王育德刻意掩盖余清芳的中国意识﹐略而不提。史明则更令人齿冷﹐竟然指称余'清芳“志在推翻日本统治并建设台湾国”﹙见《台湾人四百年史》﹐ 四四二页﹚所谓“台独史观”就是这样靠无知与曲解堆砌起来的。

台独史观的其它诸多可议之处﹐包括﹕什么叫“殖民地”﹑“殖民政权”之类的概念﹐因篇幅已过长﹐不再评论。台独史观成为台独的煽动工具﹐谬种流传多 年﹐本以为所误导者仅为一部分不具严谨的社会科学素养的轻信盲从之徒﹐未料却很遗憾地看到矢志追求真理与社会解放的《连结》诸君﹐竟尔援以为据﹐而有同情 之语﹐遂不惮词费做了稍嫌过长的评析。

《连结》文中提到要顾及“广大民众反对外来统治﹑反对压迫的素朴愿望”和“民众反压迫要求的正当性”这明显指的受台独影响的群众。然而﹐第一﹐反国 民党的专制压迫为什么就一定要走台独路线呢﹖台湾的民主运动正是受到台独毒害﹐而步入了歧途﹐至今连民进党自己也深受其苦﹐弄个台独党纲的包袱扛在背上﹐ 既不敢废﹐又实践不了﹐徒然造成两岸关系紧张。坦白说﹐民进党的政客们﹐若不是因目光短浅﹑急功近利而自己吃下台独类固醇﹐又给群众猛灌台独迷幻药的话﹐ 老老实实走反专制的民主道路﹐早些年就该取得多数支持而顺利执政了﹐陈水扁今天也绝不会弄到不论在内政或两岸关系上都左支右绌﹑进退维谷﹔第二﹐这些受台 独误导的群众有多“广大”呢﹖按照这十多年的选票估算﹐大概充其量不会超过三成﹐再者﹐既然﹐台独史观是站不住脚的﹐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该加以批判﹑纠正﹐ 再尽量宣扬﹐让群众迷途知返﹐而要追随在那并不十分“广大”的民众之后﹐屈从他们的要求呢﹖而“民主”﹑“当家作主”与独立建国又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这 些都是我们不能同意于《连结》诸君的。

(待续)

统独左右问题的上下求索(一)

统独左右问题的上下求索(一)

　文□杜继平

台湾的左翼力量多年来之所以处于涣散状态﹐无法凝聚﹐原因固有多端﹐但关键之一就在于对客观形势的认知不同﹐对台湾的统独走向争议尤大。实 际上﹐“台湾往何处去﹖”的问题若不得解﹐“台湾左翼往何处去﹖”的问题﹐也就没有着落。若说统独问题是当前台湾社会无可回避的主要矛盾﹐当不为过。自 《左翼》创刊以来﹐围绕着统独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论﹐是理有固然的。

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一﹑阶级与民族的关系﹔二﹑对中共的评价与当前中国大陆的社会性质。本文将探讨这两大问题﹐供各方左翼的朋友参考﹐期望对厘清一些纠缠不清的观念有所帮助。

阶级与民族是绝对对立的吗﹖

在左翼的阵营中﹐长期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阶级与民族是两个绝对互斥的对立概念﹐似乎无产阶级只能有超越民族﹑国家的国际主义﹐而主张建立民族国 家的民族主义则纯属资产阶级的观点﹐为左翼所不当取。这个论点的主要根据是《共产党宣言》中的﹕“工人没有祖国”﹑“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及马克思 主义经典著作中许多批判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论述。这样的观点是不是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呢﹖抽象地或形而上学地说﹐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的。然而﹐从辩证的 ﹑具体的﹑历史的观点来看﹐却又不然。

且看以下这段话﹕“全德国宣布为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这段话语出〈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是马克思与恩格斯于一八四八年二月发表《共产 党宣言》后﹐同年三月底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所写的德国革命的政治纲领第一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卷﹕﹐以下简称《全集》﹚﹐纲领之首就印 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恩格斯在一八八二年二月七日致考茨基的信中说﹕“一个大民族﹐只要还没有民族独立﹐历史地﹐甚至不能比较严肃地 讨论任何内政问题。……无产阶级的国际运动﹐无论如何只有在独立民族的范围内才有可能﹐……民族独立是一切国际合作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卷﹕427-428﹐以下简称《选集》﹚再看一段一八九三年六月二十七日恩格斯致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的话﹕“德文‘Reich’一词则侧重在体现着民族 统一﹙按﹕黑体字为原文所有﹚的中央政权这一概念﹔而这种统一是德国社会主义者自身生存的政治条件﹐他们将誓死为之战斗。我们决不﹙按﹕黑体字为原文所有 ﹚想把德国推回到一八六六年以前那种四分五裂和软弱无力的状态。”﹙《全集》﹐第卷﹕﹚。

这样看来﹐在马克思主义中﹐阶级与民族并不是简单地截然二分与对立﹐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与建立独立而统一的民族国家的要求也不必然是冲突的。怎么解释这种看似矛盾的立场﹖

在进一步阐释之前﹐先引述恩格斯在〈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的一段论述﹕

“从中世纪末期以来﹐历史就在促使欧洲形成为各个大的民族国家。只有这样的国家﹐才是欧洲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正常的政治组织﹐同时也是建立各民 族协调的国际合作的必要先决条件﹐没有这种合作﹐无产阶级的统治是不可能存在的。要保障国际和平﹐首先就必须消除一切可以避免的民族摩擦﹐每个民族都必须 获得独立﹐在自己的家里当家做主。这样﹐随着商业﹑农业和工业的发展﹐从而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势力的增长﹐民族意识也就到处发扬﹐被分割﹑被压迫的各民族都 要求统一和独立。”﹙《全集》﹐第卷﹕463-464﹚

恩格斯的这段话﹐很扼要地概括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对民族国家与国际主义的关系的看法。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欧洲民族主义高涨的时期。在封建制度下分崩离析的大民族如﹕德意志﹑意大利力图统一成一个完整的大国﹐英﹑法﹑俄﹑奥等大 帝国时而相互勾结﹐时而兵戎相见﹐不断重划欧洲疆界﹐上演瓜分﹑并吞弱势国家的丑剧﹐而遭受欺凌﹑压榨的弱小民族则为争取民族独立奋斗不懈。整个欧洲陷于 复杂的民族纠纷中﹐民族主义也成了欧洲的主要意识形态。面对这样的形势﹐鼓吹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当然必须妥加处理阶级与民族的问题﹐以推 动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

马克思与恩格斯对民族问题的看法主要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一﹑根据历史唯物论的观点﹐认为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资本主义社会相对于封建社会是进步的﹐也是社会主义得以滋长成形的母胎。因此﹐从促进资本 主义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说﹐摆脱地方割剧﹐废除封建特权﹐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而强大的民族国家﹐有利于形成一个具有统一的货币﹑法律﹑度量衡﹑关税﹑交通 运输的大市场﹐从而促进工商业﹑贸易的发展﹐壮大资产阶级﹐加速资本主义的成熟。而与资产阶级构成对立统一体的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随资产 阶级的茁壮而茁壮﹐社会矛盾也日益加剧﹐这才为社会革命准备了客观的物质条件。换句话说﹐大的民族国家符合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集中的历史趋势﹐因而在一定 的阶段与范围内﹐有其进步意义。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与恩格斯会在一八五○年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说﹕“民主派革命活 动只有在集中的条件下才能发挥出自己的全部力量。……目前在德国﹐实行最严格的中央集权制是真正革命党的任务。”﹙《选集》﹐第一卷﹕390﹚﹐以及为什 么马克思在一八七一年为巴黎公社的革命而写的〈法兰西内战〉一文中要特别澄清说﹕“公社制度被误认为是企图用孟德斯鸠和吉伦特派所梦想的那种许多小邦的联 盟﹐去代替在各个巨大民族那里虽然最初是用政治强力造成的﹐可是目前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强大因素的统一。”﹙《选集》﹐第二卷﹕376-377﹚

正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马克思与恩格斯赞同具有明确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生命力因而掌握了历史主动权的大民族如﹕德意志﹑意大利﹑波兰﹑匈牙利等建立 强大的民族国家﹐却不主张民族不分大小﹑不论历史﹑地理﹑政治和工业等客观条件都可追求独立。故而﹐反对法国皇帝路易．拿破仑所支持的每个民族 ﹙nationality﹚都应当是自己命运的主宰的“民族原则”。恩格斯指责所谓的“民族原则”不顾欧洲各国皆由核心民族与少数民族组成多民族国家的事 实﹐不考虑小民族在欧洲的重要性与在国际上生存的生命力﹐是荒谬绝顶的﹔究其实际﹐这个口号不过是法﹑俄为了并吞波兰等国领土而泡制出来的骗人把戏﹙见恩 格斯﹕〈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全集》﹐第十六卷﹕170-183﹚。

民族独立是一切国际合作的基础

二﹑只要有民族压迫存在﹐则被压迫民族的社会革命即难以进行﹐因为工人阶级必须先在本国内组成一个阶级﹐以本国为斗争的战场。马克思在一八七五年一 月二十三日的波兰起义十二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欧洲的工人政党同波兰的解放是休戚相关的﹐国际工人协会的第一个纲领就说恢复波兰是工人政策的目的之 一。恩格斯在同日发表的演说〈支持波兰〉中﹐进一步阐释工人政党同情波兰的命运的原因时说﹕“首先﹐当然是由于对一个被奴役民族的同情﹐这个民族对奴役他 们的人进行了不断的英勇斗争﹐从而证明了它具有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决的历史权利。国际的工人政党力求实现波兰民族的恢复﹐这根本没有丝毫矛盾。相反地﹕只有 在波兰重新争得了自己的独立以后﹐只有当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时候﹐它的内部发展过程才会重新开始﹐它才能够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来促 进欧洲的社会改造。当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民族受外国侵略者压迫的时候﹐它就必须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自己的全部心血﹑自己的全部精力用来反对外来的敌人﹔当它 的内部生活因此陷于瘫痪的时候﹐它是不能为争取社会解放而斗争的。”﹙《选集》﹐第二卷﹕632﹚一八八二年二月七日恩格斯致考茨基的信中也说﹕“……国 际合作只有在平等者﹙按﹕黑体字为原文所有﹚之间才有可能。……只要波兰还被分割﹐还受压迫。那末不论是国内的强大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发展﹐还是德国和其它 国家的无产阶级同除流亡者以外的任何波兰人的真正的国际交往的发展﹐都不可能。每一个波兰的农民和工人﹐一旦从自己的闭塞状态中觉醒起来参加为共同利益进 行的斗争﹐首先就会碰到存在民族压迫的事实﹐它到处都是他们前进的第一个障碍。排除民族压迫是一切健康和自由的发展的基本条件。……欧洲有两个民族不仅有 权利﹐而且有义务在成为国际的民族以前成为国家的民族﹐这就是爱尔兰人和波兰人。他们只有真正成为国家的民族时﹐才更能成为国际的民族”﹙《选集》﹐第卷 ﹕428-429﹚《共产党宣言》“在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这句话之后﹐紧接着是﹕“因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 民族的领导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暂时还是民族的﹐虽然这里所说的‘民族的’一词和资产阶级所理解的完全不同。”这句话的确切涵义曾引起许 多争议﹐但由上述的脉络即可得到真解。马克思写于一八七五年的〈哥达纲领批判〉的这段话可为明证﹕“为了能够进行斗争﹐工人阶级必须在国内组成为一个阶级 ﹐而且它的直接斗争舞台就是本国﹐这是不言而可喻的。所以﹐它的阶级斗争不是就内容来说﹐而是像《共产党宣言》所指出‘就形式来说’是本国范围内的斗 争。”﹙《选集》﹐第卷﹕﹚

从是否有利世界革命区别民族独立运动

三﹑对民族独立运动的支持不是无条件的﹐必须从民族独立客观上是否有利于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来决定对民族独立运动的态度。这里我们根据与马克思与恩格斯对泛斯拉夫民族主义﹑波兰与爱尔兰民族独立问题的意见来加以说明。

一八一五年之后﹐在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境内的斯拉夫人鼓吹泛斯拉夫主义﹐主张分散在俄﹑奥﹑德﹑土等国的斯拉夫人形成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民族﹐建立起 统一的斯拉夫国家。于是作为十九世纪欧洲封建专制的支柱的俄国成了团结斯拉夫民族的核心。当一八四八年的民主革命﹙逢虫虫﹚起于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等国 之际﹐泛斯拉夫主义者积极为俄皇与其庇护下的奥地利王朝效劳﹐充当压迫革命民族的反革命的主要工具﹐镇压了欧洲各地的民主革命。恩格斯为此严厉谴责泛斯拉 夫主义者为了虚幻的‘民族独立’的前途而把民主与革命出卖给了反革命势力。恩格斯认为﹐散居在德﹑奥﹑匈境内的斯拉夫人由于语言不通﹑历史断裂﹑经济落后 ﹑政治无力﹐要想独立无异痴人说梦﹐但只要他们能投入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则独立建国或可有望。﹙参见﹕《全集》﹐第卷﹐〈匈牙利的斗争〉﹑〈民主的泛斯 拉夫主义〉﹔第卷﹐〈德国和泛斯拉夫主义〉等文﹚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导下的第一国际始终坚决支持惨遭多次瓜分的波兰民族恢复独立。这除了前述第二点中所提到的原因外﹐还有从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立场出发的三项理由﹕

波兰人一直以全世界革命战士的身份在美国独立﹑法国革命﹑一八四八年匈牙利﹑德国和意大利的革命﹑以及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革命中﹐无役不与﹐骁勇善战﹐立下了辉煌的汗马功劳﹔

一八一五年俄国主导的俄罗斯﹑普鲁士﹑奥地利三个神圣同盟联合瓜分了波兰﹐普鲁士﹑奥地利也因而陷于依附俄国的地位﹐只有促成波兰的独立﹐打断这三个反动的军事专制国家结成的链条﹐德﹑奥才能彻底摆脱宗法封建的专制政体﹐从而扫除各民族解放的最大障碍﹔

波兰之所以能被瓜分是因波兰大封建贵族与俄﹑普﹑奥勾结。波兰的小贵族﹑城市市民与一部分农民因而结成独立革命的联盟﹐同时要求打破封建的土地制度 ﹐实行土地民主革命﹐波兰的独立有利于解放农奴制或劳役制的农民变为自由的农民。﹙见《全集》﹐第卷﹐〈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选集》﹐第卷﹐ 〈论波兰问题〉﹔第卷〈支持波兰〉﹚

对爱尔兰的问题﹐马克思有一段长时期认为可能借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高涨来推翻统治爱尔兰的制度﹐但经过更深入的研究后﹐得出了相反的信念﹕不是在英 国﹐而是只有在爱尔兰才能给英国统治阶级致命的一击﹔英国工人阶级若不能与统治阶级的爱尔兰政策一刀两断﹐就还得续受英国统治阶级的支配﹔英国工人阶级必 须支持爱尔兰的民族独立﹐这不是出于对爱尔兰人的同情﹐也无关乎抽象的正义或博爱﹐而是基于英国无产阶级本身的利益﹐因为这是英国社会解放的首要条件﹔并 且由于英国统治了世界市场﹐是国际资本的大本营﹐同时英国也是唯一具备社会革命所必需的物质条件的国家﹐因而加速英国的社会革命就成了全世界工人运动的最 重要目标﹐而加速这一革命的唯一办法就是使爱尔兰独立。﹙参见《全集》﹐第卷﹕389, 625, 654-657﹚。

马克思在一八七○年的〈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委员会〉的通告信中阐释了爱尔兰的民族斗争和工人阶级解放的关系﹐其要点如下﹕

爱尔兰是英国大地主所有制的支柱。如果大地主所有制在爱尔兰崩溃了﹐它在英国也必定要崩溃﹐这有利于英国的无产阶级推动社会革命。爱尔兰的土地问题 攸关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死存亡﹐故经济斗争都集中在土地所有制上﹐由于英国土地贵族也就是爱尔兰的大地主﹐因此土地问题同时也是民族问题。

由于租地日益集中﹐爱尔兰的贫民日增﹐被迫移民英国﹐造成英国工人的工资与生活水平下降﹐英国工人因而憎恨爱尔兰工人。再者﹐英国工人自居为统治民 族的一份子﹐加上宗教信仰不同﹐于是就像美国白种贫民看待黑奴那样厌恶爱尔兰工人﹐爱尔兰人也就同样地憎恶英国与英国工人。英国资产阶级遂刻意煽动无产阶 级间的这种对立﹐分裂无产阶级﹐削弱无产阶级的力量﹐从而巩固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而在爱尔兰人大量移民美国后﹐双方的对立还越过大西洋﹐成为美国与英 国之间冲突的隐蔽基础﹐也使大西洋两岸的工人无法真诚地联合﹐谋求共同的解放。

爱尔兰是英国政府维持庞大的常备军的唯一借口﹐一有需要﹐这支军队就被用来对付英国工人。﹙《全集》﹐第卷﹕439-440﹚

综而言之﹐马克思与恩格斯承认工人阶级的民族特性﹐主张工人阶级应先成为本民族领导阶级﹐再在平等的基础上形成国际的合作。同时﹐由于资本主义已发 展出世界市场﹐各国的生产﹑交换是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各国的资产阶级也联合起来对付无产阶级﹐他们不断呼吁无产阶级应铲除民族偏见﹐警惕民族沙文主义﹐秉 持国际主义的精神﹐共谋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因此﹐他们不是根据“自由”﹑“平等”﹑“人道”﹑“博爱”﹑“正义”等道德字眼﹙事实上﹐他们经常嘲笑巴枯 宁﹑普鲁东等人唯心地滥用这些道德词汇﹚﹐而是从历史唯物论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把民族问题放在具体的历史脉络中﹐判断其所具有的进步或反动作用﹐从而 决定采取支持或反对的立场。

列宁对阶级与民族问题的观点

列宁在阶级与民族问题上和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基本上是同条共贯的。下面几段话代表了列宁的主要论点﹕

“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在民族问题上有两个历史趋向。第一个趋向是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 立。第二个趋向是民族之间各种联系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壁垒的破坏﹐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民族原则在资产阶级社会 中﹐有历史的必然性﹐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完全承认民族运动的历史合理性。……打倒一切封建压迫﹐打倒一切民族压迫﹐打倒某一民族或某一语言的一切特权﹐这 是无产阶级这个民主力量的绝对职责﹐是受民族纷争蒙蔽和阻碍的无产阶级斗争的绝对利益。然而﹐超出这些严格限制在一定历史范围的界限去协助资产阶级的民族 主义﹐就是背叛无产阶级﹐站到资产阶级方面去。”

“无产阶级不能赞同任何巩固民族主义的作法﹐相反地﹐它赞同一切帮助消除民族差别﹐打破民族壁垒的东西﹐赞同一切促使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和促使各民族融合的东西。采用其它的作法就是站到反动的民族主义市侩方面去。”

“当然﹐马克思主义者是反对联邦制和分权制的﹐原因很简单﹐资本主义为了自己的发展总是要求有一个尽可能大尽可能集中的国家。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 下﹐觉悟的无产阶级总是坚持建立更大的国家。它总是反对中世纪的部落制﹐总是欢迎各个大地域在经济上尽可能达到紧密的团结﹐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地域上﹐无产 阶级才能广泛地展开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广泛而迅速的发展﹐要求有广阔的﹑联合为国家的统一地域﹐只有在这样的地域﹐资产阶级—和它在一起的还有它的死对头—无产阶级才 能分别团结起来﹐消灭一切老旧的﹑中世纪的﹑等级的﹐狭隘地方性的﹑小民族的﹑宗教信仰的以及其它等等的界限。”﹙以上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卷﹐ 〈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

可以看出列宁的上述观点与马克思﹑恩格斯并无二致。由于列宁处于列强在全世界瓜分殖民地﹑各划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时代﹐各被压迫的弱小民族纷纷掀起 民族独立的革命怒潮。为了联合殖民地与半殖民的被压迫民族共同对抗帝国主义﹐推动世界革命﹐也由于俄罗斯长期实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压迫俄国境内的少数民族 ﹐列宁比马克思﹑恩格斯更强调弱小民族脱离压迫民族独立建国的民族自决权。但他只是原则上赞成﹐却并不鼓励实际行使民族自决权。他在〈论民族自决权〉中说 ﹕“无产阶级……承认各民族平等﹐承认各民族都有成立民族国家的平等权利﹐把各民族无产者之间的联合看得高于一切﹐提得高于一切﹐而从工人的阶级斗争着眼 来估计一切民族要求﹐一切民族的分离。﹙《列宁选集》﹐中文版﹐第卷﹕523﹚在〈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中﹐他又说﹔“民主运动的个别要求﹐包括自决 在内﹐并不是什么绝对的东西﹐而是世界一般民主主义﹙现在是一般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小部分。在个别的具体情况下﹐部分可能和总体相矛盾﹐那时就必须抛弃 这一部分。某一个国家的共和运动可能只是其它国家教权派或财阀君主派进行阴谋的工具﹐那时我们就不应当支持这个具体的运动﹐但是﹐如果根据这点就从国际社 会民主党纲领中抛弃共和国的口号﹐那就可笑了。”﹙《列宁选集》﹐第卷﹕863﹚

很清楚﹐列宁虽然侧重提出了民族自决权﹐但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是从历史唯物论与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观点﹐用唯物辩证的方法﹐把阶级与民族的关系放在具体的历史脉络中处理﹐绝不抽象﹑片面地谈论阶级运动与民族运动。

(待续)

“中东”是美式民主失败的“试验田”

中 东，自跨入世纪之门之后，赫然已成为了一只随时被点爆的火药桶，当然这里指的是泛中东，主要为世界范围里的穆斯林聚集区。2003年11月6日，美国总统 布什发表对美国“民主支持同盟”的讲话，其中提及，“美国必须在未来的几十年内在中东致力于促进民主进程”。“如果民主能够传播到中东及其它死气沉沉的专 制国家，就会削弱伊斯兰圣战及其它形式的暴力激进主义根基”。他认为，“民主是世界和平的有力保障，中东积聚着大量无赖国家、失败国家、独裁国家，只有让 这些国家实现普遍的民主制度，才能从根本上保障美国的国家安全。”

就此之后，这块横跨在亚非欧大陆的穆斯林聚集区，变成为了美国的“民主试验田”，从阿富汗到伊拉克直至于巴勒斯坦，无不有美国的这种意识形态在闪 光，而这些“民主”到了那里，那里就会有大量的飞机、大炮、坦克以及全副武装的士兵出现，甚至于尸山血海血流遍地。就这种现象，我们首先就要提出一个疑 问，美国在干什么？

民主的确是好东西，在这个世界上从没有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领袖说过，“民主它是不对的，民主它是错误的。”今后，也不会有那一个国家或者领袖会如此 说。民主的确是这个世界上普世的价值观，它也的确适用于人类的社会管理。但与此同时，笔者认为民主的方式也会是多样性的，笔者注意到不同文化背景下会产生 一些民主方式上的细微变化，它们并非是完全地一模一样。比如，美国普遍地被认为是民主国家，英国与日本等也被普遍地认为是民主国家，而它们的区别也是一目 了然，英国与日本在选举出领导人之后，选举出的首相还需向这个国家的“王”宣誓。那就是民主形式上还是有些细微的区别，笔者就认为类似现象是文化原因引成 的。

有了文化这个背景，而又导致了民主形式的区别性，那么它们类同的地方笔者认为比较直观地体现在直选上，也就是以选民无记名投票来确定最终结果，这一条几乎是所有被认为民主国家的相同之处，它比较有代表性。

结合了拥有直选的制度，而美国又宣称为了“民主”而干涉了一些中东问题，那么结果显示美国是相当地失败，且是相当地无耻与下流。

2004年，一直被美国指责为专制独裁的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去世。次年，巴勒斯坦举行了大选，但结果却是巴勒斯坦民意选择了被美国认为的恐怖组 织哈马斯，哈马斯取得多数议席，并赢取了总理职位。但致力于推进中东“民主”进程的美国，竟然拒绝接受直选结果，且从经济、军事和政治上全面施压哈马斯， 美国的盟友以色列甚至于不归还巴勒斯坦的大笔税款，导致新组阁的巴勒斯坦民选政府陷入财政危机，更甚至直接扶植在选举中失败的阿巴斯政权，以实力与强权形 式违背巴勒斯坦民意而行，美国口头上的民主顷刻就被他的专制、独裁的行为所打败。这种虚伪任何人都能感觉到已经接近于无耻与下流。

更有趣的是，美国一直来指责另一位民选总统专制独裁，那就是伊朗总统内贾德。最近，内贾德总统应邀访问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演讲时，邀请人哥伦比亚大学校长面对内贾德总统说道，“你展现了一个狭隘、残酷的独裁者所拥有的一切特征。”

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民间学者这种指责就是无耻且无知的地方，因为伊朗总统选举完全是直选式的，它与一些普遍认为的民主国家毫无区别，为何换到伊朗总 统内贾德身上就是专制独裁了呢？伊朗选举制度为16周岁以上公民都拥有投票权，且有宪监会派出各地监督员全程监督选举的结果，最后核实选举无舞弊等行为， 宪监会确认后被选举人宣誓就职。其过程与普遍的民主国家毫无二致，这样民选出来的一个总统竟然被指责为专制独裁，况且内贾德总统下届能不能连任是尚未可知 的，那来的专制独裁？

再而，内贾德总统如果有专制独裁的行为，那么下届伊朗民众完全可以让内贾德总统下台。且其实内贾德总统也独裁不了，因为在内贾德之上还有一个宗教委 员会，在笔者理解里这就是与一些普遍被认可的民主国家细微区别，且是文化造成的，就如英国或者日本首相需要向“王”宣誓就职一样。

稍微有一些国际问题知识的读者应该清楚，横跨亚非欧大陆的这块区域为穆斯林聚集区，他们传统宗教文化沉淀非常深厚，许多法律规定且是与宗教直接挂 勾，但这些既不是内贾德总统制订的，也不是他能改变的，以此指责他完全就属于欲加之罪，除非内贾德总统再投胎一次，因为出生地并不是他本人可以自由地选 择。而西方很多民主国家也有一些我们文化角度上相当荒唐的法律，美国肯塔基州法律规定，人们每年必须至少洗一次澡，否则就将面临处罚。 任何一个女人都不能穿着游泳衣出现在本州的公路上，除非她身边有至少两个警察护送，或者她手中拿着一根棍棒。洛杉矶的法律称，在同一时间让2000只羊穿 过好莱坞林荫大道属违法行为；洛杉矶法律还禁止市民在街灯下捕捉飞蛾；加州中部的帕洛阿尔托市一条法律说：“在墙壁和其他任何垂直表面溜冰是违法的行 为”。蒙大拿州法律则规定妻子不经允许偷看丈夫的信件属于重罪，哪怕她看的是其他女人写给丈夫的情书。阿肯色州的法律规定，丈夫打妻子属于合法，但一个月 不能超过一次。

文化肯定能够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法律规定，以及一些习俗也会影响到法律制订，但这些都与民主制度毫无关系，除非美国想推广的不是“民主”而是它的文化，妄图以武力强行推广美国文化征服“中东”，而取而代之。

昨天的日本故事

昨天的日本故事

自1971年以来，美国为了应对来自日本的挑战，采取了让美元持续贬值的政策，到1978年，与1971年时相比，美元已贬值了近50%。

日本：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和平占领美国
　　1985年，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根据日本银行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数据， 1985年日本对外净资产为1298亿美元，名列世界第一。与此相对应的是，1985年，美国的对外净债务已达1000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 正式结束了美国长达70年的债权国的辉煌历史。
　　
股票市场泡沫
　　日本股票市场从1986年1月开始正式进入大牛市，当时日经指数为13000点，到1989年底飙升到最高点39000点，四年上涨3倍。参见图2-2。
　　
　　在1988年，股票市场总市值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到1989年股市顶峰时，股票市场总市值是GDP的1.3倍。

　由于股价持续快速上涨，使买卖股票完全变成投机行为，买股票完全是出于对股票上涨的预期。如果从股票分红的投资角度分析，当时日本的股票价格是美国的7倍以上，如此高的股价使日本股票失去投资价值。
　　
　　1987年，东京证券交易所的股票市值超过了有百年历史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到1988年中期，前者已超过后者50%。在东京证券市场上排名第一的日本电话电报公司的股票市值有时竟超过西德证券市场所有股票的总市值。这令美国人和欧洲人感到不可思议。
　　
　　面对如此长期狂涨的股票市场，美国人一直在警告日本当心股价暴跌。在1987—1988年，东京股票市场的市盈率越来越高，平均已高达60倍，许多股票的市盈率远高于60倍。而与此同时，美国纽约股票市场和英国伦敦股票的市盈率一直在11倍—18倍之间。
　　
　　日本人根本不理睬美国人的警告，市盈率是美国人评价股价高低的工具，这种方法不适合日本股市，“日本有别”。日本人只知道，股价在上涨，越来越多的人在购买股票，股票供不应求。
　　

以轰动一时的日本三菱土地公司收购洛克菲勒中心的14栋办公大楼为例。1989年，日本三菱土地公司花13.73亿美元的高价收购洛克菲勒 中心的14栋办公大楼，按当时1美元兑160日元的汇率计算，三菱土地公司的投资额为2188亿日元，成为拥有洛克菲勒中心80%股权的控股股东。收购完 成后，由于曼哈顿地产不景气，三菱土地公司一直没有利润。当时做收购计划时，三菱公司的预测是5年后，每平方英尺的租金将达到75美元，2000年将达到 100美元，依照这一预测数据，三菱公司认为这是一项非常好的投资项目。但实际上的租金只有原先设想的一半水平，即每平方英尺38—40美元。如果再考虑 这段时间内日元继续大幅度升值，如1995年顶峰时，1美元兑80日元，加上汇兑损失，三菱土地公司的这一收购项目总计亏损高达880亿日元。

1989年1月，石原慎太朗和日本著名企业家、索尼公司社长盛田昭夫合作出版一本书，书名为《日本人应该说“不”》。该书认为：随着日美经 济的大逆转，日本与美国的关系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日本应该从依从转为抗衡。日本人不应再对美国唯唯诺诺，应在必要时坦率直言，与美国抗争。石原慎太 朗明确提出，日本已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经济大国，完全可以和美国与苏联抗衡。
　　

股票市场泡沫的破灭
　　1989年，日本东京证券市场还沉浸在“债权国行情”中，股价继续上涨。1989年5月，日本开始实施紧缩 的货币政策，但日经225指数对此毫无反应地继续上升。不过，事后有人分析说，下半年日经指数的上涨有被人操作的嫌疑。因为在这段时间里，上涨的股票只是 少数的日经225指数的成份股，大多数的股票在这段时间里开始显露疲态。

第一章 樱花奇迹
　　
　　日本：世界第一
　　在8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著名的日本问题研究专家沃格尔教授 (Ezra F.Vogel)出版了一本名为《日本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研究专著，此书一出，立即在美国引起轰动，成为当年度美国最畅销书之一，从一般的美国市民、学者到国会议员、政府官员乃至五角大楼的军人都争相阅 读，美国媒体也进行了大肆炒作。
　　
　　沃格尔在书中写道：日本地少人多，资源匮乏，二次大战中被美国击败且被美国军事托管，但战后日本却创造了一个经济神话，到了80年代，在许多方面已超过一直以世界老大自居的美国，虽然日本的军事战争没有打败美国，但通过经济战争却成功战胜了美国。
　　
　 　沃格尔在书中描述了美国工业全面受到了来自日本的挑战，日本在许多方面已经打败了美国。如果日本是美国的一个州，在地理面积上应该排名第五，次于阿拉斯 加、德克萨斯、加利福尼亚和蒙大那州。日本有1.15亿人口，是美国的一半，在世界各国中人口密度最高。日本几乎没有石油、铁矿、煤矿或其它金属资源，约 85%的能源依赖进口。
　　
　　1952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只是英国或法国的1／3，到70年代末期，日本的GNP与英、法两国的总和相等，超过美国的一半。
　　
　　70年代末，日本的钢铁产量与美国相当，但工厂设备却比美国更先进、更有效率。1978年，在世界最大的22座现代化熔铁炉中，有14座属于日本，美国一座也没有。日本钢铁企业的竞争力全球第一。
　　
　　50年代初期，日本从美国购买收音机、录音机和音响技术，但没过多久，美国市场上半导体产品全是日本制造。
　　
　　日本的钟表工业已超过了钟表业的故乡瑞士钟表行业。
　　
　　70年代末，就是在那些日本人不熟悉的产业中，西方企业也输给了日本公司。如在乐器方面，美国知名的钢琴制造商史坦威等公司的销售量不能和日本山叶钢琴公司相比；日本的村松牌长笛更畅销。其他如在自行车、滑雪设备、越野车等生产和销售方面，日本也遥遥领先。
　　
　 　在汽车制造业，美国人更加难过。1958年，日本制造的客车不到10万辆，70年代初期，德国大众汽车公司生产的汽车是美国最畅销的外国车。但没多久， 先是日本丰田汽车，接着是日产汽车，在美国的销售量都超过了德国大众。1978年，日本汽车的后起之秀日本本田汽车在美国的销售量也超过了德国大众。 1979年，日本对外输出了450万辆汽车，其中在美国销售了近200万辆，而美国汽车在日本的销售量仅1.5万辆，为避免和美国、欧洲发生贸易战，日本 自动限制汽车出口，否则，日本将很快占领美国汽车市场。
　　
　　至于在计算机硬件和软件开发方面，美国暂时具有竞争优势，但日本在信息技 术领域的竞争力在快速增长，日本的计算机已对IBM和其他美国公司构成严重的挑战。在复印机市场，日本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在急速上升。在军事和原子技术领 域，日本的发展也很快，虽然由于美国的压力，日本还不能制造飞机，但美国飞机的许多零部件却是日本制造的。
　　
　　日本在工业领域对美国 工业的发展构成了实质性威胁。更为重要的是，日本的工业竞争力已超过美国和其它欧洲国家。1975年，一个日本工人用9个工作日就可以制造一辆价值 1000英镑的汽车，而英国礼蓝汽车公司生产同样的产品，一个工人要工作47天。1976年，欧洲主要的几家汽车制造公司如飞雅特、雷诺、大众，没有一家 工厂其工人每人每年产量可以达到20辆汽车，而日本的工人，每人每年可以制造42辆汽车，丰田则为49辆。1962年，每一个日本工人大约可以生产钢铁 100吨，英国工人为400吨，但到了1974年，日本在钢铁方面的生产效率是英国的2到3倍。1976年，在日本滚珠轴承工厂里，一个工人的标准生产量 大约是英国主要制造商RHP的工人的2.5倍。
　　
　　美国企业把产品进不了日本市场的原因归结为日本关闭国内市场，然而，根据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在1978年为美国财政部作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造成美日贸易逆差的原因，并非日本的保护政策，而是由于美国竞争力的薄弱所致。
　　
　 　日本竞争力的快速增长是美国工业的最大威胁。在许多产业领域，美国只能采取一些非市场措施来减少日本的威胁。在60年代，日本纺织品有完全压倒美国纺织 工业的趋势，美国用政治压力迫使日本公司“自动设限”，主动减少对美国的出口，以避免美国设置关税壁垒。在70年代，当美国几家主要的电视机生产企业因日 本的竞争而几乎被迫倒闭时，在美国政府的压力下，日本企业自动限制对美国的出口，采取了退缩的态度。在钢铁方面，美国采用了一套复杂的计算办法来限制进 口。在汽车方面也存在同样的问题，通过非市场手段来保护美国的工业。
　　
　　在商业流通领域，日本企业也无人能敌。三菱贸易株式会社、三井物产、住友贸易、伊藤忠、丸红和日商岩井等，他们彼此是竞争对手，但没有一家外国公司堪与匹敌。
　　
　　日本在美国的投资已经超过美国对日本的投资，并且日本对美国的投资在高速增长，有更多的日本公司在美国设立工厂，购买股票和产业。
　　
　　日本的运输和通讯系统正快速超过美欧。日本于1964年就开启了东京到京都的新干线弹头火车线路，美国在1977年才购买了这项已有15年的一部分技术。日本快捷便利的铁路服务网络遍布全国，为美欧所不及。
　　
　　日本邮政服务系统开发使用了最新的电子通讯系统，使日本的邮政服务速度远高于美欧；日本的银行电脑系统使日本国内资金划转速度快速无比；日本控制钢铁生产的电脑系统比任何西方国家都复杂。
　　
　 　日本国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如果把房屋津贴计算在内，1978年日本的工资水平已经超过美国，并且在以更快的速度继续增长。现在旅居日本的 外国人，如果没有特别津贴，很难维持和日本人相同的生活水准，而居留在美国的日本人，却觉得各种奢侈品和餐馆的价格很便宜。每一个日本家庭拥有的电视机 (尤其是彩色电视机)和照相机的数量，居世界第一位。在电视录影机方面，日本拥有者的比例和绝对数量都遥遥领先美国。
　　
　　有人提出疑 问，日本为了获得快速的经济增长，是否会忽略其文化和教育的发展？然而，实际情况是，日本对文化的输入和技术输入同样突飞猛进，并以很快的速度普及到民众 中去。日本青年完成中学教育的比率居世界第一位，约占90%。美国人进大学的比率虽然较高，但完成学业的比率，则不及日本。日本青年的英语能力远超过美国 学生的外语能力，虽然他们在口语表达能力上无法和大多数欧洲人相比，不过在1945年，日本人对一种外语有如此进步，这在多数国家是无法想象的。
　　
　　虽然日本在国民生产总值方面低于美国，但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方面却已超过美国。
　　
　　尽管当时的日本在政治和文化上还不是世界强国，但日本的各种制度，在解决工业化所带来的诸多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效率，无疑是世界第一的。
　　
　　在沃格尔的眼中，日本在工业和经济方面全面打败美国是毫无疑问的事情，不仅如此，日本在教育、研究与开发、国民收入和生活消费、各种制度建设等方面也在快速赶超美欧。日本企业无与伦比的生产效率和产品竞争力更是美国企业无法达到的。
　　
　　面对日本高效的生产率和强大的国际市场竞争能力，沃格尔为美国人描绘了一幅可怕的美国公司和美国经济的逻辑发展远景。
　　
　　沃格尔对美国政府采取让美元贬值的措施来解决美日贸易逆差的做法进行了强烈的批评，认为美元贬值的唯一好处就是保护没有效率的美国生产企业，从而进一步削弱美国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自1971年以来，美国为了应对来自日本的挑战，采取了让美元持续贬值的政策，到1978年，与1971年时相比，美元已贬值了近50%。沃格尔认为， 美元贬值虽可救美国的燃眉之急，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美元贬值政策是失败的。第一，日本极端依赖原材料的进口，这方面的成本约占钢铁 和汽车产品价格的3／4。美元贬值后，日本原材料的进口价格降低，因此，外销产品价格变动不大。日本既可以用很低的价格买到石油、木材和其他的美国资源， 其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反而增强了。第二，日本可以采用降低价格的方式来应对美元的贬值，而美国公司因受到暂时保护，就不再觉得需要改革的必要，这更使得美 国公司的市场竞争力远落后于日本公司。第三，日本货的品质信誉好，即使价格提高，美国人也乐意购买。如果日本受到正式或非正式的配额限制，某一类产品的出 口数量受到限制，日本人会转向更高品质的产品来增加对美国的出口。总而言之，美元贬值或贸易保护政策都阻挡不了日本的挑战，反而会不断削弱美国企业的市场 竞争力，美元贬值只起到保护没有效率的美国生产企业的作用。
　　
　　日本企业凭借其强大的竞争力从美国公司手中夺走了越来越大的市场占有 率，使日本企业获得良性循环，美国公司陷入恶性循环中。波士顿顾问公司指出，随着日本企业的市场占有率的提高，其利润水平也相应增加，这样一来，日本企业 就有能力支付更多的研究与开发费用、更新各种设备，日本企业的产品创新能力和生产效率就更高，国际竞争能力就更强，从而使市场占有率再次提高。而美国公司 则相反，市场占有率降低，盈利水平下降，支付研究与开发费用和更新设备费用的能力下降，然后又失掉更多的市场。
　　
　　日本企业强劲的竞争能力，使美国产生了一种日益增强的防御心理。美国公司的主管为应对来自日本的竞争，在品质上偷工减料，对待员工更加苛刻。由于企业缺乏市场竞争性，越来越依赖贸易保护政策，美国人的自信心日益受到影响。
　　
　　这就是美国和日本未来经济发展的逻辑，美国到了应该好好反省自己的时候，不要老以为自己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兔子，好好向日本学习吧！
　　
　　日本：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和平占领美国
　 　1985年，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根据日本银行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数据，1985年日本对外净资产为1298亿美元，名列世界第一。与 此相对应的是，1985年，美国的对外净债务已达1000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正式结束了美国长达70年的债权国的辉煌历史。
　　
　 　1986年日本对外净资产达到180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8.67%；1987年为2400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3.33%。(见图1-1)日本 对外净资产的这一高速增长势头使美国人和欧洲人都感到恐慌，按照这一增长速度，到90年代中期日本对外债权将达到9000亿美元，相当于西德1986年的 国民生产总值。
　　
　　图1-1
　　
　　日本将成为一个令人恐惧的庞大经济帝国。
　　
　　1987年9 月，美国芝加哥凯帕金融服务中心的经济学家戴维·海尔发表了一篇预测性文章，比较了1988年的日本和1896年的英国对美国的影响。在19世纪80年代 和90年代，英国是美国的最大债权国，其对美国的投资相当于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20%。针对这种情况，当时美国的知名学者威廉·哈维在其专著《硬币的金融 学校》中写道：“英国占有了我们的灵与肉。她正在对美国进行和平征服，她在18世纪用枪炮未能做到的事，正在19世纪用金本位做到了。”现在，日本人正像 19世纪的英国人那样，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日本1941年在偷袭美国珍珠港之后未能击败美国，而现在正在对美国进行和平占领，在不久的将来，日本人将 占有美国人的灵与肉。
　　
　　时任美国《经济学家》副主编的诺曼·麦克拉厄在1987年10月发表了一篇题名为《后裕仁世纪》(日本裕仁 天皇在1949年亲自宣布日本战败投降)的文章，探讨日本人将用它的庞大金钱干什么，不管日本将干什么，但有一点可以明确，任何崛起的经济大国最终都要试 图塑造其所处的时代。
　　
　　1988年，美国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在其著作《金融炼丹术》的后记中写道：“证券市场大跌(指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标志着经济和金融大权从美国向日本的转变。”
　　
　 　美国人在1987年前后出版了许多类似预测的书籍，如马尔文·沃尔夫写的《日本人的阴谋》，该书绘声绘色地描写日本人怎样图谋接管美国的工业。确实，日 本企业在制造业，特别是在汽车工业打败美国，极大地刺激了美国人的神经。拉塞尔·布雷顿写了一本《另一次百年战争》，讲述了日本长期与西方国家之间的争夺 与战争。丹尼尔·伯恩斯坦1988年写了本《日元！日本的新金融帝国及其对美国的威胁》，讲述和预测日本将主宰全球金融市场的故事。马丁和苏珊·托尔钦夫 妇合作出版了《购买美国———外国资金是如何改变我国面貌的》。杰弗里·盖登写了《冰冷的战争———日美德》。美国商业部的克莱德·皮尔斯托维茨写了《日 美逆转》和《贸易之地：我们怎样允许日本牵头》，后一本书的第一章题名为“美国世纪的终结”。这些书在当时都是美国的畅销书，拥有非常广泛的读者。
　　
　　美国的媒体、学术界、金融界、企业界、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到处都在讲述日本经济的奇迹、美国正在经历的衰退和即将到来的日本对美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征服。
　　
　　以前，美国的惟一对手是苏联，美苏主要是军事、战略和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对手，美国人从来没把苏联看作经济上的对手。事实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在经济上就没有对手，长期以来颇有“英雄孤独”的感觉和自信。
　　
　 　然而，自1985年以来，美国人的感觉越来越不好，贸易赤字连年增加、财政赤字持续增长、美元大幅度贬值、1987年10月证券市场的大崩溃等等。而看 看日本，贸易顺差逐年增加、日元大幅度升值、股票市场牛气冲天、房地产市场异常火爆、对外净资产快速增加、经济高速增长等等。
　　
　　 1988年全美最畅销书的书名为《大国兴衰》，作者保罗·肯尼迪是耶鲁大学的一位历史学家，这是一本学术味非常浓的学术著作，谁也没有想到这本书会如此畅 销。这本书拨动了美国人内心深处的恐惧与不安的心弦，美国正担心作为世界大国的美国是否正在衰退，担心是否正在从长达70年的债权国重新沦为债务国，担心 证券市场是否会再度崩溃。
　　
　　美国媒体使美国人强烈地感到：美国的时代正在结束，日本时代正在来临。
　　
　　美国：日本的经济殖民地
　　1980年的7月份，美国NBC电视台在黄金档时间播出了一个时间长达两个小时的电视专题片，片名为“日本能，我们为什么不能？”，该专题片的主题是比较美国与日本的工业。
　　
　　在该电视专题片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主持人问道：什么是殖民地？殖民地的定义就是输出原材料，输入工业成品。在这个定义下，无可讳言，美国已成为日本的殖民地。
　　
　 　NBC节目主持人说道：日本本国几乎不产原材料，工业原材料的95%依赖进口，这就是说，就天然而言，日本可算是赤贫。而在美国的市场上，到处都是日本 的产品，汽车、家用电器、照相机等不用说，就是你要买把铁锤，那也是日本制造。在二战之前，日本人以制造伪劣产品名满世界，“日本制造”一词成为取笑劣质 产品的口头禅。时至今日，“日本制造”已经是品质优秀的代名词。
　　
　　美国是汽车制造的王国，可是这个“是”字要写成过去式。因为，今 年日本生产的汽车总和已经超过了美国！主持人把画面镜头切换到了日本的汽车工厂：日本的汽车工厂日夜加班，连礼拜六和礼拜天都不休息，到处是一片繁忙景 象。而美国的汽车工厂呢？画面转向美国汽车城底特律：停工的车间处处可见，街头到处是失业的工人，一片萧条景象。最近听说，美国福特汽车有意替丰田在美国 装配汽车。这真是天底下最荒唐的事情，制造汽车的老鼻祖居然沦为装配线！而日本的汽车都销售到哪里去了呢？镜头：在美国的高速公路上、在美国的街头、在停 车场，到处都是日本品牌的汽车。记者现场采访：“为什么要买日本汽车？”“日本汽车省油”、“日本汽车质量好又美观”、“日本汽车价廉质优”、“日本车使 用方便”、“日本人服务态度好，售后服务质量高，用起来放心”、“美国车耗油，费用高”、“维修不方便”等等。美国的汽车根本不是日本的对手，美国汽车如 今是一片打折降价声，但还是斗不过日本。美国的年轻人现在以开日本的小跑车为荣，以至于有着五六十年悠久历史的英国GM跑车公司不久前关门大吉，主持人的 语调十分沉重。
　　
　　十多年前，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发表文章，劝说日本人不要一切唯经济是图，警告日本人不要变成经济野兽。这头经济野兽显然听不懂人言，更不理会一个历史学家的忠告。于是变本加厉，更加嚣张，简直变成了国际经济中的洪水猛兽。
　　
　 　NBC主持人分析日本变成经济巨人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的生产高效率，日本的生产效率全球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人从废墟中爬起来时，生产效率本来不 高，远远低于当时的美国。日本从美国请了一位专门研究生产效率的专家，讨教如何提高生产效率。过了十几二十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学生爬到了老师头上。据 说这位专家在美国毫无知名度，在日本成功后，在美国的声名也大震。
　　
　　日本：买下美国
　　鉴于日本已成为美国的最大债 主，有的日本人向美国政府提出了一个解决日美巨额债务问题的方法：把美国加利福利亚卖给日本怎么样？加州离日本最近，亚裔居民最多，与日本贸易和投资往来 也最多。日本六大银行在加州都有分支机构，日本在加州的银行已得到加州2000亿美元银行存款的13%，排名第五到第十的加州银行都归属日本所有。所以， 加州已成为日本人的天下，日本人何不把加州买下来呢？
　　
　　1985年9月“广场协议”后，日元兑美元持续升值，导致日本资本大举进军美国，除大量购买美国国债进行证券投资外，日本对美国的直接投资规模也迅速增加。日本投资者根据国内的投资经验，主要选择了房地产投资。
　　
　 　日本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美国的几大中心城市，如纽约、洛杉矶和夏威夷，投资对象主要是房地产。日本人在风景优美的夏威夷大量购买土地，购买或兴建宾馆、高 档住宅等休闲娱乐设施，由于日本资金的大量涌入，使夏威夷的地价飞涨。在纽约和洛杉矶，日本人购买土地，收购高档办公大楼，推动了这两地房地产价格的上 升。
　　
　　面对汹涌而来的日本资金，美国人在享受这些资金带来的好处的同时，又感到非常害怕，同时也激起了美国人的恐日和反日情绪。 1988年，夏威夷的美国人进行游行示威，抗议日本购买当地的土地和财产，呼吁政府从法律或宪法上加以限制。美国媒体也开始发挥想象力大造舆论：日本人未 能通过轰炸珍珠港战胜美国，现在决定购买美国，首先是购买珍珠港，然后是购买美国。美国人把这些故事用各种漫画的形式夸张地描述出来；在许多喜剧表演中， 美国人也经常编造各种版本的日本购买美国的笑话。
　　
　　美国的两位记者马丁和苏珊·托尔钦夫妇在合作出版的《购买美国》一书中，探讨了 80年代中期以来外国(主要是日本)在美国的投资浪潮，流露出对美国未来的担忧，讲述了许多美国的就业和社会福利正受到外国人的控制以及美国的企业、工厂 和房地产被外国人大量购买的故事，这些故事对于一个长期习惯于到他国投资和控制他国的美国人来说，实在是难以接受的事实。该书写道：有充分的事实表明，某 些外国投资者，显然是日本人，已经购买了美国，从而获取其技术，并最终在关键的工业领域中消除美国的竞争力。
　　
　　在作者看来，大量的 日本资金流入美国是可怕的。由于巨额的贸易逆差和庞大的财政赤字，美国不得不通过吸引大量的国外资本来填补这些赤字，在国外资本流入中，日本资金流入量最 大。从短期来看，利用国外资本来弥补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的做法是没错的，但关键问题是：随着外国资本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美国能否长 期利用外国资金来解决贸易和财政赤字问题，而不偿还人家的利息、利润和红利呢？答案是否定的，对美国而言，这种做法是不能长久的，外国借款是必须偿还的。 更严重的是，外国人也不总是愿意提供新的资金，在这种情况下，外国资金的利率将越来越高，这会使美国经济出现严重的衰退。当日本成为美国最大债权人之后， 日本对美国的控制就会增强，如果日本大规模回撤资金，美国金融将会崩溃。
　　
对于日本人大量购买美国企业或在美国投资兴建企业，作者也非 常担心。日本人大量购买美国企业，会使得美国的产业控制在日本人手中，这对美国经济、安全和就业是十分不利的。举例来说，1987年美国五角大楼以国家安 全为由，反对日本头号计算机生产厂家富士通公司从法国施拉姆伯格石油服务与设备公司手中购买美国硅谷高科技企业费尔柴尔德半导体公司80%的股份。据说， 费尔柴尔德半导体公司是为美国国防部提供某些半导体存储器的服务商。另外，日本人拥有的所有权是不稳定的，如果日本人突然撤走资金，那会让成千上万的美国 人失业。
　　
　　金融是一个国家经济的命脉，因此银行必须控制在本国人手中。但是，当时的许多事例表明美国人对银行正在失去控制权。例 如，截止1986年，美国银行全部资产中约有17%的资产为外国人所有。这种情况是可怕的，这有可能导致银行的不稳定和不可靠，而不稳定和不可靠的银行会 削弱美国的经济。
　　
　　还有，美国人不喜欢日本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日本人总是不断地将公司的部分利润汇回日本，并只选日本人进入公司的高级管理层。
　　
　 　美国人对日本投资忧虑的另一焦点是担心丧失国家主权。美国人不希望影响他们的政策是在东京制订出来的。许多国家对外资都有这种恐惧感，巴西、墨西哥和菲 律宾就不允许外国资本控制本国企业，特别是那些庞大的跨国公司，其销售额往往超过这些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在与这些庞大的跨国公司打交道时，政府会感到自 己处于软弱无力的地位。
　　
　　日本的银行：全球金融市场的主宰
　　美国大胆预测：到2000年以后，日本将凭借金融实力控制世界。
　　
　 　1987年，日本的银行占世界所有跨国银行资产的35%，而1983年仅为26%，这种快速增长的势头足以让任何美欧人害怕。在全球资产规模最大的10 家大银行中，有7家属于日本。以日元计算，日本的资产自1983年以来增长了80%，以贬值的美元计算，增长了200%。日本的银行拥有加利福尼亚州储蓄 额的15%。在世界主要的国际银行中心———伦敦，日本的银行拥有所有非英镑贷款的36%。
　　
　　到1988年，日本野村证券公司和大 和证券公司已是欧洲债券市场最大的两家债券买主，日兴证券公司和山一证券公司也是欧洲债券市场的主要机构投资者。日本的这四大证券公司同时都是美国国债的 最主要的机构投资者，他们可以直接和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打交道，并因此得到最好的价格。自1985年以来，他们是华尔街上发展最快的公司，因为日本人的钱非 常多。
　　
　　日本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对各国银行来说，日本的攻势是可怕的，日本的银行以低于欧美银行的利率在国际金融市场 上大肆抢夺客户，扩张业务。日本人的商业原则是：“有钱，就要出动”。自1985年以来，日元的升值使得日本的银行在海外发展更廉价。1985年，日本已 自豪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
　　
　　日本的银行具有欧美银行所没有的低成本国际竞争优势，这使日本的银行所向无敌。
　　
　 　首先，日本的银行背后有许多大的工业企业撑腰。日本的银行股东们不像美国和英国的股东那样对利润关心备至。在日本的银行中，净资产的收益率一直很低(大 约在0.2%—0.3%之间)，日本的银行股东们注重的是规模的扩张，故能容忍较低的利润率，这使得日本的银行的金融服务价格比美欧对手要低得多，竞争力 自然增强。
　　
　　其次，美国两个主要的国际信用等级评级机构穆迪公司和标准普尔公司把日本商业银行评为“非常值得信任”的银行。因为日 本的银行存在庞大的账外资产，日本的银行从没有发生过违约事件，而且日元非常强劲。高信用等级使日本的银行融资成本低，因而能够为客户提供其他银行所不能 提供的低贷款利率资金。
　　
　　第三，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支持下，日本股票市场无休止地长期上涨，这极大地增加了日本银行的账外资产规模，使日本的银行可以继续快速扩张其业务。
　　
　　日本的银行在快速成长为世界银行，成为主宰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力量。
　　
　 　在加利福尼亚，由于受到美国银行法的限制和政治影响考虑，日本虽然还未在美国的大街小巷上开设银行零售网点，但日本已在美国收购银行，他们主要从英国人 手中购买。在1988年初，日本东京银行用7.5亿美元从英国标准银行手中购买了加利福尼亚联盟银行，然后把该银行并入东京银行在当地的分行———加利福 尼亚第一银行，成为美国的第十五大银行。
　　
　　美国的银行和欧洲的银行强烈感受到了来自日本银行的挑战和压力。
　　
　　日本买走了美国人的灵魂
　　1989年，日本人的两起收购事件刺痛了美国人的神经。
　　
　 　第一起收购事件是日本索尼公司从美国可口可乐公司手中购买了哥伦比亚电影公司。1989年9月，索尼公司与可口可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索尼以高达 48亿美元的总代价获得了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的控股权。按当时的汇率折算，该起收购金额折合日元近7000亿日元，该金额相当于索尼公司年度销售收入的 2／3，经营利润的7倍。
　　
　　在当时，哥伦比亚电影公司是美国影视文化的象征，其注册商标是美国的自由女神像，它与美国华纳兄弟影片 公司、沃尔特·迪斯尼影片公司等三家公司共同控制了好莱坞影视界。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993年1月4日报道，在1992年票房收入大战中，三大公司势 均力敌，各公司的电影业务票房收入各占约20%的市场份额。因此上述并购案震惊了美国人。
　　
　　美国新闻界立即就此做出反应：日本人打 算连美国的文化都要夺取吗？在80年代末，美国的各主要工业产业纷纷败在日本公司手上，美国工业产业“空心化”正日趋严重。索尼公司在此时收购哥伦比亚电 影公司使美国人感到了恐慌与愤怒，并夹杂着耻辱与颓丧感，举国上下发出了一片惊呼：美国魂被日本人买走了！
　　
　　在美国《新闻周刊》的 封面上，把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的注册商标美国的自由女神像换成了身穿和服、满脸淫笑的日本艺伎。《日本进攻好莱坞》是这期杂志最醒目的大标题，同时还以《日 本企业买走了美国之魂》为题，刊登了长达数十页的特刊，在这一特刊中，以民意调查的结果为依据，断言索尼公司的收购是“比苏联军事力量更可怕的威胁”！
　　
　　一连数日，美国各新闻媒体均长篇累牍地报道这一收购事件，对索尼公司收购哥伦比亚电影公司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据报道，当收购完成后，盛田昭夫乘机前往美国，刚一下飞机就马上有人前来搭话———“啊哈！您就是‘索尼先生’，下一步，阁下就要把美国人的全部文化财产都霸占了去！”
　　
　　第二起引发美国人不满的是日本三菱土地公司购买纽约洛克菲勒中心事件。1989年，日本三菱土地公司拆巨资13.73亿美元收购了纽约洛克菲勒中心的14栋办公大楼，成为拥有洛克菲勒中心约80%股份的控股公司。
　　
　　在当时，洛克菲勒中心是美国的标志性建筑，美国媒体将这一收购行为称为日本人“买走了美国人的灵魂”。
　　
　　世界历史上第三个超级大国正在崛起
　　1988年，保罗·肯尼迪教授所著的《大国兴衰》一书从世界历史角度，给美国读者描述了近现代历史上两个超级大国的兴起和衰退或正在衰退的历程。超级大国的定义是经济大国、军事大国和政治大国的三位一体。
　　
　　英国是第一个超级大国。从1815年取得滑铁卢大捷之后，英国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经济飞速发展。到1860年，英国生产了世界铁、煤和褐煤的一半，消耗了世界一半的棉花，
　 　拥有全球现代工业生产能力的40%—45%。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英国在成为世界超级大国期间天下太平，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或试图对英国的海军进行挑战。 总体来说，英国受到的惟一抵抗只是来自世界遥远地方的土著居民，但他们的武器装备实在太差。直到1900年，英国的防务费用仍然相当少。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1945年到1950年，美国达到了英国在鼎盛时期所经历过的经济繁荣。1950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几乎是英国的6倍、苏联 的3倍和日本的10倍，美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英国的2倍、苏联的3倍、几乎是日本的7倍。美国把大把大把的钱撒向世界各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 谁都欠美国人的钱。
　　
　　现在，1985年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今天日本的地位类似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所处的地位。经过25年，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那么，从今天开始的25年后，日本会不会步美国的后尘？
　　
　　如果从大国兴衰历史演变来预测：现在，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正在衰退中，世界将寻求一个新的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大国、一个世界和平的维持者和世界领袖。
　　
　 　从目前来看，日本还仅仅只是一个经济大国而已。自从二战失败后，日本一直避免在国际事务中带头。在对外政策上，不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日本都显得 很畏缩和胆怯。日本人给全世界的印象是说话吞吞吐吐，对应该说什么和想说什么优柔寡断，人们经常不知道日本人想说什么，也不知道日本人到底在想什么。日本 也从不愿意介入会惹恼别人的事情中去，在政治与国际事务中，日本人奉行无所作为的政策，美国人说什么就是什么，保持沉默是日本人经常做的事情。日本的防务 费用和对外援助只分别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1%和0.3%，日本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日本不愿意承担与其经济实力相应的责任。与西德相比，日本的谨慎政策 显得尤为突出。西德也是二战的战败国，也不愿意过多向周围显示实力。但西德实际表现出来行为已证明了它的实力，西德在国际事务中敢于表明自己的观点和态 度，在防务上花费大量金钱，在国际事务中积极发挥作用，特别是在欧洲，西德俨然又成为欧洲的领导人。
　　
　　但这并不是说，日本永远不会 成为超级大国。肯尼迪在《大国兴衰》中写道：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执意反对拥有大量军队，避免对盟国承担一定的军事义务。其防务费用只占国民 生产总值的1%。在1898年—1914年，它仍是一个“工业”国家，而非一个“军事”国家。
　　
　　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人拒绝在世界政治事务中担任领导角色，除非美国的商业利益受到了其他国家的危害，否则美国不会卷入涉外事件。甚至到了1939年，美国在世界上的政治影响与其不同寻常的经济实力毫不相称。
　　
　　最后，美国还是成了世界超级大国，经济大国、军事大国和政治大国的统一体。因此，日本也将以其独特的方式和在特定的环境下步美国之后尘。
　　
　　用历史的眼光来看，资本输出是走向超级大国的必由之路。现在，日本在大规模资本输出，这些输出资本正在逐渐为日本提供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的基本条件：资本成为发挥大国作用的手段；担负某些国际义务，以提高其在国际上的地位；逐渐产生和要求大国强权的动机。
　　
　　对日本而言，日本在国外投资愈多，提供的发展援助或银行贷款越多，接受国就越是依赖日本，日本或日本的机构就可以要求得到更多的回报和权利。
　　
　 　随着日本在海外的投资增多，日本就越想采取行动保护自己的资本安全和商业利益。伴随着日本企业在海外大量投资建厂，日本公民也就要在海外居住，需要本国 政府的保护。因此，随着日本海外净资产逐年快速增长，日本企业大规模海外投资，日本有可能成为军事大国。因为只有成为军事大国，日本才能保护海外投资的安 全和利益，才能保护本国居民不受侵犯。
　　
　　这就是说，经济大国必然会演变成军事大国，最后成为超级大国，成为全球领袖。
　　
　　回顾历史，美国人怎么能不担忧！
　　
　　日本：高储蓄率支持日本长期高速发展
　 　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60年代和70年代，日本的储蓄率一直稳步上升，根据日本经济企划厅的国民收入统计数据，在1960年，储蓄率为17.4%， 1965年为18.5%，1970年为20.3%。高储蓄率对日本经济增长的作用十分巨大，首先，居民储蓄资金是银行资金来源的主要渠道之一；其次，储蓄 也是政府财政投融资的主要资金来源；第三，高储蓄率满足了企业旺盛的设备投资对资金的需求。所以，高储蓄率经常被称为日本经济高增长的发动机。参见图1- 2。从该图可以看出，在1985年之前，居民储蓄增长高于GDP增长，1985年以后，居民储蓄增长与GDP保持同步增长。
　　
　　高储蓄率会使日本成为一个永不落日的太阳。
　　
　　图1-2日本居民储蓄增长与GDP增长比较图(1980年—1990年)
　　
　　图1-2
　　
　　日本人：经济野兽
　　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欧美人心目的日本人是这样的：在“兔笼”里居住，就知道干活，把所有的时间都节约下来，不逛公园，也不休假，是典型的工作狂。
　　
　　英国罗伊·登曼爵士在1979年担任欧洲经济共同体对外关系总干事的时候，根据他在日本的所见所闻，在一份报告中写道：日本是一个工作狂组成的国家，他们居住在西方人认为比兔笼好不了多少的房子里。随后，他的这个看法被欧洲人和美国人广为接受，欧美以此
　　作为理由要求对日本实施贸易限制。
　　
　　面对这样的日本人：工作狂、不消费、工作效率极高，欧美人感到无法对付，所以只好采取贸易限制的措施来保护自己。
　　
　　日本：亚洲经济的领导者
　　日本正在通过贸易、投资和贷款而成为亚洲的领导者。
　　
　 　1985年日元大幅度升值以来，一个新的概念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讨论，那就是亚洲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概念。日本作为世界经济强国，亚洲的第一经济大 国，日本应通过何种方式来领导亚洲的经济圈，已成为日本经济的重要课题。在二战期间，日本希望凭借军事征服的手段来建立一个“大东亚经济共荣圈”，但因为 战败，这一梦想破灭了。
　　
　　1985年以来的日元升值使日本对亚洲地区的影响力逐步增强。
　　
　　第一个影响是通过 贸易起作用。日元升值使日本从亚洲国家的进口急剧增加，尤其是从新加坡、南朝鲜、台湾和香港等亚洲经济“四小龙”的进口飞速增长。在此之前，这些国家或地 区的主要出口市场是美国，但现在日本有取代美国、成为亚洲国家最大出口市场的趋势。仅在1987年，亚洲经济“四小龙”对日本的出口以日元计算增长了 30%，以美元计算增长了50%。在某些技术含量偏低的电子产品方面，出口增长尤其明显。
　　
　　以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来计算，日本从“四小龙”的进口，从1986年的0.6%增加到1987年的0.8%，这虽然还低于“四小龙”对美国的出口(1987年为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3%)，但已高于对欧洲四大经济强国的出口(0.6%)。
　　
　　由于日本增加进口的原因，亚洲地区内的贸易额从1986年1470亿美元增长到1987年的1870亿美元，增长了29%。
　　
　 　第二个影响是通过投资渠道起作用。日元的升值引发了日本公司在亚洲的直接投资浪潮，日本企业纷纷向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生产基地。1986年，日本松 下公司就宣布一项计划，将零售价格在100元以下的所有产品的生产，从日本转移到亚洲工厂，主要是台湾和新加坡。在1985年，日本对香港的直接投资仅为 1.31亿美元，到1987年达到10亿美元；在台湾，日本的投资在这两年里从1.14亿美元上升到3.67亿美元；在新加坡，从3.39亿美元上升到 6.47亿美元；在南朝鲜，从1.34亿美元增加到6.47亿美元。在东南亚，日本的投资也在快速增长，在泰国，从1985年的4800万美元增加到 1987年的2.5亿美元。
　　
　　第三个影响是日元在亚洲的广泛使用。由于日元成为强势货币，亚洲国家在对日贸易中倾向于用日元来作为 结算货币；在贷款中，亚洲国家也愿意使用日元，因为它们的贸易收入是日元，这样可减少汇率风险；日本的银行也喜欢用日元来贷款，这样可以避免汇率波动的影 响。在1987年，日元已占马来西亚外债的约1／3、印度尼西亚外债的1／3和泰国外债的40%。
　　
　　迄今为止，亚洲所有货币都受制 于美元，在外汇政策上，大都把本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现在，有些国家和地区，如泰国、台湾和新加坡，正式或非正式地使用包括日元在内的“一篮子货币”。据日 本官员称，在亚洲有些国家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中，日元的比例高达30%，基本上所有亚洲国家的中央银行都拥有10%以上的日元储备。这些数据表明日元在亚 洲的地位的上升。从经济和贸易角度看，日本政府已拥有对亚洲其他国家的话语权，可以通过贸易和投资的手段影响他国的经济和政治。
　　
　　日本：未来的军事强国，亚洲的新威胁
　　1986年和1987年，日本防务开支突破了国民生产总值的1%，超过了1976年规定的日本防务开支上限，引起了亚洲各国的普遍不安。
　　
　 　从军费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来看，与美国、法国和西德相比(这些国家的军费开支占GDP的比例至少在3%以上)，日本的军费开支不高。但 由于日本的GDP总量很大，所以，日本军费开支的金额仅次于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更令人不安的是，随着日本GDP总量的持续快速增长，日本的军费支出 将随之增长，很快便能成为军事大国。
　　
　　从日本防务开支的增长速度来看，亚洲国家普遍感到压力。从名义上来看，日本的防务开支每年增长5%—7%，在扣除通货膨胀的因素后，实际增长依然达到3%—5%，这一增长速度比任何西方国家都快。
　　
　　日本正从“专守防卫”的政策向攻击他国的方向发展。根据日美安保条约，日本自卫队的任务是自卫，不能拥有攻击他国的军事能力。在遭受他国攻击时，对敌国的打击由美国行使。
　　
　　但随着日本经济的强盛，日本持有越来越多的攻击性武器，攻击他国基地的能力越来越强。日本政府认为，攻击敌国基地属自卫权范围内，不存在法律问题，也不会损害日美间的信赖关系。
　　
　　尽管日本还没有成为军事大国，日本仍在美国的控制下，日本的防卫主要由美国来承担。但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强盛和高技术的发展，日本已成为潜在的军事大国。
　　
　 　首先，从技术能力来看，日本毫无疑问具备发展核武器的能力。日本拥有多套原子能发电设备，储备了大量核原料，拥有一支庞大的核科研队伍，从事原子能研究 的单位达到600多个。因此，日本完全可以在短时期内制造出一定数量的核武器。拥有核武器是一个军事大国的标志，日本是一个潜在的核军事国家。
　　
　　其次，日本航空工业非常先进。在二战期间，日本曾经在5年内生产了6.9万架飞机和10.7万台发动机。目前，日本能够生产先进飞机的企业包括三菱重工、川崎重工和富士重工等。
　　
　 　第三，日本常规武器生产能力很大。能生产坦克的企业有三菱重工、日本制钢和小松制作所等企业，其中仅三菱重工一家就拥有2000辆坦克的年生产能力。日 本的汽车工业还能够提供雄厚的转产能力。目前日本有20多家企业可以生产弹药。从造船能力来说，日本是世界上造船第一大国，年造船能力约为1800万吨， 有三菱重工、住友重机、日立造船等8家11个造船厂可以制造军舰。如果日本将造船能力的20%转产军舰，每年可生产军舰70万吨，这一数字是日本现有海上 自卫队舰艇总吨位数的2倍。因此，只要需要，日本可以快速扩充其海上能力。
　　
　　第四，日本具备成为军事大国的物力潜力。物力潜力包括 各种工业品的生产、储备，对军队的供应量，民用工业转军工生产的能力，以及军工生产的潜能等。日本的钢铁生产设备、技术和产量都高居全球首位，汽车产量与 美国接近，造船技术和造船量为世界第一，日本半导体和集成电路技术及产品超过美国。此外，日本在军民两用产业，如冶金、机械、电子、材料化学、航空航天及 核工业等产业上，都具有领先的技术优势和充足到过剩的生产能力，军工产业也都有庞大的扩充潜力。
　　
　　所以，从潜在能力上来说，日本完全具备成为亚洲、乃至全球军事大国的潜力。日本经济实力增长越快，日本成为军事大国的潜能越大。
　　
　　第二章 日本经济信心极度膨胀
　　
　　房地产泡沫
　 　在80年代末，关于房地产泡沫流传一个小故事：在东京，有一位学校的看门人在传达室干了40多年，一直收入微薄，过着艰苦的生活。他退休后，准备从东京 返回乡下老家度晚年，于是托人把他在东京的一所小房子卖掉，不料这所房子竟以800万美元的价格出手。看门老人转眼成为富翁，财气十足地以阔佬的气派衣锦 还乡。东京房价之贵由此可见一斑。
　　
　　从1985年开始，日本土地价格进入大牛市，价格快速上涨。在1985年之前，日本土地资产总 额一直低于日本名义国民生产总值(GNP)，到1996年末，土地资产总额与名义国民生产总值(GNP)之比大于1，即当年土地资产总价值超过当年的 GDP水平，1988年该比例达到1.4。
　　
　　地价飞涨使土地拥有者和土地投资者的财富直线增长。在1985年—1990年地产泡沫期间，日本土地累积的资本收益高达1420万亿日元，其规模是1990年日本GNP的3.3倍。
　　
　 　如果把日本的土地资产额与美国相比较，日本地价之高令人瞠目结舌。以1990年为例，日本土地资产总额为2400万亿日元，而美国全国的土地资产额约为 600万亿日元，日本是美国的4倍，也就是说，如果把日本卖掉，可以买4个美国。而日本的土地面积只相当于美国的一个州，并且排名在第5位，即排在阿拉斯 加、德克萨斯、加利福尼亚和蒙大那四州之后。此外，在80年代末，日本的土地财富已经占到国家财富总额的约70%，而同期美国仅占25%。
　　
　　日本土地价格的上涨使日本企业可以轻松获得低成本的资金，因为大部分企业都拥有生产和办公用地，这些土地的价值持续大幅上涨，使企业拥有高额的账外资产，从而增强了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日本房地产持续大幅度上涨发端于两个原因：一是日本自1985年—1989年期间实施低利率的货币政策；二是1985年9月的“广场协议”使得日元对美 元持续大幅度升值，日本政府为抑制日元的升值，经常干预外汇市场，日本银行大量买进美元卖出日元，造成日元供应量膨胀，1987年，日元的货币供应量增长 率达到10%以上。
　　
　　在低利率的刺激下，日本住宅投资急剧增加，对土地的需求快速增长，推动土地价格上涨。
　　
　 　在1985年—1990年的泡沫经济期间，东京的商业用地价格上涨了3.4倍，住宅用地上涨了2.5倍，大阪的上涨幅度更大，商业用地上涨了3.9倍， 住宅用地上涨了3倍。东京银座4丁目的地价暴涨到每坪(3.3平方米)1.2亿日元，以5%的利率计算，购买土地的人如果不能获得每年每坪600万日元的 收益，买这里的土地是不可能赚钱的，这种高收益率恐怕在哪里也找不到。可见，买地的人并非出于实业投资，而是纯粹的投机，希望有更傻的买主以更高的价格接 手。东京千代田区的土地资产总值与整个加拿大的土地资产总额相等。参见图2-1。
　　
　　图2-1日本六个最大城市土地价格指数图(1982年3月—2002年3月)
　　
　　图2-1
　　
　　资料来源：日本不动产研究所
　　
　　图2-1综合了日本六个最大的城市(东京、横滨、名古屋、京都、大阪和神户)自1982年3月至2002年3月的土地价格指数变化情况，该土地价格指数图以1990年为计算基准(1990＝100)。
　　
　 　从该图可以看出，从1985年9月开始，日本大城市土地价格进入加速上升时期，1986年3月，六大城市的地价比上年同期上涨80%，1987年3月， 比上年同期翻了一倍多，1988年涨幅比上年稍有回落，但涨幅仍在80%以上，1989年3月比上年同期再次翻一番。在1985年到1990年期间，日本 六大城市的土地价格平均上涨了3.9倍。
　　
　　那时，房地产开发非常火爆，各大城市简直就是一个大建筑工地，高楼林立。在海岸线到处埋设着混凝土防波桩，在渔港的海滨矗立着各种豪华设施。
　　
　　土地价格飞涨带动房价和商业办公楼租金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在大城市，老百姓抱怨最多就是房价太高而买不起房子，一般年轻夫妇对购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根本不抱希望，因而他们一般把钱用于购买高级轿车或经常到国外度假，过起了悠闲富有的生活。
　　
　　股票市场泡沫
　　日本股票市场从1986年1月开始正式进入大牛市，当时日经指数为13000点，到1989年底飙升到最高点39000点，四年上涨3倍。参见图2-2。
　　
　　在1988年，股票市场总市值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到1989年股市顶峰时，股票市场总市值是GDP的1.3倍。
　　
　　图2-2日经225指数历史走势图(1980年—1990年1月)
　　
　资料来源：美国金融数据公司
　　
　　由于股价持续快速上涨，使买卖股票完全变成投机行为，买股票完全是出于对股票上涨的预期。如果从股票分红的投资角度分析，当时日本的股票价格是美国的7倍以上，如此高的股价使日本股票失去投资价值。
　　
　　1987年，东京证券交易所的股票市值超过了有百年历史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到1988年中期，前者已超过后者50%。在东京证券市场上排名第一的日本电话电报公司的股票市值有时竟超过西德证券市场所有股票的总市值。这令美国人和欧洲人感到不可思议。
　　
　　面对如此长期狂涨的股票市场，美国人一直在警告日本当心股价暴跌。在1987—1988年，东京股票市场的市盈率越来越高，平均已高达60倍，许多股票的市盈率远高于60倍。而与此同时，美国纽约股票市场和英国伦敦股票的市盈率一直在11倍—18倍之间。
　　
　　日本人根本不理睬美国人的警告，市盈率是美国人评价股价高低的工具，这种方法不适合日本股市，“日本有别”。日本人只知道，股价在上涨，越来越多的人在购买股票，股票供不应求。
　　
　 　在日本，企业间的相互持股现象特别明显，这导致上市流通的股票很少。日本的银行与企业之间、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协作企业之间和业务往来密切的企业之间 大都相互持股，并且在持有后一般不会轻易抛售，而是采取长期持有策略，真正在股票交易市场上流通的股票比例不高。同时，由于企业间相互持股的做法，使得日 本银行和企业一般都拥有大量的股权或股票。这是日本股票市场所特有的两个特点。
　　
　　随着股票的持续上涨，使得日本企业通过证券市场融 资的成本非常低。以公司债券市场为例，在股票价格上涨时期，可转换公司债券和附带认股权证的债券受到投资者的追捧，使得公司发行债券的利息成本非常低。在 1987年到1989年的股市牛市期间，日本企业在国内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和附带认股权证的债券总额为55万亿日元，发行利率仅在0%—1%之间，大大 低于当时银行的贷款利率。如果在欧洲债券市场发行附带认股权证的债券，由于日元持续升值，使得发行成本比国内更低，甚至出现负利率。当时，日本千代田化工 建设公司和京滨急行公司在欧洲债券市场发行附带认股权证的债券时，利率就是负利率，在日本成为头条新闻广为报道。事情是这样的：公司发行的是附带认股权证 的5年期欧洲美元债券，票面利率为2%，当时的现汇汇率为1美元兑147日元，由于预期日元将持续升值，公司与投资者约定的5年后还款时的远期约定汇率为 1美元兑127日元。如果以发行一张面值为1000美元的债券为例来计算，则日本公司的日元收入为147000日元(1000美元×１47)，5年后的还 本日元支出为127000日元(1000美元×１27)，收入比支出多20000日元，5年的平均收益率为2.7%，高于债券2%的票面利率，导致发行债 券公司支付的实际利率为负数。
　　
　　由于股票和债券的融资成本非常低，企业通过大量发行股票和债券筹集了巨额资金，这些资金在满足了企业设备等固定资产投资需要外，还有大量剩余资金，这些剩余资金一方面用于银行还款，其余的就是投入房地产和股票市场。
　　
　 　大量银行资金进入股票市场也成为推动股市上涨的主要动力之一。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银行资金非常宽松。对于企业而言，由于股票和债券融资成本大大 低于银行的贷款利率，所以企业融资渠道从银行转向证券市场，使得银行的优质上市公司贷款客户减少。同时，由于上市公司不断从证券市场融资来归还贷款，造成 银行资金大量闲置，找不到好的贷款对象，于是也将资金投入股票市场。
　　
　　面对如此火爆的股市行情，日本许多证券公司全力拓展资产委托 投资管理业务，通过承诺高收益率吸引了企业和个人投资者的大量资金。在这几年里，委托理财业务为证券公司带来了高额收益，年投资回报率都超过50%。但在 股票泡沫破灭后，庞大的委托理财业务成为证券公司的主要亏损点。
　　
　　一亿国民皆为中产阶级
　　在日本，70%的家庭拥有土地，27%左右的家庭拥有股票。1985年—1989年的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的大牛市，使大部分日本人变得非常富有。
　　
　　据估计，在1985年到1987年期间，日本私人住宅和地产的市场价值增长了476万亿日元，同期股票市值增加143万亿日元，两项加起来共计619万亿日元，是工资增长的25倍，接近同期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两倍。
　　
　　日本人对未来经济充满信心，家庭财富在高速增长，股票和地产给家庭带来了财富，不管是已经实现的还是账面上的，工资收入逐年增长。泡沫经济使日本人陶醉在财富与幸福生活之中。
　　
　 　那些恋恋不舍把土地卖给房屋开发商的人，突然变成腰缠万贯的财主，过起了暴发户的摆阔生活，他们购买豪华的奔驰轿车和露伊·比顿之类的名牌手提包，穿高 档服饰，经常到全世界各地去旅游度假。那些没有卖地的人，看到自己的地产价格天天上涨，股票价格节节攀升，也是财气十足，纷纷购买豪华汽车和穿戴名牌，竞 相比阔。
　　
　　日本现在已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主，已经成为像美国那样的世界一流大国，理所当然地应该抛弃以前那种勤劳节俭的生活方式，学习美国的生活方式与消费模式。
　　
　　银行卷入房地产泡沫
　 　在泡沫经济时期，银行最苦恼的事情就是有钱贷不出去。由于发行股票和债券融资成本低于银行贷款利率，日本好的大企业和上市公司纷纷选择证券直接融资方 式，通过国内和国际证券市场募集了巨额低成本资金，除用于企业固定资本投资、股票和土地投资外，就是赶紧把银行的借款还掉，导致银行的贷款业务量急剧下 降，危及银行的生存。在当时，各银行的主要任务就是找项目把钱贷出去，总行给分行、分行给各部门、各部门给银行职员下达的主要任务指标就是贷款考核指标， 如果分行的行长完不成贷款指标，业绩考核就过不了关，
　　或降级或没奖金，造成银行上下到处寻找投资项目提供贷款。
　　
　　在日本，银行与证券业务是严格分开的，银行被禁止从事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券以外的证券投资业务，海外的证券业务也受到严格限制。
　　
　　在这一时期，房地产业迅速增长，大城市的住宅开发、饭店、郊外高尔夫球场、大型观光设施、度假旅游场所、娱乐场所、滑雪场等投资项目非常多，对资金需求非常旺盛。银行于是向疯子一般向房地产企业融资。
　　
　 　在那时，只要有土地的项目，银行就会以高价评估土地，提供庞大的项目开发资金。为了扩大贷款业务，银行鼓动有土地的人投资开发住宅、写字楼等房地产项 目，项目开发资金由银行来提供，土地拥有者以土地作为担保，这样做对有土地的人的好处是逃避财产继承税。在当时土地价格飞涨的时期，土地是许多家庭的主要 财产，如果发生继承事件，需要缴纳很高的遗产继承税。地主逃避高额遗产税的最好办法就是投资建房，向银行大量贷款，由于负债增加，家庭财产随之减少，遗产 税也就不存在了。许多拥有土地的人感到银行的建议非常好，纷纷向银行借款投资，一时间，日本的各大城市几乎就是一个大建筑工地。
　　
　　 在房地产泡沫期间，银行贷款主要审查土地的担保能力，而不是审查企业的开发能力和经营能力。由于土地快速上涨，银行在评估土地价值时，假设土地价格将持续 上涨，所以一般总是高估土地价值，然后提供贷款。由于银行审查宽松，当时出现了许多金融诈骗案，出现许多用土地套取银行资金的事件。
　　
　　东京、大阪等大城市的许多银行都卷入了房地产泡沫的漩涡，为投机性土地买卖提供了大量资金。此外，许多城市商业银行成立了许多非金融公司，通过这些公司，银行为各式各样从事土地和股票投机的企业和个人提供了大量资金。
　　
　　跨越太平洋，买下美国、买下世界
　　美国值多少钱？世界值多少钱？
　　
　 　由于日元大幅度升值，美国的一切在日本人眼中都显得非常便宜，世界上的一切怎么都这么便宜。日本投资者开始争先恐后地涌向世界各地购买资产。根据日本国 内的投资经验，房地产等不动产只涨不跌，增值潜力最大。因此，从1986年开始，日本在全球大量投资不动产，主要选择了房地产投资，并且把投资重点放在全 球经济中心的美国。
　　
　　在美国，日本的投资活动主要集中在美国的几大中心城市，如纽约、洛杉矶和夏威夷，投资对象主要是房地产。日本 人在风景优美的夏威夷大量购买土地，购买或兴建宾馆、高档住宅等休闲娱乐设施，由于日本资金的大量涌入，使夏威夷的地价飞涨。在纽约和洛杉矶，日本人购买 土地，收购高档办公大楼，推动了这些地方房地产价格大幅度上升，激起了美国当地人严重不满。
　　
　　图2-3列举了日本自1986— 1993年的海外不动产投资情况。从该表中的数据来看，1986年是日本海外不动产投资的第一个高峰。1985年9月的“广场协议”使日本急剧升值，在 1985年9月，美元兑日元在1美元兑250日元上下波动，协议签订后，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快速下跌到200日元附近，跌幅20%；1986年底，1 美元兑152日元，1987年，最低到达1美元兑120日元，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美元兑日元贬值达50%，日元兑美元升值一倍。1986年日元的急速升 值极大地提高了日元的购买力，日本人开始在美国和欧洲大量进行房地产投资，购买土地、办公大楼、宾馆、修建豪华娱乐场所等。在美国购买不动产金额高达 5589.16亿日元，占日本全世界不动产总投资的64.8%。
　　
　　图2-3
　　
　　1989年，日本国内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泡沫达到顶峰，日本人的财富随之大幅度增长。同时，由于日本的房地产价格非常高，使美国、欧洲等世界各国的不动产的价格在日本眼里显得非常便宜。于是，日本把大把大把的钱用于在美国和世界各国大量购买房地产。
　　
　　其实，从事后的反思来看，日本在1986年—1989年期间对美国和欧洲的巨额不动产投资都是很失败的。根据美国和日本的专业人士的估计，这几年日本向美国不动产投资的损失率在50%以上。参见图2-4。
　　
　　图2-4
　　
　 　以轰动一时的日本三菱土地公司收购洛克菲勒中心的14栋办公大楼为例。1989年，日本三菱土地公司花13.73亿美元的高价收购洛克菲勒中心的14栋 办公大楼，按当时1美元兑160日元的汇率计算，三菱土地公司的投资额为2188亿日元，成为拥有洛克菲勒中心80%股权的控股股东。收购完成后，由于曼 哈顿地产不景气，三菱土地公司一直没有利润。当时做收购计划时，三菱公司的预测是5年后，每平方英尺的租金将达到75美元，2000年将达到100美元， 依照这一预测数据，三菱公司认为这是一项非常好的投资项目。但实际上的租金只有原先设想的一半水平，即每平方英尺38—40美元。如果再考虑这段时间内日 元继续大幅度升值，如1995年顶峰时，1美元兑80日元，加上汇兑损失，三菱土地公司的这一收购项目总计亏损高达880亿日元。
　　
　 　在当时，像三菱土地公司这样的收购案例随处可见。日本人依照日本国内房地产价格长期飞涨的经验，加上日元升值的效果，使日本人在美国、欧洲和其他国家购 买房地产时显得非常乐观。房地产价格会下跌？这对日本人来说根本是无法想象的事情，看看日本国内的房地产市场吧，美国房地产怎么可能会下跌呢？日本的土地 价格只涨不跌，世界上的土地价格也是只涨不跌，这就是当时日本人的看法。
　　
　　1989年末和1990年，日本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泡沫相继破灭，日本海外不动产投资才快速萎缩下来。1993年的海外不动产投资规模只有1989年顶峰时的9.6%。
　　
　　　大规模的海外证券投资
　 　在1985年—1990年期间，美国的利率一直高于日本利率大约3个百分点，这使美国国债的收益率远高于日本国内债券市场的收益率，这一利差吸引了日本 大量购买美国国债。1980年，日本的对外证券投资规模为214亿美元，到1985年，这一数字升到1457亿美元，1990年，飙升到5638亿美元。 (参见图2-5）
　　
　　图2-5
　　
　　到美国买企业去、到美国办工厂去
　　1985年9月的“广场协议”导致日元急速升值，日本企业开始大量购买美国的企业或在美国开设工厂，以利用美国廉价的劳动力，避免美国的贸易壁垒。
　　
　 　80年代后半期，日本对外年直接投资额从1986年的220亿美元上升到顶峰时期的1989年的680亿美元。1980年—1990年累计对外投资额 2271亿美元，约合80年代前半期的5倍。尤其是在1988年—1990年期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额占世界8个主要工业大国对外直接投资的27.5%， 超过英国和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国。
　　
　　1、SONY(索尼)公司美国大收购
　　
　　在80年代末，索尼公司是日本第五大电子产品公司，排在日立、松下、东芝、NEC之后，该公司在1988年和1989年拆巨资在美国进行了两起轰动一时的收购案例。
　　
　　(1)1988年，索尼公司以20亿美元(约合3000亿日元)的价格收购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旗下的CBS唱片公司，并将其改名为索尼音响演艺公司。
　　
　 　1968年，日本刚刚开放国内市场，CBS就迫不及待地希望进入日本市场，在经过几番考查后，决定与索尼公司合作开拓日本市场。索尼公司和CBS公司合 作成立CBS索尼公司，在经历短暂的两年亏损后，适逢山口百惠等超级明星的歌曲走红而进入高速增长，5年后利润成为业界首位，10年后更是超过日本胜利公 司和日本哥伦比亚公司，营业额和利润均创业界首位。
　　
　　但在十几年的合作经营过程中，双方的管理理念与管理风格、经营思路和不同时期 的利润目标经常发生冲突和摩擦，索尼公司习惯于从长远战略来经营和管理公司，对短期利润并不十分重视，而CBS作为一家美国公司，对短期利润的要求明显高 于索尼公司。索尼公司社长盛田昭夫对此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和美国人搞了各式各样的合资企业，我们想以长远的目光认真办好企业，所以在美国的合资企业，倘 若我们做了设备投资，当然是想使公司尽快健全起来，尽早获得回报。可是我们考虑10年的事情，美国同伙却只考虑了10分钟……”。
　　
　　索尼公司认为合作双方的冲突妨碍了公司的快速发展，为了彻底解决双方的各种冲突，财大气粗的索尼公司干脆以20亿美元的高价把合作伙伴CBS唱片公司收为己有。
　　
　　在购买CBS唱片公司后，CBS索尼公司经营业绩高速增长，这极大地增强了索尼公司的自信心。还有什么比吞并了世界第一流的唱片公司，又使其迅速成长更令人充满自信呢？
　　
　　受此鼓舞，索尼公司又开始策划一个更大的收购计划，那就是1989年的美国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并购案。
　　
　　(2)1989年9月，索尼公司并购美国哥伦比亚电影公司，收购金额为34亿美元，加上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原有12亿美元的债务，总金额高达48亿美元。
　　
　 　索尼公司是日本知名的视听设备制造商之一，公司与松下电器公司和飞利浦公司并驾齐驱。但索尼公司并不满足于视听设备硬件制造商的产业定位，它希望进军影 视软件领域，从而构造一个囊括视听硬件和软件的完满产业链。在制订该战略后，索尼公司开始在美国四处寻找收购目标。公司最初想收购米高梅／联美公司，在经 过几次谈判后最终告吹。正在这时，美国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出现了。
　　
　　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的大股东是可口可乐公司，持有公司49%的股 权。由于连续几年拍不出好影片导致持续亏损，公司频繁更换高层管理人员亦无法扭转经营不善局面，为此，可口可乐公司有意出让其所持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的股 权。当时可口可乐的总裁格杰特和索尼社长盛田昭夫是老朋友，他认为把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的股权和控制权转让给索尼公司是最好的安排。
　　
　　经过几轮谈判后，可口可乐公司于1989年9月正式与索尼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索尼以高达48亿美元的总代价获得了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的控股权。
　　
　　2、日本企业海外大并购
　　
　　在1985年—1990年期间，日本企业海外并购超过500亿日元以上的并购案有21起，其中18起是收购美国公司，3起收购英国公司。见图2-6。
　　
　　图2-6
　　
　　全球旅游的日本人：我们有的是钱
　　1985年以来的日元升值，使日本人变得越来越富有。日本去海外旅行变得越来越便宜，日本开始在口袋里塞满坚挺的日元，在全世界购买他们想要的一切和到处寻欢作乐。
　　
　　在美国风景宜人的西海岸、在历史上有名的欧洲城镇、在亚洲和澳大利亚等风景名胜地区，现在到处可以看到成群结队的日本旅游团。他们胸前挂着一个照相机，到处拍照留影，在名贵商品专卖店、在大型购物商场，日本人挥金如土，大把花钱，大量采购。
　　
　　由于日本人到处购买东西，为迎合这一趋势，世界许多地方的商场在用本国货币标价的同时，也用日元标价，以吸引和方便日本游客。
　　
　 　在1985—1988年期间，日本海外旅游市场异常火爆，连日本的航空公司和许多旅游公司都感到吃惊。日本航空公司票务部部长小泽民在回忆时说，在 1986年日元升值开始促进旅游业发展的时候，他主管的票务部预测这种繁荣景象不会持续多久，但没想到，日本旅游市场一发不可收拾。1985年，有490 万日本人去海外旅行，1986年增加到550万人，增长12%；1987年猛增到680万人，增长24%；1988年又增长25%，达到850万人。
　　
　 　在过去，日本政府一直不鼓励日本人海外旅游，所以日本的机场不仅少，而且设施落后。现在海外旅游市场的高速增长带来了许多问题，航空公司的运载能力远远 不能满足境外旅游的需求，经常需要提前预定机票。东京的成田国际机场也令人伤脑筋，该机场交通条件不好，经常塞车；此外，该机场只有一条跑道，负荷能力已 达到极限。日本开始忙于修建道路，扩建机场，增加航班，旅游公司遍地开花。
　　
　　在亚洲，日本人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香港。与东京相比， 香港的东西真是太便宜了，女用手提包、皮箱、时髦服装、鞋、珠宝、酒和其它很多商品都比东京便宜许多，尽管飞机票不便宜(在1988年，来回机票至少要 6.5万日元)，但是，同购物节省下来的钱相比，机票的费用还是很低的。
　　
　　在1987年末，日本航空公司对海外旅游作了一次调查。 调查表对被访对象提出了两个问题：(1)如果你有50万日元，你打算怎么花？(2)如果你有100万日元，你打算怎么用？对于第一个问题，有3组人，即老 年男人、老年妇女和青年妇女，都选择去海外旅游。对于第二个问题，绝大多数人的选择是把这笔钱用于投资，只有青年妇女是一个例外，她们表示还是要去海外旅 游。
　　
　　日本旅游业的大发展，带动了日本交通运输业和宾馆、饭店业的快速发展。在美元坚挺的60和70年代，每年有2000多万的美 国人在全球各地观光游玩，造就了希尔顿、假日旅馆和海厄特等美国的国际性大旅馆集团的出现。在80年代和90年代，日本旅游业的兴旺造就了东急公司、王子 饭店和新大谷饭店的出现。
　　
　　日元的升值，使日本感觉到了富有和自信。日本人开始尽情享乐：到国外去旅行、在豪华的饭店品尝美味佳肴、穿着时髦、骑马、打台球、滑雪、到海边冲浪等等。美国人有的享乐，现在日本人全有了。
　　
　　快速膨胀起来的日本经济信心使日本从生产国家迅速转变为一个高消费国家。
　　
　　　第三章 美国的“日本威胁论”
　　
　　日本：美国和世界最大的债权国
　　1985年对日本来说，是最值得骄傲的一年。
　　
　　这年，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根据日本银行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数据，1995年日本对外净资产为1298亿美元，名列世界第一。
　　
　　与此相对应的是，1985年，美国的对外净债务已达1000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
　　
　　光阴流逝，1945年—1985年，40年转眼过去，日美经济发生了大逆转。
　　
　　哈佛大学日本问题研究专家沃格尔1986春在《外事》杂志上发表题为“日本统治下的世界和平？”的论文，其中写到：“后世的历史学家们也许不会忘记，80年代中期日本超过美国一跃成为世界顶级经济大国的这段历史时期。”
　　
　　美国人开始讨论日本人将怎样使用它的庞大金钱？世界政治格局在日本金钱的冲击下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世界经济和金融大权从美国转向日本的后果是什么？……
　　
　　但有一点很明确，任何崛起的经济大国最终都要建立自己的时代。美国通过向世界大量抛撒美元而建立了美国的时代，日本也将重复美国的道路。
　　
　　日本将用金钱来征服美国和世界。
　　
　　日本人应该说“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作为战败国由美国接管，美国成为日本的保护人，所以此后日本在一切事务上听从美国的安排，美国人说什么，日本人只能说“是(yes)”。
　　
　　既然日本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而美国却是最大的债务国，那么日本人应该对美国人说“不(no)”。
　　
　　日本人逐渐增强的自信感、自尊感和骄傲感由石原慎太朗站出来向美国和全世界表达出来。石原慎太朗是日本著名作家，亦是日本政坛风云人物，做过日本众议员，曾任内阁大臣，被日本媒体称为“次新一代领导人”。
　　
　 　1989年1月，石原慎太朗和日本著名企业家、索尼公司社长盛田昭夫合作出版一本书，书名为《日本人应该说“不”》。该书认为：随着日美经济的大逆转， 日本与美国的关系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日本应该从依从转为抗衡。日本人不应再对美国唯唯诺诺，应在必要时坦率直言，与美国抗争。石原慎太朗明确提出， 日本已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经济大国，完全可以和美国与苏联抗衡。
　　
　　此书一出，立即在日本国内、美国、欧洲及亚洲国家引起轰动。日本一时洛阳纸贵，当年再版9次，发行近35万册，并很快被翻译成英语等多种语言在许多国家流行开来。
　　
　 　该书在美国高层人士中引起广泛的议论和关注，《纽约时报》发表评论家文章说，此书应列为美国国会议员和国防部官员的必读书。1989年12月18日，美 国《商业周刊》就本书发表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人对日本人的美国观感到震惊，认为日美关系进入一个新的不安定时代。
　　
　　欧洲媒体认为，这本书对了解一向语言暧昧的日本人心理提供了难得的参考读物。过去日本人只是在私底下窃窃私语地表达对美国人的不满，而今在大庭广众下侃侃而谈，作者的确道出了日本人的真意。
　　
　　以下简介该书的部分观点：
　　
　　(1)日本的尖端技术已经可以左右战争武器的核心部分
　　
　 　石原慎太朗认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半导体集成电路由日本人掌握和大规模生产。无论美苏怎样扩充军事力量，如果日本停止出售集成电路块的话，必将使其扩军计划 成为泡影。假如日本只向苏联提供半导体集成电路而不卖给美国，则可能导致两国军事平衡发生巨变。有位美国人曾说，如果日本真有这种打算的话，美国会出兵占 领日本。而现在的实际情况是：美国人也好，俄国人也罢，不说别的，仅在高精度这点上就不得不依赖日本的先进技术。
　　
　　石原慎太朗引用美国国防部科学委员会的达斯克小组撰写的有关电子工程技术报告，说明美国对日本拥有以半导体为核心的尖端工艺技术怀有非常紧迫的危机感。
　　
　　该份报告在逐一列举了在该技术领域中美国的短处和日本的长处后提出，如果听任日本这样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更为严重的是，随着半导体技术的外流，苏联将很容易地通过流通手段得到它。
　　
　　这就是说，保证美国军事优势所绝对需要的半导体技术有可能通过日本流到苏联。
　　
　 　1987年4月，美国政府以日本东芝机械公司违反巴黎统筹委员会的有关禁运规定，向苏联出口高技术产品为由，宣布对东芝总公司和东芝机械公司进行严厉制 裁。在当时美国发布的综合贸易法案中，对东芝问题的处理条款中明文规定：美国不买东芝公司的产品，不同东芝机械公司往来。
　　
　　基辛格博士预测说，日本人有可能成为超级军事强国，这不是说日本将拥有远程导弹，或重新建造以“大和”命名的战舰，重蹈军事强国之路。而是说，无论美国和苏联怎样发展太空技术，开发太空武器，但控制这些军事武器的关键技术实际上掌握在日本人手中。
　　
　　石原慎太郎表示，既然如此，掌握着事关美苏两国军事力量抗衡的核心技术的日本人应该重新审视自己，更新观念，该说“no”的时候就说“no”。
　　
　　(2)日美半导体贸易协定
　　
　 　由于日本半导体产品大量涌入美国市场，许多美国半导体企业陷入困境，在这种情况下，1986年9月，日本通产省与美国商业部签定了以限制日本半导体的对 美出口和扩大美国半导体在日本市场份额为目的的日美第一次半导体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是设定日本生产的6种半导体产品在美国及第三国的出口价格，以限制日 本的低价倾销行为。
　　
　　此时，石原慎太朗恰好在华盛顿，亲自见到了美国参、众两院的议员们群情激愤的场面，有位国会议员脱去上衣挥舞着捶子拼命砸毁东芝公司生产的盒式收音机。
　　
　　1987年3月，美国政府以日本未能遵守协议为理由，就微机等日本有关产品采取了征收100%进口关税的报复性措施。
　　
　 　石原慎太朗认为美日半导体摩擦之所以发展到这一步，完全在于日本人在关键时刻没有胆量说出“no”来。而在关键时刻对一切都“yes”的祸首正是日本首 相中曾根。日本的政治家们没有充分认识到日本高精技术的政治意义，拥有尖端技术是日本人最宝贵的财产，是最高的王牌，但日本在国际政治中没有打好这张王 牌。
　　
　　(3)中曾根前首相的败笔
　　
　　日本的尖端技术已超过美国，美国人对此已感到十分恐慌，但日本在外交上却只会说“好的、好的”，脑袋只会上下晃动。石原慎太朗对此表示非常不满，特别是在处理日本三菱重工公司开发二次支援战斗机(FSX)风波事件中所表现出的软弱感到愤怒。
　　
　 　日本三菱重工公司是一家拥有各种高新技术、有代表性的制造企业。该公司有位工程师设计了一份完全国产化的二次支援战斗机的开发方案，他的设计方案一公 布，引起了美国的恐慌。按照该设计方案开发的战斗机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美国的F15、F16也不是它的对手。所以，美国国务卿贝克如同着了魔 似的，竭力破坏三菱重工公司的开发计划。
　　
　　日本为什么能生产这种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呢？当然是因为日本拥有尖端的新技术。没有日本的陶瓷材料和炭素纤维增强材料技术，就不会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
　　
　　苏联的战斗机使用的陶瓷材料和炭素纤维材料就是使用了日本的技术。美国一种用于侦察机机身反雷达跟踪的隐身特殊材料也是日本制造的。
　　
　 　因此，美国人才拼命阻止日本研制开发FSX战斗机，甚至翻出一些古老的条文吓唬日本首相中曾根。中曾根屈服于美国的压力，同意由日美共同研制开发三菱 FSX战斗机。1988年8月，日美两国政府正式签署共同研制开发FSX战斗机的协议，由美国通用动力公司和日本三菱重工公司具体承担研制项目。日美合作 说白了，就是美国人想偷走日本人的技术。
　　
　　这就是中曾根前首相所犯的一个致命错误，手里明明有一张可以说“no”的硬牌，却偏偏不敢打出去。这不但没有让美国有丝毫感激之情，反而更加明目张胆地进行新的恫吓。
　　
　　(4)该说“no”的时候就说“no”
　　
　 　石原慎太朗认为日本已具备相当的国力，在许多尖端精密技术领域已超过美国，而且美国人也已感觉到了来自日本的压力，既然有如此强大的优势，日本为什么不 强硬起来呢？我真不明白日本现在的领导人在国际事务上为什么如此软弱，我希望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拿出我们应有的姿态。该说“no”的时候不说“no”，这 样的外交政策绝对是无益于日本的。
　　
　　石原慎太朗很赞赏日本通产省审议官黑田真。日本新闻界对此君的评价并不高，他们经常评论说黑田真一出国纠纷就更严重，美国方面的评论也指责此人过于顽固。
　　
　 　黑田真审议官是位会说“no”的强硬派人物。每当美国方面给日本出难题时，他总是拍案而起、丝毫不让，并且总是固执地不断说着“no”。一旦美国人翻脸 威胁说无法再谈下去时，他决不会像大多数日本谈判代表那样慌慌张张地改口称是，不管美国人怎样挥舞拳头，黑田君不会畏惧，他会怒目而视地说要打就请便吧， 这只会使你们自己难堪。当然，他不是毫无理由地空叫“no”，而是以对方也能接受的理由充分阐述自己的观点后，理直气壮地说“no”。谈判就应该是这样 的，免得美国人总说弄不明白日本人到底想讲什么。
　　
　　在过去，每当美国人对支支唔唔、词不达意的日本人口气强硬地说：“不行”时，日本人总是慌忙连连称是，而被日本人称之为“是”的事情，往往似是而非。
　　
　 　　所以，石原慎太朗认为日本派驻各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应有一半是民间人士。在有经济实力、并曾实实在在地与外国人发生过冲突且挫过其锐气的有识之士中， 不乏可以代表日本理直气壮与外国人对阵的人选。比如说，盛田昭夫就可以出任日本驻美国大使，那样的话，日美关系将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如果美国毫无道理地强日本所难的话，那么“我们不妨告诉他们：我们自己将确定日本在世界上的坐标，下决心进行我们的选择，这是大有可能的。”
　　
　　(5)日本并非没为安保条约付出代价
　　
　　日美关系当然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有了日美安全保护条约，美国多年来确实付出了许多代价。另外美国也担心日本会变成军事大国，需要监督日本，所以日本的防卫费由美国来承担。
　　
　　但日本人不要以为日本没有为日美安保条约付出代价。石原慎太朗说他算过一笔账，如果由日本自行承担防卫力量所需要的费用，要比现在的听由美国指挥的防卫体系所花的费用低得多。直至今日，日本都是按照美国毫无道理的规定组成陆海空三军的。
　　
　　因为日美安全体系，日本已经对美国一边倒了，在外交政策上完全唯命是从，可美国的国会议员们仍然在说：“美国为了保护日本，不正在波斯湾流血吗？”
　　
　 　石原对此反驳说：“我们现在应该明确告诉他们，既然如此，你们完全不必为了保护日本再去流血了，我们可以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和智慧来办好我们自己的事 情。我认为我们应该把日本的防卫体系改造成完全独立自主的、日本式的体系，从技术上和财力上来说，日本完全有能力建立自主的自我防卫体系。我认为即便从现 实角度讲还不能马上废除日美安全保护条约，但如果不充分认识进行这种选择的可能性话，就等于轻易放弃了一张外交上的好牌。不过，现在的日本已不一定需要安 全保护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日本完全可以自己维持国土安全了。”
　　
　　(6)美国自己放弃了制造业
　　
　　在索尼总裁盛田昭夫看来，美国制造业的衰退不是日本造成的，而是美国人自己放弃了制造业的结果。
　　
　 　在美国企业界，盛行的活动是金钱游戏和兼并与收购活动，大量的社会资金在追逐着股票市场、外汇市场和债券市场等。美国的金融服务业特别发达，许多企业家 和投资家长期投资于这类服务产业，从金融市场的短期波动中获取利润，而像日本人放眼10年以后的制造业投资，美国连想都不愿想。
　　
　　这就是美国和日本的差别：只图10分钟近利的美国和放眼10年的日本。
　　
　　美国已将其产业重点转向金融服务业，制造产业已出现空心化的趋势。盛田昭夫认为这是十分危险的事情，对一个国家来说，制造业是最重要的产业。他给美国开出治病药方是：对短期股票投机交易征收高额税收，以抑制股票投机。同时，对长期实业投资实施税收优惠政策。
　　
　 　有一个现象很能说明美国对制造业的不重视：美国自诩为世界第一工业国，但却连工业部都没有。在世界各工业国当中，不设工业部的只有美国，这是非常奇特的 现象。美国没有工业部，只有商务部和总统贸易代表。所以，美国人在抱怨日本人不买美国货，但却不好好想想为什么日本人不买美国货。
　　
　　盛田昭夫讲了下面这样的一个故事来说明这点：
　　
　　我有一个美国朋友，他经常向我抱怨说：日本搞倾销，不通情理，胡作非为，岂有此理等等。去年夏天这位朋友邀我去郊外他的别墅避暑，打打高尔夫球。
　　
　　我便驾车赶往高尔夫球场，到达后，我站在开球点上取出美国造的麦科格雷尔牌球棒，而我的美国朋友却不动声色地取出日本造的约尼库斯牌球棒。我说：你不是常说不买日本货吗？为什么还用这种球棒？他说这种球棒击球很远。
　　
　 　打完球后，他邀我到了他家。趁他夫人还在做晚饭的时候，他先请我到他家各处看看。一进车库，我就看见一辆川崎牌雪地运动车。他喜形于色地说纽约以北的地 方冬季常降雪，路上积雪时可开上它外出游玩，他又指着日本造的摩托艇说夏天可驾驶它游湖，旁边还有一辆日本造的小型四轮驱动汽车。
　　
　　当他请我到屋里吃晚饭时，看到屋里赫然放置着索尼电视机、索尼立体声音响设备，到处都是日本货。
　　
　　因此，我问他：你总是谴责日本人为什么不买美国货，可你用的又全是日本货，那让我们来买什么呢？
　　
　　现在美国自身已不制造产品，只热衷于金融游戏，通过货币去谋利。
　　
　　美国眼中的日本人：异邦人
　　80年代以来，日本对美国的直接投资急剧增加，日本企业和日本管理人员也大量涌入美国各地。
　　
　　在美国人的心目中，欧洲人是自己人，美国人对前来投资、加入他们生活圈或社交圈的英国人和法国人并不视为异己。
　　
　　对日本人，他们就不由自主地感到是异邦人，完全陌生的外国人来了。这给他们带来异乎寻常的不安。
　　
　　由于宗教信仰、文化习俗的差异，在美国的日本人总是很难融入美国人的生活中去。
　　
　　例如，每逢星期日，当地的美国人总是穿上整洁的西装去教堂，而一群日本人却扛着高尔夫朝别处去。在当地的美国人看来，日本人不过是一群生活在他们的城市里的异邦人而已。
　　
　 　美国人对日本人存在种族偏见的例子很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人对日本人做的两件事情充分反映了这点。一件事情是：在二战时，美国将所有旅美日本人 全都视为内奸，并把他们关进了收容所。另外一件事情是：德国和日本一样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侵略国，盟军对德国和日本都进行了大规模的飞机轰炸，但却把具 有毁灭性的两颗原子弹都投在日本，没有一颗投在德国。
　　
　　美国人只喜欢日本的钱，但非常讨厌日本的人。日本索尼公司总裁盛田昭夫对此 深有感触，他每次到日本，美国各州政府很欢迎他，纷纷要求他：“请到我们那里投资，请来吧。”看上去美国非常欢迎日本人。但是这些州的联邦议员一到国会， 便对日本大肆攻击。盛田昭夫明显感觉到在美国存在着一种欢迎日本投资与攻击日本的奇妙组合。
　　
　　日本使美国产业空心化
　　1、1980年日本汽车业击败美国汽车业的故事
　　
　　在整个20世纪，汽车制造业一直是美国最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直接或间接地支撑着千百万人的生计。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三大汽车公司是美国最大的三家汽车公司，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三家汽车公司，领先全球的汽车工业是美国人的骄傲。
　　
　　但在1980年，在以丰田公司为首的日本四大汽车制造公司潮水般的猛烈攻击下，美国汽车业的全球霸主地位失去了。1980年，日本汽车年产量达到1100万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生产国。
　　
　　1980年是美国汽车业的“恶梦年”：工厂接连倒闭，工人大批失业。昔日繁华热闹的汽车城底特律一片萧条，该市市长科曼·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沉重地说：“我们正在经历历史上最糟糕的一次萧条，全市市民中，有20%失业，而黑人的失业率则高达65%。”
　　
　　故事的发生是这样的：
　　
　　1979年元月，伊朗发生政变，伊朗国王仓皇逃离德黑兰，到美国寻求政治避难。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措辞激烈地要求美国政府交出伊朗国王，但遭到美国的拒绝。于是阿拉伯国家再次联手，对美国全面实行石油禁运，引发第二次石油危机。
　　
　　石油禁运几星期后，美国西海岸加州的汽油价格上涨了一倍，从平常的每加仑0.65美元很快上涨到每加仑1.3美元。
　　
　　石油恐慌很快弥漫全美，到处可见汽车排着长队等候加油。尽管法令严格禁止，不少人都在车上安置不安全的小型油箱，并且开始在家里囤积汽油。到1979年6月，由于供应紧张，美国许多加油站纷纷关闭。美国国会开始讨论发放汽油分配证。
　　
　 　汽车对于美国人来说是仅次于住房的第二项个人生活必需品。在美国，汽油价格一直很低廉，导致美国人开汽车追求大马力、高速度，讲究舒适豪华，不用去计较 汽油费用支出。美国的汽车公司为满足美国人的这种偏好，主要生产各种系列的大型轿车。大型轿车尽管有马力大、速度高、宽敞、舒适豪华等优点，但耗油量大， 美国人把这些舒适的大型轿车称为“汽油狂饮者”。
　　
　　在1973年—1974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中，这种耗油量大的大型轿车受到了第 一次严重冲击，1974年通用公司的汽车销售量比上年同期减少150万辆，福特汽车的销售量同比减少50万辆。但由于第四次中东战争很快就结束了，美国的 三大汽车巨头的管理者居然盲目地把第一次石油危机当作偶然事件而置之不理，一点也没看出市场正在形成一种对价平、质优、省油的小型轿车的新偏好，仍然继续 生产曾令他们出尽风头的大型舒适轿车，不肯作任何改变。
　　
　　美国汽车巨头们的这种盲目自大给日本汽车公司有机可乘。
　　
　 　日本汽车市场主要以小型省油轿车为主。由于日本是个资源十分缺乏的国家，所以做什么事都习惯于从节省的角度考虑问题。而且，日本人对精致的小型化产品有 着本能的特殊偏好。早在12世纪，日本男人就流行佩带木制的小佩件。到近代，这种小佩件加上小坠子制成精美的艺术品，是男人必备的随身物品。由于日本人对 轻便、随身可携带的小佩件的喜爱，日本人发明出了便携式录音机、随身听、微型电视手表等等。这种对小型的偏好运用到汽车工业上，就是把各种汽车小型化。
　　
　　丰田汽车公司敏锐地看到了第二次石油危机对耗油量大的美国大型轿车的冲击，决定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进军美国市场的好机会。
　　
　　丰田公司紧急召集所有销售人员，包括在美国的经销商共聚东京。社长丰田英二简洁地发布总动员：“论实力，日本汽车制造商还赶不上美国厂商，石油危机对他们来说是时运不济，对我们而言却是时来运转。一定要不惜一切出击，让日本车大行其道！”
　　
　　丰田此次战役的目标是全力抢夺市场占有率，采取的策略是广告与优惠价。因此，丰田一方面投入巨资在美国展开铺天盖地的广告攻势，另一方面以极优惠的价格吸引美国消费者。
　　
　　当年，丰田汽车在美国刮起了销售旋风，上百万辆各种型号的丰田汽车被疯狂的美国消费者抢购一空。
　　
　 　日产、本田、五十铃急忙跟进，群起仿效丰田攻略。其中尤以本田攻势凶猛，1970年本田在美国的销售量仅1300辆，托第一次石油危机的福，本田汽车在 美销售量跃升到近10万辆。本次本田拿来冲锋的车型是4000美元一辆的大马力省油型ACCORD轿车，在美国造成排队抢购热潮，车子一运到美国马上就被 销售一空，这情形让本田汽车社长本田宗一郎喜得合不拢嘴。
　　
　　1979年，日本汽车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为17%，1980年快速上升到24%。丰田名车“花之冠”在1980年生产达到鼎盛，在高冈工厂中，三条组装流水线以65秒一辆的速度推出新车，年产85.6万辆。从这一年开始，丰田轿车每年生产总量均超过300万辆。
　　
　 　与此相反，美国的三大汽车公司经营业绩直线下降。克莱斯勒接连三年亏损，1978年亏损2亿美元，1979年亏损扩大到11亿美元，1980年亏损更是 高达17亿美元。福特公司由盈转亏，1979年亏损10亿美元，1980年亏损增加到15亿美元，均创下历史最高亏损记录。通用由于在欧洲市场销售状况良 好，才免遭巨亏的厄运。
　　
　　1980年是日本汽车打败美国汽车的一年，也是美国媒体对日本汽车企业发动猛烈攻击的一年。
　　
　　1980年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制作了一个“丰田入侵”的新闻特别节目，把底特律的停滞和丰田的繁荣兴旺做了详细的对比报道，节目以大量篇幅描绘了美国工厂的悲惨景象，并感叹道：“底特律的辉煌时代已经成为过去。”
　　
　　同年夏天，当25万美国工人被裁减时，CBS又连续推出美日对比节目，报道日本经济的繁荣，讲述美国经济一片萧条的悲惨故事，这些节目在美国民众中引发了强烈的危机感。
　　
　　面对以丰田汽车公司为首的大举进攻，已连续两年严重亏损的克莱斯勒总裁艾尔卡克和福特董事长卡德维尔商量出一计：借美国媒体和美国工会造起的舆论声势，克莱斯勒和福特两家公司联合向国际贸易委员会正式对日本提出反倾销诉讼，指控“丰田向美国市场倾销汽车”。
　　
　 　面对克莱斯勒和福特提供反倾销指控，日本通产省急忙组织了一大帮律师去应诉。日本律师以大量的资料和数据表明：美国汽车产业的停滞，并非因为大量进口日 本汽车所致，而是由于美国汽车公司对于汽车市场上偏好小型车的快速变化未能及时反应过来所致。再说，“石油危机”是偶然发生的事，以前市场旺销大中型轿车 时，日本汽车制造商也没到处去告状。一通说辞合情合理，国际贸易委员会同意日本通产省的说法，驳回了克莱斯勒和福特对日本的反倾销指控。
　　
　　但是事情并未结束，以保护美国的汽车产业和避免失业为由，美国国内要求限制日本汽车进口的呼声越来越高。
　　
　　美国参议院以90对4票通过议案，要求卡特政府重新估计和调整进口政策。
　　
　　美国国会也准备提出新法案：将日本汽车的进口量限制在150万辆水平。
　　
　 　日本朝野为之震动，一旦美国国会通过这个法案，日本汽车产业将遭受严重打击。更麻烦的是，欧洲各国也可能起而效仿，如果这样，日本汽车将在美、欧受到贸 易保护主义的限制。问题还不仅如此，通产省还担心日美汽车贸易摩擦可能把其它产业也牵连进去，这将对整个以对外贸易为主导的日本工业带来致命打击。
　　
　　日本首相铃木亲自出面调解。他一方面措辞谨慎地向卡特政府表示：此事的发生日本应承担一定的责任。
　　
　　另一方面，铃木要求日本的汽车厂商发扬“团队精神”，无论如何作出些让步，以避免贸易战的发生。时任丰田公司社长丰田英二对此十分不平地说：“我们成了美国企业不景气的替罪羊！”。
　　
　　于是日美双方达成协议：1981年日本对美国出口汽车数量为168万辆，1982年限制为193万辆。
　　
　　该协议使日本所有汽车制造厂商都受到了损失，极大地限制了各公司的生产能力。美国汽车公司却从中受益不浅。以通用为例，1983年赢利37亿美元，1984年赢利47亿美元。
　　
　　2、丰田(TOYOTA)与通用(GM)：争夺全球第一位置
　　
　 　1990年，是丰田值得骄傲的一年。在这一年，丰田以其著名的高效生产管理系统(JIT)压倒了拥有70多万员工的通用，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制造公司， 年产汽车360万辆。全球约160个国家都有TOYOTA汽车的经销商和代理商，丰田在世界汽车市场上的占有率达到8%，真正实现了其“车到山前必有路， 有路必有丰田车”的誓言。
　　
　　1990年度，丰田总资产61176亿日元，净资产40422亿日元；已拥有遍布世界各地的生产、销售 和维修网络；员工10万余，海外子公司和合作企业的生产单位合计有29家，国内生产工厂14个；销售、维修服务点：国外7000家，国内4755家；所生 产汽车36%用于出口。
　　
　　1990年，日本汽车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从1986年的26%上升到30%，而美国汽车在日本市场的占有率仅1%。
　　
　　从1987年开始，通用公司陷入了恶性循环中，为了控制高额的费用开支，时任董事长的罗杰决定采用减薪、裁员和把工厂移植到墨西哥等低工资国家去的紧缩政策。
　　
　　罗杰的计划引起了通用工人的强烈抗议，因为关闭工厂将导致大量的裁员，联合汽车工会也表示严重不安。但罗杰心意已决，面对工会的压力，他说：“公司已经没钱了，你们或者接受公司普遍减薪的策略，或者逼得公司最终关闭在美国的所有工厂，把工厂移植到第三世界国家去。”
　　
　　罗杰的第一个改革大动作就是裁员，当年减少3万名工人和白领员工。整个密西根州顿时笼罩在愁云惨雾之中。而根据罗杰的计划，在1990年前，通用将陆续关闭在底特率的11家工厂。
　　
　　在职的通用员工人人自危，不知失业何时轮到自己。一位失业工人悲愤地说：“真是冷酷无情啊！我们已接受减薪，倾全力配合公司降低成本，他们仍然把错误决策转嫁到工人身上。”
　　
　 　每天，密西根州各报头版、电视广播充斥着有关工厂关闭、通用裁员的灰色新闻，以很大的篇幅让愤怒、惊慌的工人发表感想。在关闭底特律一家有着数十年历史 的老厂时，一位工人在接受采访时失去控制，驾驶着汽车直朝电视台摄像镜头冲去。另一位发疯的失业工人手舞步枪，声称自己是外星球的“超人”，特来拯救底特 律。
　　
　　昔日繁华的汽车城，陷入了一片萧条、混乱和疯狂之中。
　　
　　　许多人不明白，为什么强大无比的通用突然陷入困境之中，一位通用员工对通用高层管理的无能行为骂道：“仅仅在几年前，我们的公司还是那么强大，还在担心竞争者告我们垄断。然而，我们今天却不得不为我们的生存而日夜担心。”
　　
　　为了转移视线，罗杰想起了媒体，他花钱请来一大批记者和讲演家，让他们把关闭工厂的责任全部推到日本人身上。
　　
　　一时间，媒体上到处是指责日本的文章：“为什么美国工人会失业？为什么美国的汽车卖不出去？那是日本人到美国来大量倾销他们的产品！那是因为我们还有不少国人贪小便宜不买我们的国货买日本货！我们必须发扬爱国心，抵制日本货！”
　　
　　这样的舆论宣传在普通民众中是很有煽动性的。那段时间，底特律的市民对日本货同仇敌忾，如果不幸有一辆日本汽车开进底特律，那部车子必然遭到砸烂火烧的命运。
　　
　　3、日美汽车贸易摩擦
　　
　 　1992年元月，美国总统布什在大选前夕，领了30多位美国企业界领袖，火药味十足地出访日本。这帮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底特律三大汽车公司的总裁。第一 位是克莱斯勒董事长艾尔卡克，他被日本封为一号“贸易煞星”。第二位是福特新董事长波林，被日本封为第二号“贸易煞星”，第三位是近两年来连续亏损的通用 董事长斯坦普尔。
　　
　　美国人的愤怒是有理由的，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日本卖了230多万辆汽车到美国，而美国销往日本的汽车数量只有3.2万辆，大部分还是日本在美国的工厂所生产。1991年度，美日贸易逆差达到4120亿美元，其中70%为汽车和汽车零部件。
　　
　　密西根州参议员里格尔到处指控这是“经济珍珠港事件”。
　　
　　汽车产业对日美两国经济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支柱产业，这是一个需要自己基础结构的巨型产业，没有汽车，其它许多产业根本无法生存。汽车业的兴衰足以影响一国的经济命脉。所以，天天把贸易自由挂在嘴边的美国人实在做不住了。
　　
　　日本首相宫泽喜一领头，满脸笑容、殷勤有礼地迎接怨气满腹的美国客人。他心底下非常理解美国人的怨气：通用汽车对于美国的重要性有如他们的国旗，我可以理解他们被日本人击垮时的感觉。
　　
　　双方代表在美国大使馆对街的小仓饭店中，美国汽车公司的代表们，与代表日本汽车产业界的丰田、日产、本田、马自达和三菱等公司的代表，进行了一场艰难的谈判。
　　
　 　美方以福特董事长波林为首，坚决要求以贸易限制逼日本人就范，因为日本在美国市场倾销自己汽车的同时，却紧闭自己的国内市场不容外人进入。波林指出，在 1982年—1991年为止的10年间，日本的贸易顺差总和为5420亿美元，其中对美贸易顺差达4120亿美元。而每10亿美元的对日贸易顺差就使美国 丧失约3万个就业机会，这对美国经济及其工业基础带来了严重的冲击。
　　
　　波林提醒日本，美日两国均是“WTO”成员国，这意味着两国 之间的贸易活动必须遵守自由竞争的平等原则，根据《关税与贸易总协定》19条规定：“由于进口急剧增加而出现重大损失，对国内产业调整造成损害，可以采取 紧急限制进口的措施。”所以美方可以对日本车进入美国市场实行限制，或者，日本允许其他贸易伙伴如同它进入美国、欧洲和世界其它市场那样进入日本市场。
　　
　　波林以很有说服力的数据表明日本对外封闭了本国市场。他说：“日本汽车制造商无疑非常出色，但是还不至于出色到占领美国汽车市场超过30%和欧洲市场11%的同时，使外国进口汽车所占日本市场的份额控制在不到3%的水平上。”
　　
　　这些数据非常有说服力，欧洲共同体国家素以保护自身市场而全球闻名，但由本国汽车制造商占有的市场比率不过如下：英国43%，德国73%，法国67%，意大利63%，其余汽车业不发达的国家则主要依赖进口车。
　　
　　而日本汽车在本国市场的占有率却高达97%。
　　
　　面对这些数据，任日本汽车制造商舌锭莲花，也无法否定封闭本国市场的事实。
　　
　 　要知道，日本汽车市场是世界主要汽车市场之一，日本汽车普及程度达到平均每2.7人拥有一部车的水平，在美国是平均每1.7人拥有一部汽车，欧洲平均每 2.5人拥有一辆汽车。可是，外国车在日本市场的占有率却是极低，美国汽车在日本市场的占有率仅1%，而日本汽车在美国市场上的占有率超过30%，美国人 对此火气十足。
　　
　　谈判拉锯般地艰难进行着，从日本方面来讲，并不想引发一场美日贸易战，毕竟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同时也是全球最自由的市场。
　　
　　最后日本方作出如下承诺：同意到1994年把进口美国汽车零部件的金额从1992年度的90亿美元增加190亿美元，并将美国汽车的进口量每年增加1.97万辆，同时，把销往美国的日本车从过去的每年230万辆减少到165万辆。这就是《东京宣言》。
　　
　　在美国的政治压力下，日本汽车厂商无奈地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从1992年以来，随着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日本汽车制造厂商开始告别80年代的辉煌，进入寒冬。
　　
　　4、日本家电业打败美国同行
　　
　 　日本家电产品在60年代打入美国市场。1961年，索尼公司以8英寸微型黑白电视机率先进入美国市场。第二年，进入美国市场的日本电视机生产企业达到3 家，第三年，增加到7家。这些进入美国市场的日本生产的电视机基本在12英寸以下，除索尼打自己的品牌外，其余企业大都贴美国公司商标牌，故基本未遭到美 国公司的抵制。
　　
　　在美国站稳脚跟后，日本企业开始向美国大量出口大屏幕电视机和彩色电视机，并且大都使用自己的商标，如东芝、日立、松下等，与美国同行正面交锋。凭着质优价廉，日本企业很快就把美国同行打败了。尽管美国企业频繁使用反倾销保护措施，但最终还是关门大吉。
　　
　　同样的故事还发生在收音机上。1955年，美国市场上的收音机95%是美国产品，1965年降到了30%，到1975年，美国生产收音机的企业已经全军覆灭。
　　
　　之后是录像机。录像技术的发明者是美国的安佩可斯(Ampex)公司，日本人购买其技术商品化后很快打回美国市场，很快就全部占领美国市场。
　　
　　日本家电企业就是这样一个接一个地打败了美国家电制造商，占领了美国市场。
　　
　　对外净资产与政治话语权
　　美国人深知：对外债权是可以派生出很强的政治势力的，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主导最终话语权的是金钱。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就是通过金钱建立起来的。
　　
　　世界经济、金融、政治权力中心从英国转移到美国的历史深刻地揭示了一点：要想成为世界权力中心，就必须拥有对外净资产，同时以此为基础使本国货币成为世界货币，并得到全世界的信任。
　　
　 　近代世界史上，世界第一个大债权国是英国。在辉煌的“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年)，英国曾拥有世界约1／3的商船，垄断着全球海外贸易，巨 额的海运收入使英国长期维持高额的经常项目收支顺差。并且，英国把海运服务赚来的巨额收入用于海外投资，海外投资产生的庞大收益使英国的净资产规模快速增 加。在英国主导世界时期，依靠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使它的海外贸易、服务、资本投资处于良性循环中，为其积累了巨大财富。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海外投资余额逐年快速增长：1870年约为7亿英镑，到1900年底增加到约24亿英镑，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913年达到顶峰，约为40亿英镑，同年，英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约为23亿英镑，其海外投资余额达到其GNP的1.7倍多。
　　
　 　英国的海外投资遍布世界各国，除在欧洲进行大规模的海外投资，在北美有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在南美主要投向阿根廷、巴西和智利，在亚洲主要投向印度、 中国和日本，在非洲垄断了南非的经济，此外，在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等地均有大量的投资。在全球的每个角落，都可以看到英国的旗帜在飘扬。
　　
　　英国通过海外贸易和海外投资将英镑播撒到世界各地，同时又不断收回到自己手中，英镑成为世界性的货币，英格兰银行被称为“世界银行”。
　　
　　作为世界最大债权国的英国自然就成为世界之主，整个世界被纳入英国的政治和经济的势力范围。
　　
　　两次世界大战极大地消耗了英国的财富，而远离战场的美国却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大发横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最富有的国家，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使美元取代英镑成为世界性的货币。
　　
　　美国在40年代到50年代积累了庞大的贸易收支顺差，60年代开始了大规模的海外投资，资本输出的主要形式是直接投资，60年代，美国在欧洲广泛投资于化工、石油、汽车等当时的支柱产业，并在这些行业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1960年，美国的对外资产为860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占37%，对欧洲的投资占20%。10年之后，在1970年，美国的对外资产为1660亿美元，直接投资占对外资产约50%，其中对欧洲的投资迅猛增加，占到约三分之一。
　　
　 　美国大规模的海外投资是其谋求全球政治权力的基础，美国人把经济和政治玩得非常娴熟。1956年，埃及的纳赛尔总统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为国有，遭到英国 的反对，英国联合法国和以色列试图出兵苏伊士进行军事干预。但美国坚决反对军事干预，并警告英国如一意孤行，美国将抛出自己所持有的所有英国国债。英国害 怕了，如果美国真的这么做，英国的金融市场将会崩溃。英国人最终屈从美国的意志。
　　
　　这个世界是靠金钱来说话的，美国人深有体会。
　　
　　风水轮流转，而今日本人成为了金钱的主人，世界各国摆出笑脸来迎接日本的投资。
　　
　 　1981年，美国对外净资产达到历史顶峰，高达1400亿美元，之后，美国的经常收支赤字逐年扩大，到1984年底，多年的积蓄几乎接近于零。到 1985年，美国的对外净债务已达1000亿美元，转眼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而当年日本对外净资产达1298亿美元，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 国。
　　
　　美国感到害怕了：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会演变成指挥世界的主人，自己不就是这样从英国人手中接过了世界的指挥棒吗？
　　
　　难怪日本人开始对其军事保护人的美国说“no”了。
　　
　 　和美国对英国的金钱威胁一样，日本对美国也有这样的杀手锏。以1988年为例，当年日本对美国的证券投资金额为360亿美元，约占美国联邦财政赤字的 23%，美国个人储蓄总额的25%。如果日本大规模减持对美国的证券投资，则美国的利率就会急剧上升，美国的金融市场将爆发危机，股票市场和国债市场将暴 跌，美国经济将陷入恐慌与萧条之中。
　　
　　以上假设不仅仅是讲讲故事而已。针对1987年10月美国出现的“黑色星期一”，有研究资料 认为，此次美国股票暴跌与日本大量抛售美国国债有关。在1987年3月，日本11家人寿保险公司总计持有美国国债7.5万亿日元，占其资产总额的 11.5%，由于“广场协议”导致美元持续大幅度地贬值，为避免更大的汇率风险损失，日本这些金融机构开始大量减持美国国债，造成国债大幅下跌，提高了国 债收益率，吸引大量资金抛售股票转入国债，最终暴发“黑色星期一”，造成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一天暴跌了约500点，跌幅高达23%，冲击波立即殃及 全球股市。
　　
　　美国人该怎么办？这可是一个关系欧美千秋万载的大事。
　　
　　美国人从英国人手中接过世界的指挥棒，英国人虽然难过，但还不至于有绝望之感。主宰美国的人不就是从英国和欧洲其他地方迁移过去的欧洲人吗？其价值观念、文化思想、政治理念不都是从英国批发过去的吗？基督教信仰是英国人的宗教信仰，也是美国人的宗教信仰。
　　
　　但如果日本人从美国人手中拿走了世界的指挥棒，那么世界会变成怎样的世界？美国人不敢想象，欧洲人也不敢想象。
　　
　第四章 遏制日本：美日金融战
　　
　　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
　　1981年，罗纳德·里根当选美国新一届总统。里根是靠高喊建立“强大的美国”而当选美国总统的。在他看来，“强大的美元”就是“强大的美国”的象征。
　　
　　里根第一任时期的财政部长唐纳德·里甘(Donald Regan)出身于华尔街，非常喜欢“强大的美元”政策，坚挺的美元把全世界的投资资金都吸引到了华尔街，美国证券投资市场一片繁荣。因此，在他领导下美国财政部不会干预不断走强的美元。
　　
　 　里根政府期间，美国经济面临的两大难题是：逐年增加的贸易收支逆差和急剧扩大的财政赤字。从经济政策选择来分析，面对不断增加的贸易和服务赤字，要保持 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有两种方法可供选择：其一是让美元贬值，通过扩大出口、减少进口来减少经常项目赤字。其二是借款或吸引国外资本进入，以资本项目的盈 余来弥补经常项目的赤字。
　　
　　让美元贬值不符合里根政府建立“强大的美国”政策，保持美元的强势是美国经济繁荣的基础。里根政府时 期，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教授(Milton Friedman)的思想是当时的主流思想，他极力倡导自由和让市场来决定一切的思想，反对政府大肆干预经济。里根政府采用了这一经济思想，高喊要建立一 个“小政府”，尽量不干预经济。所以，在1981年—1984年期间，不管美国制造企业及其利益代言人的国会议员怎样呼吁要让美元贬值，以扩大出口和削弱 国外产品的价格竞争力，挽救日益萧条的国内制造业。但里根政府就是不为所动，坚持对美元采取不干预的政策。
　　
　　这样一来，美国为支付贸易和服务赤字带来的账单，就必须借款或吸引国外资本。
　　
　　里根政府选择了第二种策略，通过大量吸引国外资本，以资本项目顺差来弥补经常项目逆差，实现美国国际收支平衡。
　　
　　美国迫切需要吸引国际资本流入的第二个原因是解决财政赤字问题。
　　
　　为刺激经济增长，里根政府采取的对策是通过减税，以刺激消费和投资。该政策实施后，果然奏效，美国经济自1982年起进入一个持续时间较长的增长期，里根因为这一业绩而在1984年再次当选美国总统。
　　
　　但大规模的减税措施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使美国的财政赤字快速上升。美国的财政赤字自1982年起开始明显增加，1983年度高达2000亿美元，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GNP)的6%，这一财政赤字水平一直保持到1986年。
　　
　　美国高额财政赤字的另一原因是军备开支大幅度上升。里根政府在处理国际政治事务上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取得对前苏联冷战的胜利，因而大量增加军费开支，期望在军事上对苏保持绝对的优势威慑。军费开支的增加导致了财政支出的扩大。
　　
　　一方面是减税刺激经济，一方面是增加军费支出，两条战线同时推进的战略使美国的财政赤字快速上升。
　　
　　为解决急剧增加的财政赤字，里根政府决定大量发行中、长期国债进行政府筹资。但关键的问题是这些国债卖给谁呢？按照当时美国的居民储蓄水平，美国国内投资者是没有这么多钱来购买政府发行的巨额国债。
　　
　　剩下的惟一办法就是吸引国际资本来购买美国国债。在当时，世界上最有钱的地方只有两个地方：欧洲和日本。
　　
　 　欧洲在60年代—70年代经历了一个经济高速增长期，这段时期被称为“欧洲经济奇迹”时期。在欧洲，最有钱当属前联邦德国。70年代末，在美元急剧下跌 的时候，美国就曾发行了以德国马克标价和结算的“卡特债券”(Carter Bonds：指70年代末美国卡特政府针对美元汇率的动荡而发行的以德国马克等外国币种标价的国债)来募集资金支撑美元。
　　
　　尽管当 时联邦德国购买了美国的国债，但联邦德国主要关心的不是美元，而是欧洲1979年设立的欧洲货币体系(European Monetary System，简称EMS)，联邦德国是EMS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该体系成立的目的是协调欧洲各国的汇率政策，在欧洲内部建立相对稳定的汇率机制。通 过各国政府的协调合作，使EMS成员国之间的汇率维持在上下2.5%的幅度内小幅波动，其中意大利里拉除外，里拉可在上下6%的限度内波动。由于美元的大 幅度振荡将对EMS稳定带来危害，所以联邦德国同意向美国提供有限资金维持美元的稳定性。
　　
　　但联邦德国并不支持美国卡特政府重振美元的政策，不愿为美国提供大量的资金，使美联储最后不得不减少货币供给量，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这直接导致了卡特政府时的经济不景气，也助成了里根政府的上台。
　　
　　里根政府知道，欧洲人在趁美元地位动荡不稳的关键时刻忙于建立他们自己的货币体系，所以里根政府是不可能要求欧洲人为其巨额财政赤字买单。
　　
　　因此，里根政府只有依靠吸引日本的资金来购买美国的中、长期国债。
　　
　　为吸引国际资本，特别是日本投资资金，里根政府实施了“高利率”与“强势美元”的政策。高利率政策以高利益为诱饵吸引日本大量的机构和个人的投资资本，强势美元政策足以稳定日本投资者对美元的信心。
　　
　　里根政府的这一系列以吸引国际资本为主要目标的政策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在高利率和不断走强的美元的双重诱惑下，日本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的资金如潮水般大量涌入美国，购买美国政府发行的中、长期国债。1976年，日本购 买美国国债总额为1.97亿美元，10年后的1986年4月达到了138亿美元。日本1985年一年对外投资额为818亿美元，其中535亿美元是对美国 债券的投资，特别是对美国中、长期国债的投资。
　　
　　从纯粹的资本投资角度来说，日本对美国国债的投资是一种很好的投资策略，在 1980年—1985年期间，美国的利率一直高于日本的利率。同时，美元又一直保持强势。因而，在此期间投资美国国债对日本来说是一项收益率非常高的投资 选择，既获得了美国的高利率，又可从美元升值中赚钱，双重的收益使美国国债投资特别受到日本投资者的欢迎。
　　
　　日本国际政治问题专家 吉尔平教授在其论著《国际关系中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写到：“没有日本向美国的资本流动，就绝不会有里根政府一边减税刺激经济，一边进行美国历史上最大规 模的军事扩充。里根政府为了使与经济和国防有关的政策都能取得成功，利用了来自日本的资金。”。
　　
　　高利率与强势美元的政策极大地打击了美国的制造业和出口企业。美元的升值导致在1980年—1984年期间美国实际净出口急剧下降，在这四年间，美国实际净出口下降了1650亿美元(按1984年价格计算)。许多具有国际贸易背景的企业因此受到了惨重的打击。
　　
　　与此同时，在1980年—1984年期间，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也逐年增加，到1984年已高达1000亿美元。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许多制造业大企业、国会议员等相关利益集团强烈要求里根政府干预外汇市场，让美元贬值，以挽救日益萧条的美国制造业。许多经济学家也从产业空洞化将危及美国的长远发展为由，要求政府改变强势美元的政策。
　　
　　但里根政府没有理会这些呼吁和要求。因为里根政府知道：最大限度地吸引国际资本，特别是日本资本流入美国才最符合美国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
　　
　　由于大量国际资本(主要是日本资本)持续流入美国，弥补了美国不断增加的贸易和服务项目赤字，美国的国际收支依然保持平衡。不仅如此，美国还有多余的资金进行对外投资。
　　
　 　美国经济在1981年—1984年的里根第一任总统期间持续增长，繁花似锦。美国人什么都不用做，依然可以过着富裕、悠闲的生活，强势美元使进口产品非 常便宜，美国人在口袋里揣点美元就可以在全世界尽情地挥霍。美国人对里根非常满意，觉得他虽然不是经济专业出身，但在治理国家经济方面很有一套，于是在 1984年11月继续选他做美国的总统。
　　
　　加速日本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的改革
　　80年代初，日本金融体制还是一个封闭的和充满限制的体系，众多的法律和政策把日本国内金融市场和国外金融市场分割开来，限制日本资金流向海外，限制民间的国际金融交易等等。
　　
　　如果不拆除这些限制资本自由流动的篱笆，美国再高的利率、再强的美元也跟日本投资者无关，因为政策和法规不允许日本人进行海外证券投资。
　　
　　美国财政部和华尔街的金融高手给里根政府出的建议是逼迫日本开放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实施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的改革。
　　
　 　日本的金融自由化开始于70年代中期，但速度非常缓慢。迫于美国的压力，到1980年，金融自由化的改革开始加快，1980年12月，日本政府修改《外 汇法》，老的《外汇法》制订于日本国际收支持续赤字的50年代，对外汇实行配额制度，政府对外汇使用实施非常严格的管制。修改后的新《外汇法》允许日本居 住者外币存款自由化、外币借款自由化，原则上允许进行自由外汇交易。修改后的《外汇法》使日本资金可以合法地投资海外。
　　
　　但美国认 为日本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的改革步伐太慢了，为了加速日本金融国际化，1983年秋天，里根总统亲自出马，带了一批金融专家来到日本，催促日本政府加紧推 动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的改革。当时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与里根总统的私人关系相当不错，据中曾根多次对外吹嘘说：他和里根是互称“罗、康”的亲密朋友。
　　
　 　日本政府非常重视美国的金融改革建议，专门设立了一个日美日元、美元委员会，作为日本大藏省和美国财政部之间进行谈判的机构。双方在进行多次协商讨论 后，很快就有了实质性进展。在1984年，日本大藏省发表《关于金融自由化及日元国际化的现状和展望》报告，该报告提出放宽或废除对银行、保险公司和证券 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业务限制，允许日元自由兑换，允许企业和投资者自由地进行外汇期货交易，允许外资银行进入日本，实施日元国际化战略等等。该份报告的出台 速度如此之快，出乎了许多日本专家的意料，从以往经验来看，该报告的许多内容和措施不经过二三年的广泛讨论和审议是很难出台的。并且，该报告的建议和措施 被很快实施，非常顺利地为金融界和市场有关方面接受。
　　
　　由于日本自1980年以来快速实施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的改革，使得拥有大量资金的日本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才有机会投资美国证券市场。
　　
　　广场协议（Ｐｌａｚａ Ａｃｃｏｒｄ）
　　“广场协议”的表面经济背景是解决美国因美元定值过高而导致的巨额贸易逆差问题，但从日本投资者拥有庞大数量的美元资产来看，“广场协议”是为了打击美国的最大债权国———日本。
　　
　　以下先看看美国在1985年以前一段时间内的基本经济情况：
　　
　 　1977年，美国卡特政府的财政部长布鲁梅萨(Michael Blumeuthal)以日本和前联邦德国的贸易顺差为理由，对外汇市场进行口头干预，希望通过美元贬值的措施来刺激美国的出口，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他 的讲话导致了投资者疯狂抛售美元，美元兑主要工业国家的货币急剧贬值。1977年初，美元兑日元的汇率为1美元兑290日元，1978年秋季最低跌到 170日元，跌幅达到41.38%。美国政府震惊了，在1978年秋季，卡特总统发起了一个“拯救美元一揽子计划”，用以支撑美元价格。
　　
　　1979年—1980年，世界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第二次石油危机导致美国能源价格大幅上升，美国消费物价指数随之高攀，美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超过两位数。例如，在1980年初把钱存到银行里去，到年末的实际收益率是负的12.4%。
　　
　 　1979年夏天，保罗·沃尔克(Paul A.Volcker)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为治理严重的通货膨胀，他连续三次提高官方利率，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这一政策的结果是美国出现高达两 位数的官方利率和20%的市场利率，短期实际利率(扣除通货膨胀后的实际收益率)从1954年—1978年间平均接近零的水平，上升到1980年— 1984年间的3%—5%。
　　
　　高利率吸引了大量的海外资金流入美国，导致美元飙升，从1979年底到1984年底，美元汇率上涨了近60%，美元对主要工业国家的汇率超过了布雷顿森体系瓦解前所达到的水平。
　　
　　美元大幅度升值导致美国的贸易逆差快速扩大，到1984年，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达到创历史纪录的1000亿美元。
　　
　 　1985年9月，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日本财长竹下登、前联邦德国财长杰哈特·斯托登伯(Gerhard Stoltenberg)、法国财长皮埃尔·贝格伯(Pierre Beregovoy)、英国财长尼格尔·劳森(Nigel Lawson?雪等五个发达工业国家财政部长及五国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Plaza Hotel)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主要货币有秩序地下调，以解决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这就是有名的“广场协议”(Plaza Accord)。
　　
　　“广场协议”签订后，五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各国开始抛售美元，继而形成市场投资者的抛售狂潮，导致美元持续大幅度贬值。
　　
　　1985年9月，美元兑日元在1美元兑250日元上下波动，协议签订后，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快速下跌到200日元附近，跌幅20%。据说在广场会议上，当时的日本财长竹下登表示日本愿意协助美国采取入市干预的手段压低美元汇价，甚至说“贬值20%OK”。
　　
　 　在这之后，以美国财政部长贝克为首的美国政府当局和以弗日德·伯格斯藤(Fred Bergsten，当时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为代表的专家们不断地对美元进行口头干预，表示当时的美元汇率水平仍然偏高，还有下跌空间。在美国政府强 硬态度的暗示下，美元对日元继续大幅度下跌。1986年底，1美元兑152日元，1987年，最低到达1美元兑120日元，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美元兑日 元贬值达50%，也就是说，日元兑美元升值一倍。参见图3-1。
　　
　　图4-1美元兑日元历史走势图(1984年—1996年2月)
　　
　　图4-1
　　
　　资料来源：美国全球金融数据公司
　　
　　日本美元资产的汇率损失
　 　从1980年开始，日本对外资本投资急剧增加，根据日本银行的统计数据，1980年，日本对外长期直接投资额196亿美元，对外长期证券投资额为214 亿美元。到1985年，日本对外长期直接投资额为440亿美元，与1980年相比增长124.49%；对外长期证券投资额猛增到1457亿美元，与 1980年相比，增幅高达580.84%。1985年，日本对外净资产总额为1298亿美元，比1980年的115亿美元增长1028.70%。这些数据 表明，从1980年以来，日本确实通过对外贸易赚了许多钱，但赚到的这些钱大部分又投资到了海外，并且主要投资在证券市场。其中，对外
　　长期证券投资主要集中在美国的中、长期国债上。
　　
　　1981年—1985年期间，日本经常收支项目的顺差约为120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贸易顺差来自美国。但同时，日本企业在这期间已将这些钱绝大部分用于购买美国的国债。
　　
　　到1985年，日本已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日本在美国拥有巨额资产，这些资产主要是以美元形式持有，并且大部分已用于购买美国国债，日本是美国的最大债主。
　　
　　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随着美元的大幅度贬值和日元急剧升值，日本所持有的美元资产出现大幅度贬值。假设某日本投资者在80年代初刚涉足美国国债市场时，购买了美国长期国债，且一直长期持有，那么到了1995年4月日元升值高峰期时，损失已高达70%。
　　
　　在1985年9月—1987年底这段时间里，美元兑日元从1美元兑250日元下跌到1美元兑121日元，美元兑日元贬值达50%。这也就是说日本人所持的美元资产贬值了50%。
　　
　 　据日本机构的统计，在1986年—1995年期间，“广场协议”导致的日本对外净资产的汇率损失累计约为3.5万亿日元。包括日本人寿保险公司在内的许 多日本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损失惨重，日本的出口企业也在美元升值时代将自己在出口中赚得的美元投资于美国国债，同样损失巨大。
　　
　　难怪许多日本人在反思这段历史时期时，认为美元的暴跌就是冲着日本积累起来的巨额美元而来。
　　
　　“国际政策协调”与日本继续购买美国国债
　 　1985年“广场协议”后，因美元大幅度贬值导致日本机构投资者持有的美元资产出现巨额的汇兑亏损，这使美国充满危机感。如果日本投资者信心动摇，为减 少亏损而大规模抛售美国国债，这将在美国金融市场引起连锁反应。首先是导致美国国债市场全线崩溃，进而导致美国股市的动荡不安，国际资本为规避风险也将撤 离美国。没有持续的海外资本流入美国，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也难以维持。由于国债市场大幅度下跌，美国的国债也难以发行出去，财政赤字问题便无法解决。
　　
　 　为了使国际资本能继续流入美国，美国财政部长贝克提出了“国际政策协调”建议，该建议要求维护美国、日本与联邦德国之间的利率差，使美国的利率始终高于 日本和德国的利率。如果美国下调利率，日本与德国也必须下调利率，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三国之间的利率差不变。美国相对高水平的利率使得美国国债依然具有 投资价值。
　　
　　从当时美国的情况来看，投资美国的风险很大，如经常项目持续多年巨额赤字、对外净债务增加、美元贬值等，投资者简直找不到投资美国的理由。因此，通过“国际政策协调”以维持美国利率的相对高水平是美国吸引海外资本流入的主要办法。
　　
　　在1985年随后的几年里，日本按照美国的“国际协调”要求，使美日之间的长期利率差始终保持在3%以上，这导致美国与日本的国债收益率相差较大，与日本国债收益率相比，美国长期国债的高收益率强烈吸引了日本投资者。
　　
　 　1986年2月，美国决定下调官方利率，目的有二：其一是为了减轻与美国利益关系密切的南美巨额债务国的债务，其二是为了刺激不景气的经济。在降息之 前，美联储主席沃尔克先与日本、联邦德国进行协商，希望德意志联邦银行和日本银行同时降息。沃尔克的理由很简单：三国同时降息才能维持美元的稳定。因为美 国降息而日本和联邦德国维持利率不变将导致美元贬值，美元贬值将损害这两国在美国的利益。
　　
　　由于日本拥有巨额的美元资产，最害怕美元贬值，所以日本总是忠实地按照美国的要求来做，日本官方利率如同美国利率的影子，美国降息，日本也降息。
　　
　　美国通过高利率与强势美元的策略引诱日本资本大规模投资美国国债，从而使日本拥有高额美元资产。完成这一步之后，美国的利益就是日本的利益，日本被迫主动保卫美元。
　　
　　日本必须全力支撑美元
　　按理来说，支撑美元的任务是美国人的事情。但由于日本已拥有庞大的美元资产，那么稳定美元价值就是保护了日本拥有的美元资产。
　　
　　我们可以这样来分析日本的困境：日本是美国国债市场的超级购买者，如果日本抛售美国国债，将引起国债市场恐慌性下跌，国债价格下跌将导致日本所持国债增加亏损。这是第一重损失。
　　
　　日本抛售国债同时也会引起美元的贬值。因为外汇市场的投资者预期到：日本抛出国债后，将会把美元兑换成日元，这将增加美元的抛压，导致美元下跌。美元贬值是日本需要预见到的第二重损失。
　　
　　因此，从博弈的角度分析，如果日本大规模抛售美国国债，美日都将遭受巨大的损失，如果美日合作协调，双方都受益。
　　
　　所以，日本只有帮助美国稳定美元，才能避免亏损。
　　
　　一句话，美国在金融上已把日本控制住了。
　　
　　除了日本投资者拥有庞大金额的美元资产外，日本政府也拥有庞大的美元资产。
　　
　 　1985年广场协议后，面对日元持续大幅度升值的情况，日本政府经常干预外汇市场，通过买进美元，抛出日元的干预措施防止日元升值。结果使得日本政府拥 有的外汇储备越来越多，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根据日本中央银行自己说，日本拥有的外汇储备的90%是使用美元来运作的，其中主要是购买美国的国债。
　　
　　因此，日本必须支撑美元。
　　
　　继续购买美国国债以支撑美元
　 　在“广场协议”之后，日本机构投资者继续大规模购买美国国债。从1986年到1989年，日本购买美国国债金额超过1985年。从纯粹投资的角度来看， 日本机构投资者的这种投资行为让人看不懂。由于美元的大幅贬值，已经使日本的机构投资者损失惨重，为什么日本人还大量购买美国国债？
　　
　　当时的美国经济学家彼得·德拉克(Peter Drucker)对这种现象也感到大惑不解，他在
　 　其著作《新现实》中这样写道：1985年秋下调了美元对日元的汇价后的资本和投资的流向是出乎意料之外的，美国的主要债权国(对美贸易收支顺差国)…… 尽管看到自己庞大的美元资产的价值已减少了一半，却仍然继续将资金投向美国。他们购买了美国国债，支撑了美国的财政赤字。
　　
　　一种解 释是美国相对日本较高的利率吸引了日本投资者。由于美国“国际政策协调”结果，在1985年之后的几年里，美国与日本的长期利率差保持在3%上下，这吸引 了日本资金从低利率的日本流向相对高利率的美国以获得较高的收益。但这种解释缺乏说服力，因为美国相对较高利率的收益是会被美元贬值所吞没的。
　　
　 　另一种合理的解释就是日本为支撑美元而做的努力。1985年秋天“广场协议”后，尽管美元大幅度贬值，但美国的贸易赤字仍继续扩大，1986年为 1550亿美元，1987年创造1700亿美元的历史最高记录。为保持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必须有外国资金流入，以资本项目的盈余来弥补经常项目的逆差。 如果没有国外资本的流入，美元就会大幅度贬值，通过美元贬值来压缩经常项目的赤字以维持国际收支平衡。
　　
　　而日本从两大角度来说，是 不希望美元贬值的。其一是日本投资者和政府拥有庞大的美元资产，美元贬值会增加这些美元资产的损失。其二是避免因日元升值而打击日本的出口。到80年代， 日本的制造企业已高度依赖对美国的出口，美元贬值，日元升值将抑制日本产品的出口。所以，为了日本的利益，日本必须向美国提供资金，以维持美元价值。
　　
　 　日本大藏省(日本财政部)为支撑美元付出了许多努力。据说，在80年代后半期，每当美国长期国债在对外招标时，日本的机构投资者都会接到大藏省官员打来 的电话。表面上，他们是了解日本机构投资者认购美国国债的意向或行动，但这些官员还经常会顺便告之其他公司购买美国国债的情况。这样一来，日本的机构投资 者自然就不会保持沉默，很多日本机构投资者在遭受亏损后经常抱怨说他们是不得不采取迎合当局意图的行动。
　　
　　曾有这样一个故事：
　　
　 　1988年3月，里根总统任期届满，美国正在进行新一届总统的选举。在此期间，美国债券市场出现传闻说，日本在财政年度结账时，日本机构投资者将会抛出 手中的美元债券。这一传闻引发了美国国债的动荡，为稳定美国国债市场投资者的信心，日本大藏省赶紧要求日本人寿保险公司发表声明：“就是4月以后也不打算 抛出美元债券”。但投资者对日本公司方面的“承诺”还是感到不放心。于是，大藏省有关官员亲自出马游说市场，强调日本保险公司声明的背后有大藏省的意图。 日本中央银行也出来说：“日本拥有外汇储备的90%是用美元运作的”。意思很明显，日本政府向美国国债市场的投资者表明：美国国债市场的稳定关系到日本的 利益，日本机构投资者是不会置国家利益不顾的。
　　
　　事情演变到这一地步，日本已越来越深陷于美元的控制中。整个80年代，日本一直在 大量购买美国国债，向美国注入资本。1985年之前，是为利所诱，抗拒不了美国高利率和强势美元所蕴涵的高收益的诱惑。而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则 是无奈之举，为了保护日本庞大的美元资产免遭美元贬值所带来的损失，只有继续购买美国国债以支撑美元。只要美国的庞大贸易赤字不结束，日本就必须不断向美 国输出资本，以维持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如果流入美国的资本断流，将可能引发美元的暴跌。如果美元暴跌，日本庞大的美元资产则进一步大幅度缩水。因此，除 了不断地购买美国国债，向美国注入资本外，日本已无路可走。
　　
　　这就是为什么面对着美元持续下跌，日本机构投资还在不断地大规模增加美元资产的真实原因。
　　
　　日本实施低利率政策以制止美元下跌
　 　1987年，面对美元持续且快速下跌，七大主要工业国(G-7)政府坐不住了，希望采取联合措施制止美元的跌势，稳定美元币值。于是G-7政府官员在巴 黎召开协商会议，会议的结果是达成罗浮宫协议(Louvre Accord)，该协议的主要精神是：1、七大工业国应共同合作来稳定汇率；2、七大工业国建立共同磋商机制，协调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
　　
　　日本政府为稳定美元做了最大的努力，1987年2月独自降息，将日本利率下调到了2.5
　 　%的超低水平，并一直维持到1989年5月，前后历时两年零三个月，希望通过扩大美国和日本的利率差来稳定美元币值。而美国在此期间连续三次上调利率， 1987年9月，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取代保罗·沃尔克就任美联储主席，他将美国的官方利率上调到了5.5%—6%。
　　
　　扩大美日两国利率差的政策暂时起到了效果，在1987年—1990年期间，美元稳定回升，从1987年1美元兑120日元的最低点上升到1990年初的1美元兑160日元。日本终于过上了一段时间的好日子。
　　
　　正所谓“福兮，祸之所伏”，日本这一超低利率的政策给未来日本经济带来了致命的隐患，超低利率政策导致了日本股票和房地产泡沫，90年代经济泡沫破灭后，日本经济陷于长期的衰退之中。
　　
　　日本的华尔街保卫战
　　1987年10月19日是美国股市的“黑色星期一”，这一天，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500点，跌幅高达20%，冲击波立即波及到全世界。
　　
　　从经济基本面来分析，此次美国股票暴跌的根本原因可以说是美国长期积累起来的经常项目赤字所致。1987年，美国贸易赤字达到创纪录的1700亿美元，巨额的贸易赤字需要不断地从国外引进资本，如果外国资本流入因突发事件得不到保证时，将引发金融危机。1987
　　年10月的“黑色星期一”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爆发。
　　
　 　1987年9月，美国上调官方利率。与此同时，联邦德国也随美国提高了利率，联邦德国的此举立即遭到当时美国财政部长贝克的严厉批评，贝克认为联邦德国 这样做违法了国际协调政策，并表示这样是无法确保美元的稳定。贝克的这一讲话引发了证券市场的恐慌，投资者开始在股票市场和股票期货市场抛空，引发10月 19日的股市崩盘。
　　
　　面对昨夜华尔街股市的崩溃，美元大幅度贬值，日本金融政策当局立即作出反应：政府托市，通过稳定日本股票市场 推动美国股票市场的稳定。为此，日本金融、证券和保险的政府主管部门大藏省官员向日本四大证券公司表达了希望他们立即出面大规模买进股票护盘的意向，四大 证券公司在第二天日本股市开盘后立即大量买进，虽然没有挡住如潮水般的抛盘，但是却极大地缓解了日经225指数的跌幅。与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的股票市 场相比，日本的股票市场跌幅最小。
　　
　　为了使股市迅速从“黑色星期一”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大藏省放宽政策允许各种企业信托基金入市买卖股票，这些“救市政策”使日本股票市场很快从危机中走了出来，继续上涨。
　　
　　日本股票市场的良好表现稳定了美国投资者的信心，只要日本没问题，美国也就有救了。
　　
　　在“黑色星期一”的应急处理中，日本大藏省表现出的雷厉风行的做法，将日本对美元的极度重视深深地留在了全世界的印象中。日本这一做法等于告知天下，除继续支撑美元外，日本没有自己的货币政策。
　　
　　巴塞尔协议：美国遏制日本的又一利器
　 　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度升值，于是日本在美国掀起了直接投资浪潮，大量购买美国的土地、房产、宾馆、饭店、高档办公大楼，同时，大规模兼并收 购美国的企业等。在美国媒体的强大压力下，美国政府希望能有效地抑制日本资本的强劲增长势头。巴塞尔协议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台的。
　　
　　国际清算银行是由美英等欧美发达国家中央银行出资建立的银行，目的是通过各成员
　　国的相互协调，规范各国银行的国际竞争和发展。
　　
　 　1987年底，国际清算银行(BIS)下属的银行业务条例和监管委员会提出了一个统一的国际银行资本充足率标准协议，该协议于1988年7月正式发表， 全称为“巴塞尔银行业务条例和监管委员会统一国际银行资本衡量与资本标准的协议”，通常被人们称为“巴塞尔协议”。该协议要求：凡是从事国际业务的银行， 必须将总资产中的自有资本比例维持在8%以上。
　　
　　美国外交评议会研究主任埃萨·凯普斯坦(Ethan Kapstein)在分析巴塞尔协议制定的目的时坦言，在1988年出台该协议，目的是为了抑制日本银行的高速扩张。
　　
　 　1982年，在世界主要的25个发达国家的银行的境外融资余额中，美国银行的国际融资金额居第一位，为6060亿美元，占28%，日本的银行居第二位， 为4570亿美元，占21%。但是到了90年代，日本的银行境外融资规模比80年代初增长了4.5倍，余额高达20720亿美元，跃居世界首位。正是为了 控制日本的银行国际业务的这种高速增长势头，国际清算银行才出台了巴塞尔协议。
　　
　　埃萨·凯普斯坦就巴塞尔协议制订的内幕过程作了如下描述：
　　
　 　美国根据本国银行经营风险的情况，商讨自有资本的比例标准。而如果仅将这一标准运用于本国的银行，则难免损害美国银行的国际竞争能力，所以美联储主席沃 尔克才把它拿到国际清算银行去寻求国际协调。不想，却因联邦德国、法国和日本等国的强烈反对而受挫。于是，美国改变了策略，首先与英国达成双边协议，并率 先在两国银行的国际业务中实施了他们的标准。这给其他国家的银行带来了很大的威胁，不执行美英的标准就无法与他们的银行进行交易。事实上，对于美英以外的 其他国家而言，这无异于被强迫签署协议。于是日本大藏省在关于国际清算银行规则标准的交涉中，要求美国考虑日本股市大涨导致日本的银行账外收益非常高的因 素，同意将银行账外资产的45%作为自有资本计算，在得到美国的认可后，日本于1989年采纳巴塞尔协议。
　　
　　采纳巴塞尔协议后，维 持股价的高水平成为日本各银行的生命线。在日本，由于银行是受到政府严格保护的，破产倒闭的概率很小，一般老百姓都非常信赖银行，所以日本的银行从不关注 自有资本的问题，因而使得银行的自有资本比例一直很低。如果没有因股市飙升带来的庞大账外资产，日本的银行是无论如何满足不了巴塞尔协议对银行资本充足率 不低于8%的规定的。巴塞尔协议对日本的银行的致命打击在1989年末日本股市泡沫破灭后很快就显露出来。
　　
　　为了达到巴塞尔协议要 求的自有资本不低于8%的规定，日本各银行在国际融资中采取了越来越谨慎的态度，并使世界范围内的国际银团贷款规模持续下降。1988年，国际银团的贷款 规模为1260亿美元，1989年降到1210亿美元，1990年降到1080亿美元。国际上的日元融资比例同时下降，1987年为10.8%，1988 年为5.6%，1990年仅为1.8%。
　　
　　由此可见，巴塞尔协议起到了限制日本资本规模的效果。在日本股市泡沫破灭后，日本各银行的帐外资产逐年快速下降，自有资本比例随之下降，使得日本各银行大规模缩减国内和国际的贷款规模，日本资本纷纷从世界各地回撤，日本资本征服世界的神话很快破灭。
　　
　　“让日本用自己的锅烹煮自己”
　　1993年，克林顿政府开始了新一轮的日元升值攻势。
　　
　 　1993年4月，刚就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在日美首脑会议上发言说：“日元升值有利于日本削减贸易顺差。”克林顿的这一讲话给市场发出的信息是本届美国政 府希望看到日元升值。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鲁宾也表示：日本的顺差已经阻碍了世界经济的增长。这更加强了市场抛售美元买日元的信心。受这些言论的影响，日 元兑美元从1993年初的1美元兑120日元
　　很快上升到当年8月份的1美元兑100日元。
　　
　　1994年2月，日美 一揽子协议破裂，克林顿总统扬言要进行“贸易战争”，4月底，美国商业部代表甘塔(Kantor)强硬的发言引发日元升值。1994年7月，发达国家首脑 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召开会议，试图就日元汇率居高不下采取措施，但由于美国不支持，会议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日元再次飙升，达到1美元兑96日元。
　　
　 　1995年，美国以日美汽车贸易不平衡为由，要求日本增加美国汽车零部件的进口，对此，日方依然以“不能接受数额指标”为由加以拒绝。于是美国贸易代表 以6月底为“谈判期限”，威胁说5月份将根据美国贸易法第三0一条款实行制裁，美国将对从日本进口的高级轿车课征100%的报复性关税，这将对日本的汽车 制造商构成很大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日元飞涨，从1995年初的1美元兑100日元涨到4月份的1美元兑80日元。市场甚至有传闻说，美国已经定好的下 一个目标是1美元兑50日元，引发日本企业的恐慌。
　　
　　从“广场协议”前的1美元兑250日元到目前的1美元兑80日元，日本经济在这10年里处于日元升值的波涛中翻滚，受到的打击之大可想而知。用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莱德·巴古斯登的话来说，美国要通过使日元不断升值手段“让日本用自己的锅烹煮自己”。
　　
　　确实，日元长达10年的升值旅程给日美贸易结构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
　　
　 　90年代以来，日美贸易不平衡表面上再次扩大。以美元来计算，日本的贸易收支顺差在经过1989年、1990年明显减少后，1991年又开始增加， 1992年达1300亿美元，是1990年的一倍。日本贸易顺差中占比例最大的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1992年对美贸易顺差为440亿美元。以上数据是用 美元计算的，美国人看到的贸易不平衡的数据都是用美元计算的。
　　
　　但是从1985年日元升值以后，美元计算的数据已不能真实反映日美 贸易的实际情况。比如说，一辆价格50万日元的丰田汽车出口到美国，以1985年1美元兑250日元的汇率计算，在美国的销售价格是2000美元，日本贸 易顺差增加2000美元；以1995年4月1美元兑80日元计算，在美国的销售价格是6250美元，日本贸易顺差增加6250美元。从日元统计口径来说， 日本的出口额没有增加，而从美元统计口径来看，日本的贸易顺差增加4250美元，增长2倍多。美国人一直叫喊受不了的日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实际上建立在“虚 幻的美元数据”上。
　　
　　从用日元统计的数据来看，日本贸易顺差规模最大的时候是在“广场协议”签定的1985年，该年度为9.1万亿 日元，之后便持续减少，1991年为5.1万亿日元，比1985年减少一半。从1985年以后，以美元统计和以日元统计的日本对美国的出口数据差距拉大， 根据1985年—1992年间的情况来看，日元的统计数据可以使日本的贸易顺差减少20%多，而以美元统计的数据使日本的贸易顺差增加近50%。
　　
　 　以汽车贸易为例来分析，日美汽车贸易失衡问题是美国叫得最凶的问题，在日本对美国的出口总额中，汽车占了四分之一的份额，是日本的出口支柱产业。如果从 出口数量来看，日本汽车的对美出口数量(包括商用车)，1986年为350万辆，为历史最高峰，之后逐年减少，1992年下降到180万辆，尽管汽车出口 数量减少很多，而以美元计算的汽车出口额1992年竟比1986年增加了近20%。
　　
　　由于日元兑美元长期升值，日本多数传统出口产业，如一次性加工产品———化学制品、金属及金属制品、纤维及纺织品、机械机器等产品自1985年以来出口数量持续大幅度下降，最终对美国市场感到绝望，而不得不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
　　
　　美国企业从贬值的美元中逐渐恢复过来，美国经济从1993年以来进入一个长期的经济繁荣时期，美国股票市场进入大牛市。而日本却长期摆脱不了经济疲软的状态。日美经济再度发生逆转，美国人终于把被日本颠倒的经济世界重新颠倒了过来。
　　
　 　1998年6月，应日本的要求，美国召集多国财政部长举行会议，就日本经济问题进行磋商。美国《经济周刊》出版特别专题报道会议情况，并在6月号的封面 上醒目地刊登了极具刺激性的画面，即太平洋战争结束时日本昭和天皇裕仁会见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麦克阿瑟将军的照片。同时该杂志载文说明，如今的日本与遭受 金融危机的亚洲各国一样，在经济上处于被占领状态，今天的美国财政部长萨莫斯(Lawrence Summers)就是当年的麦克阿瑟，今后，美国财政部将如当年的盟军司令部一样，将日本的银行置于自己的严格监督之下。
　　
　　美国：世界资金周转的中心
　 　面对日元的强劲升势，日本不得不大幅度降低官方利率，1995年9月，日本银行将官方利率下调到了0.5%，想要改变日元长期过度升值的困境。由于利率 过低，日本的长期债券的收益率仅为1.1%，超低的收益率使日本国内资金不得不转向美国。日美两国长期利率差在1996年到1997年间扩大到5%(美国 为7%，日本为2%)。
　　
　　1995年流入美国的外资总额为4250亿美元，比上年增加1400亿美元，仅增加的这部分
　　就足以弥补美国全年的经常收支赤字。尤其要注意的是，1995年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流入美国的外资中，外国政府资金大幅度上升，而其主角就是日本银行。在残酷的日元升值攻势中，日本中央银行被迫大规模买进美元来干预市场，并用买进的美元购买美国国债。
　　
　　1996年流入美国的外资为5480亿美元，比上年增加1000亿美元，日本的政府资金和民间资金大量购买美国国债，加上直接投资和股票投资，美国吸收了大量外资。这些外资使得美国有足够的资金从事对外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
　　
　 　1997年，外资流入美国的速度进一步加快，与此同时，美国对外投资也在提速。1997年流入美国的外资为6900亿美元，比上年增加1400亿美元， 被日本低利率政策折磨的日本民间资金仍在大量购买美国国债和股票。与此同时，美国银行的贷款规模比上年增加50%，对外投资也在大幅度增加。
　　
　　在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大量资金从这些国家和地区外逃，导致货币成倍地贬值，资产价格暴跌，美国企业却拿着外国流入的资金兴高采烈地在亚洲金融危机国家到处捡便宜货，廉价收购了大量企业和银行，又狠狠赚了一笔。
　　
　　美国人实在太厉害了，怎么玩怎么赚钱。
　　
　 　美国的贸易和服务收支赤字居高不下，1994年、1995年和1996年平均为1500亿美元，1997年达到1700亿美元。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债务 国，1997年净债务达到13200亿美元。但美国人的钱就是多得用不完，美国的投资基金和企业拿着巨资在一边制造着亚洲金融危机和一边廉价收购亚洲企 业。
　　
　　面对咄咄逼人的美国，日本人有些搞不明白。根据日本银行公布的数据，截止到1997年末，日本拥有的对外净资产(对外资产余 额减去对外债务余额)为1246000亿日元(约合8900亿美元)，大约相当于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0%，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与此同时， 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截止到1997年底，美国拥有13200亿美元的债务，相当于美国GDP的20%，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
　　
　 　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日本陷入了经济危机，而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美国却享受着经济的繁荣，这是为什么？因为美元是世界货币，日本的对外净资产大部分是以美 元资产形式存在，美元是美国人的货币，美国人可以随心所欲地操纵美元的价值，日本巨额财富在美国人的掌控中，如果美国想减少日本人的财富，只要让美元贬值 就是了，非常轻松。
　　

第五章 美国金融战略的成功阻击：日本经济的漫长衰退
　　
　　美国决心刺破日本的股市和房地产泡沫
　　在美国企业家看来，日本企业国际竞争能力强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资本成本低。在80年代，日本企业的平均筹资成本约为2%，而美国企业在5%—8%之间波动。超低水平的企业资金成本成就了日本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
　　
　　美国的半导体产业曾被日本冲击得溃不成军。美国半导体企业向美国国会和美国政府申诉，他们根本就无法与日本企业进行公平竞争，因为美日两国的资金成本差距极大影响了
　　美国企业的竞争力。
　　
　　为了增强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避免美国产业被日本彻底击毁，美国政府应该想办法提高日本企业的资金成本。也就是说，美国应该想办法让日本的股票市场泡沫和房地产泡沫破灭，因为正是由于不断上涨的股票价格和房地产价格使日本企业的融资成本极低。(具体参见本书第二章)
　　
　　日本股票市场的下跌能够增加日本企业的股票融资成本。
　　
　　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由于股票市场特别繁荣，日本企业通过发行股票筹集到大量的低成本资金。在80年代前半期，日本制造行业通过发行股票平均每年的筹资额为8000亿日元，到80年代后半期，股票筹资额逐年上升，1989年达到50000亿日元。
　　
　　同时，公司债券的发行量也不断增加，这些债券大都以可转换债券方式发行，或者通过附带认股权证使得债券的融资成本非常低。在股票市场牛市时期，发行可转化债券或附带认股权证的债券可以大大地降低融资成本。
　　
　　由于证券融资成本低，导致日本制造企业在80年代明显偏好通过证券市场融资。
　　
　　从这个角度来说，日本股票市场的长期熊市对提高美国企业的竞争力是有好处的。美国对日本股票在80年代后半期的非理性上涨感到十分不满，日本股票连续四年持续上涨使日本企业的国内和国际证券融资的成本非常低。
　　
　 　1989年秋天，美国和日本为解决两国贸易长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在布什总统的提议下，美日两国就美日经济结构问题进行磋商。面对扶摇直上的日本股票市 场，美国在1990年强烈批评日本股市由来已久的封闭交易和企业集团内部或同一行业内各企业相互持股的做法，要求日本企业改变相互持股的做法，并向日本提 出具体要求：(1)将日本的银行持股标准由5%降低到2%；(2)取消综合商社不得持有制造业企业股份的限制；(3)强化子公司持有母公司股份的限制。
　　
　　美国政府的这一招隐藏无限杀机，直指日本股票市场长期上涨动力来源。
　　
　　各公司相互持股是日本股票市场的主要特点，也是维持日本股票长期上涨的原因之一。如果日本采纳美国的要求放弃企业相互持股这一做法，将使进入市场流通的股票急剧增加，股价会因此大幅度下跌。
　　
　　在日本，企业间相互持有的股票一般都是长期持有，不会因股价涨跌而轻易抛出，因此，企业间相互持有的股票一般情况下是不上市流通的。
　　
　　特别是要求日本的银行减持企业股票的要求十分险恶。在日本，银行持有大量的股票，并且一旦持有都是长期持有，不会轻易抛出。经过长期的大牛市，银行所持股票的盈利非常巨大，一旦银行抛售股票，日本股票市场必然崩盘。
　　
　 　美国的这一要求足以导致日本股票市场的大幅度下跌。在1990年上半年，美国的这些要求频繁出现于日本各大主要经济类媒体的头版头条上，给日本股市带来 了压力。美国通过美日经济结构问题会议发布的这些信息，使日本投资者理解到原来美国不希望日本股市长期居高不下，投资者持股信心开始动摇，有些对日美政策 敏锐的投资者开始抛出股票，股市出现下跌，而后演变成恐慌性出逃，长达四年的股票市场大牛市就此结束，进入未来长达十多年的漫漫熊市中。
　　
　 　美国对日本房地产泡沫也十分不满，多次要求日本采取措施。同时，挑动日本老百姓和媒体对房地产大幅度上涨的不满。日本老百姓确实对价格飞涨的房地产价格 怨言颇多，一般老百姓根本无法承受这样的暴涨。美国媒体在提高日本老百姓居住水平的口号下大肆攻击日本房地产，日本老百姓也深有同感，日本媒体也借势炒 作。在国际与国内的共同炒作下，日本房地产泡沫也难逃破灭的厄运。
　　
　　股票市场泡沫的破灭
　　1989年，日本东京证券市场 还沉浸在“债权国行情”中，股价继续上涨。1989年5月，日本开始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但日经225指数对此毫无反应地继续上升。不过，事后有人分析 说，下半年日经指数的上涨有被人操作的嫌疑。因为在这段时间里，上涨的股票只是少数的日经225指数的成份股，大多数的股票在这段时间里开始显露疲态。
　　
　　在1990年的股价暴跌中，有人认为美资证券公司和美国的对冲基金操纵了日本股票市场。
　　
　　具体操作假设如下：在1989年日本开始实施紧缩货币政策之后，经验丰富的美国机构投资者一面继续买进对日经225指数影响大的成份股，通过推动少数成份股的上涨，从而使日经225指数维持涨势。与此同时，在日经225指数期货市场大量抛空日经225指数期货。
　　
　 　当在日经225指数期货市场上积累了足够的抛出仓位后，开始大量抛出对日经225指数影响大的成份股票，推动日经225指数快速下跌。同时，在日经 225指数期货市场大量抛空，使日经225指数期货快速下跌。这样，股票市场和股票指数期货市场相互推动，引发股票市场的恐慌情绪，导致两个市场不断下 跌。
　　
　　美国的机构投资者通过挤破日本股票泡沫大赚了一笔。根据美国老虎基金高级分析师罗伯特·塞特隆的回忆，老虎基金从1990年 初开始抛空日本股票市场，直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还持有大量的日本股票市场空单。而日经225指数从约39000点跌到97年的16000点上 下，盈利之丰厚令人无法想象。
　　
　　1989年末和1990年初只是日本股票市场恶梦的开始，自那时候开始，日本股票市场陷入长达十多年的熊市之中。参见图4-1，日经225指数长期走势图(1980年—2003年3月)
　　
　　到了2003年3月12日，日经指数跌破8000点大关，收于7862.3点，这是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点，即跌破20年来的最低点。与1989年的最高点相比，日本股市已经跌掉了80%的价值。
　　
　　股市长期下跌成了日本经济的致命疾病。日本的银行和保险公司等企业持有大量日本股票，股市大跌对银行保险业将产生隐性损失，进一步引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股票市场长达十多年的大熊市使日本许多上市公司的股票市值跌破了公司净资产，根据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BCG)东京事务所的统计数据，截至2002年9 月13日，日本东京证券交易所一部1505家上市公司中，有854家公司的股价跌破净资产，占公司总数的57%。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一部和二部的上市公司 中，连续3个财政年度市值低于净资产的公司有577家，连续两个财政年度利润大幅度下降的有192家，发生亏损的公司有95家。由于经济不景气，2002 年，日本上市公司的利润大幅度下降。根据2002年3月的统计数字，日本上市公司的利润总额从2001年3月的7.2兆日元(约合590亿美元)降到 2002年3月的1.9兆日元(约合156亿美元)，降幅高达74%。
　　
　　一般来说，当公司股票市值低于公司净资产的1.7倍时，该 公司就极具被收购的价值。所以，这几年，先是欧美企业、然后是亚洲企业纷纷跑到日本去收购企业。2001年，根据东京工商调查的数据，外资对日本企业的并 购案超过150起。这里面包括法国雷诺汽车收购日本日产汽车，美国福特收购日本马自达公司，也包括上海电气集团收购日本第三大印刷机企业日本秋山公司等。
　　
　　房地产泡沫的破灭
　　1990年，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导致房地产价格下跌的原因有二：其一是银行利率的连续大幅度提高。其二是政府紧缩对房地产企业的贷款。
　　
　　1990年4月，日本大藏省开始就日本金融机构的房地产贷款进行总量控制。从此，日本房地产进入长达10多年的衰退寒冬。参见图5-2-1，5-2-2。
　　
　　图5-2-1，5-2-2　日本六个最大城市土地价格指数图(1982年3月一2002年3月)
　　
　　图5-2-1
　　
　　图5-2-2
　　
　　图5-2-1，5-2-2是日本不动产研究所制作的。该图综合了日本六个最大的城市(东京、横滨、名古屋、京都、大阪和神户)自1982年3月至2002年3月的土地价格变化情况，该土地价格指数图以1990年为计算基准(1990＝100)。
　　
　 　该图显示，自1990年4月开始，日本土地价格开始了漫长的跌势。到2002年，与1990年的最高点相比，日本六大城市的土地价格下跌了约80%，与 日本股票市场的跌幅相近，基本回到了20年前的价格水平。其中尤以1991—1992年的跌幅最大，1992年3月与1991年3月相比，跌幅高达20以 上，1995年以后，每年的跌幅维持在10%上下。
　　
　　日本土地价格和住宅价格长期持续下跌，严重打击了日本建筑业，日本的许多建筑 企业相继破产倒闭，以2000年为例，2000年日本建筑行业的破产企业达到了6214家，占全部破产企业的三分之一，2000年建筑企业的破产数量比 1999年增加了33.6%，这同时也是1984年以来建筑业年破产企业首次超过6000家。
　　
　　日本银行的巨额坏账
　　在房地产价格暴涨时代，银行放出了巨额的房地产贷款。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使巨额房地产贷款成为坏账。
　　
　　根据1998年的银行统计数据，日本全国银行的不良资产已经超过100万亿日元，估计需要做销账处理的不良资产大致为60万亿日元。而美国高盛公司则认为，日本银行业的坏账已经达到237万亿日元的水平，约占日本年度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一半。
　　
　 　1985年以来，日本的利率水平持续走低，1986年1月以来，为刺激国内经济和遏制日元持续大幅度升值，日本中央银行贴现率连续5次降低，由5%降到 了1987年2.5%的超低利率水平，这是日本战后以来的最低水平。并且这一超低利率水平一直持续了到1989年5月。在这段时间里，日本长期实施低利率 政策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美国的国际政策协调的要求，二是为了支撑美元，因为低利率政策可以引导日本资金持续流入美国，为美国的财政赤字提供资金，防止美 元在巨额贸易赤字压力贬值。
　　
　　正是这一时期的低利率政策导致日本的地产和股市大泡沫。
　　
　　由于日本实施超低利率的货币政策，使得大量社会资金需要寻找新的投资方向。在日本，土地和股票是日本投资者主要的投资对象，这两大投资对象之所以值得投资是因为它们的供应量是受到限制的。
　　
　　对日本人来说，土地和股票是最好的投资对象。
　　
　 　由于股票市场上涨，企业股票融资成本不断降低。在股票看涨预期作用下，许多公司开始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和附带认股权证的公司债券，债券的利率非常低。如 果在欧洲债券市场发行日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有时还会出现负利率。这是因为在1985年广场协议后，投资者对日元升值的预期很高，导致日元远期汇率远远高于 现汇汇价，日元预期升值幅度超过债券利息。实际上，与国内相比，日本许多大企业更倾向于在欧洲债券市场发行日元债券融资，因为欧洲债券市场的融资成本比国 内更低。以1994年为例，欧洲日元债券的发行总额为108600万亿日元，而日本国内“武士债券”的发行总额为11100万亿日元，欧洲日元债券的发行 额是国内“武士债券”的发行额的近10倍。
　　
　　由于企业通过发行股票和债券的融资成本很低，所以许多企业的融资方式从银行融资转向证 券市场融资。这些企业从证券市场筹集巨额资金后，除了用于设备投资、土地和股票投机外，也用于偿还银行的贷款。这使得银行不仅失去了优质企业贷款客户，而 且贷出去的钱也被归还。结果造成银行资金严重过剩，迫切需要寻找投资方向。
　　
　　于是银行资金大量投向房地产企业和建筑公司。在土地泡沫时期，不管是谁，只要有土地作担保，银行就提供贷款。并且在计算土地担保价值时按土地市场价格的120%计算，这样计算的理由很简单，土地价格在不断上升。这种做法也只有在经济狂热的日本才见得到。
　　
　　不仅在国内如此，在国外也是如此。由于日元持续大幅度升值，银行感到国外所有的房地产都很便宜。只要企业提出贷款资金是用于房地产收购或建造，银行一般都会很爽快地给予贷款支持，审查条件很宽松。
　　
　　在房地产和股票价格泡沫期间，日本国民的资产增加了1000万亿日元，许多日本人成了大资本家，一时非常富有。高级娱乐活动流行，高级观光饭店客满为患。开发商不仅在日本国内开发豪华的观光设施，同时也在世界各地到处兴建豪华宾馆、饭店和旅游设施。
　　
　　在1989年股票泡沫破灭，1990年房地产泡沫破灭后，股票和地产价格进入快速下跌过程中，许多房地产企业和建筑企业陷入财务危机，银行的巨额贷款也就这样成了不良贷款，出去容易，回来难。
　　
　　此外，由于房价快速下跌，导致市场房价大大低于在银行的房屋抵押价值，许多日本人选择拒绝还款，把房屋所有权让给银行。如果需要居住，自己再从市场上低价买房。这使得银行大量的房屋抵押贷款变成了价值不断缩水的房屋资产。
　　
　　日本长期信用银行破产
　　日本长期信用银行(以下简称“长银“)是日本大型银行之一，该银行的破产一度引起了日本金融大动荡。在1998年破产前，长银的贷款余额占日本民间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的4%以上，如果长银一下突然被消灭，日本GDP将下降1%，失业人员将增加70万人。
　　
　　长银是于1952年12月以政策目的成立的制度银行。在战后经济恢复时期，日本对资金的需求十分旺盛，各城市银行大都处于“超额贷款”状态，即银行的贷款余额超过存款余额
　　的10%。为了保证日本的重要产业部门获得低成本的资金购买设备，重建日本经济，日本政府建立了长期信用银行制度。长期信用银行是一种通过发行金融债券筹集资金，然后向重要产业部门的企业发放长期设备资金贷款的专门政策性银行。
　　
　　在实施长期信用银行政策时，日本从竞争发展的角度考虑，批准了两家长期信用银行，一家是有80多年从事产业金融历史的日本兴业银行，另一家就是新批准成立的长银。1957年又成立了日本债券信用银行。
　　
　 　政府对新成立的长银给予了十分优厚的政策扶持，以认购优先股的投资方式提供了50%的资本金。在成立后的三年中，大藏省资金运作部认购了长银发行的全部 金融债券的40%，第一任行长和第二任行长都是大藏省的高级离职官员。此后，在近20年中，总有一位大藏省离职高级官员担任副行长或独立董事。
　　
　　长银不仅是日本的主要大型银行之一，同时，也是国际性的大银行，LTCB(长银的英文缩写)这个名称在国际金融界的知名度相当高。
　　
　　1、长银破产过程
　　
　　由于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长期持续下跌，到1997年，日本金融业开始动荡不安，媒体不断传出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破产的消息。1997年11月，日本有3家大型金融机构倒闭，金融危机浮出水面。
　　
　　1997年11月，日本大型银行北海道拓殖银行出现经营危机，储户纷纷将存款转入其他安全的银行，导致银行周转资金短缺，被迫倒闭。
　　
　　1997年11月，三洋证券公司因无力偿还短期资金，申请按《更生法》破产，在短期货币拆借市场引起震动，这是二战后在短期货币拆借市场发生的第一起不履行债务事件。
　　
　　同年，日本大型证券公司山一证券因资金短缺而被迫自主停业。
　　
　 　这三起大型金融机构的倒闭引发了银行业的危机感，为解决资金紧张的财务困境，银行开始拼命收回对企业的贷款，同时，严格控制对企业的新贷款。自1997 年11月起的4个月内，全国银行的贷款减少了12万亿日元。企业由于得不到银行的贷款，只好靠出售手中的证券维持企业资金周转。结果，银行股票被大量抛 售，一方面瓦解了日本长期以来形成的银行与企业相互持股的关系，另一方面导致了银行股票的大幅下跌，使得股票市场不断下跌，银行的账外股票资产价值缩水甚 至出现亏损。
　　
　　日本长期信用银行(以下简称“长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危机。
　　
　　1998年6月5日，日本媒体《现代》月刊发表预测日本长期信用银行(以下简称“长银”)即将破产的长篇报道。这篇文章写得非常有水平，通过对长银大量的经营数据和具体事例的详细分析，预言长银的破产迫在眉睫。尽管长银出面作了许多解释，但投资者信心开始动摇。
　　
　 　6月9日，长银沃巴格公司受客户(国外机构投资者)委托一举抛售150万股长银股票。长银沃巴格公司是长银与瑞士银行(SBC)和瑞士联合银行 (UBS)合资设立的一家证券公司，该公司于1998年6月1日开张营业，主要业务是长银的投资银行业务。长银自己的公司大宗抛售长银股票引起市场恐慌性 抛盘，当日收盘时长银股价从前一日的181日元下跌到140日元，下跌41日元，跌幅高达22.65%，成交量是前一交易日的30倍，达到2900万股。
　　
　　17日，美国摩根·斯坦利公司和戈德蔓·撒克斯公司分别抛售390万股和270万股长银股票，再次重创长银股价，跌到120日元。
　　
　　18日，美国信用评级机构把长银的债券等级一举下降三级，定为投资风险最大的“不适合投资”级别。
　　
　 　19日，共同社报道说，据有实力的政府官员表示：在政府主导下，长银将与日本债券信用银行合办。《东京新闻》、《产经新闻》以及许多地方报纸都以头条新 闻报道说：长银已经无法自主重建。由于媒体的炒作，长银股票开盘就大跌，在上午交易中跌穿100日元大关。东京证券交易所和大阪证券交易所以向政府部门确 认两银行合办消息是否属实为由，下午暂时停止了长银的交易。
　　
　　当晚，长银方面证实合办消息不属实。但长银大势已去，长银经营者的解释已无意义。
　　
　　在外国证券公司、投机基金和机构投资者的抛售打击下，长银已经失去市场信用，股票价格一泻千里，债券价格同样大幅下跌，长银的资金链就此断裂，新发行的债券无人购买，债券融资渠道丧失。
　　
　　长银的重要客户为避免风险，纷纷与长银解除金融债券合同，长银的营业部挤满了前来解约的客户。女职员面对离去的客户，深度鞠躬，恳切地说：“以后如有机会，请再光临。”此情此景，令人百感交集。
　　
　　在这种情况下，长银每天流出的资金高达约10亿日元。从《现代》月刊发表长篇报道开始，在国际机构投资者的猛烈攻击下，长银“城堡”不到三个星期就被攻陷。
　　
　 　6月26日，长银与日本住友信托银行达成合并协议，政府亦表示赞同，暗示在合并后实施援助，对长银的债权人给予保护。两行行长分别会见记者，住友信托银 行行长强调，长银解体后，只继承优良债权。而长银行长表示，在合并后保证员工的就业。二者见解截然不同，引发投资的担忧，结果住友信托公司股票价格大幅度 下跌，长银股票的跌势也未终止。最终，两家银行的合并事情告吹。
　　
　　最后，长银只好宣布破产。
　　
　　2、长银自救失败
　　
　　实际上，长银的危机在1997年就已显露。在1997年11月到12月，伴随着大型金融机构的倒闭，长银的股价就表演高台跳水，从每股600日元跌到200日元。
　　
　 　由于股价大跌，与瑞士银行的合作也出现问题。1997年7月，长银为摆脱经营困境，与瑞士银行达成全面合作协议，长银拿出三块最具发展前景的业务，即投 资银行、投资顾问和私人银行业务，与瑞士银行成立合资公司来共同经营。为密切关系，两家银行决定相互参股3%。瑞士银行在获得了这些好处后，承诺认购长银 发行的700亿日元的债券和1300亿日元的优先股。
　　
　　如果两家银行合作成功，则是一个双赢局面。长银的期望是把瑞士银行拥有的先 进金融技术与长银拥有的强大法人和个人客户基础结合在一起，共同开辟新业务。长银在长期的金融债券发行和交易中，拥有大量企业和个人资产家的名单，在大企 业年金运作的投资顾问业务方面也卓有成就，这些优势对瑞士银行很有吸引力。长银目前最希望从瑞士银行得到的是2000亿日元资金的注入，这2000亿资金 关系到长银的生死存亡。
　　
　　但由于长银股价暴跌，瑞士银行以股票市场行情不好为由，推迟认购2000亿日元的长银优先股和债券的计 划。同时，要求修改相互参股3%的计划。经过多次协商，最后在1998年4月，确定相互参股1%，但由于此时长银股票已大幅度下跌，长银并未得到瑞士银行 的多少资金。同时，长银与瑞士银行的合资公司长银沃巴格证券公司和长银投资顾问公司相继成立。
　　
　　在与瑞士银行的合作中，长银没有得到事关生死存亡的资金注入，但却把堪称长银生命的客户资料和许多长银花巨资培养起来的优秀人才置于瑞士银行的控制之下，所以此次合作给人的感觉是长银被国际性大银行玩了一把。
　　
　 　此外，在与瑞士银行商谈合作的过程中，长银向对方提供了主要的经营资料，瑞士银行对长银经营状况之差感到十分吃惊。同时，这些内部资料也被泄漏出去， 1998年5月，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报道说：“长银是面临危机的银行”。据此，有关长银危险的流言在海外传开，到6月份，长银的股票遭到美国及欧洲机构 投资者的大宗抛售，引发长银危机。
　　
　　3、长银破产原因
　　
　　长银破产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拥有大量的房地产不良资产，随着房地产价格长期持续下跌，导致投资者和储户信心逐步丧失所致。
　　
　　首先，长银拥有破产企业EIE公司的巨额不良资产。EIE公司是东京协和信用组合理事长创办的公司，该公司利用长银和其他银行的贷款在国外收购和建造了许多非常豪华的旅馆、饭店和观光旅游设施，颇受游客欢迎。但由于收购价格和建造成本太高，导致在经营上连年亏损。
　　
　 　长银是EIE公司的主贷款银行。当长银发现EIE经营上有问题的时候，已向该公司贷款约500亿日元。如果此时撤回贷款，EIE必然倒闭，这将给长银带 来一大笔不良资产，并且可能得罪其他为EIE提供贷款的银行。因此，长银在其他银行停止对EIE贷款的情况下，继续追加对EIE公司的贷款支持。
　　
　　在EIE破产后，长银接管了该公司的经营权和债务，并决定追加贷款，完成EIE公司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观光设施、旅馆和饭店等未完工建筑工程，最后对EIE公司的总贷款额增加到3000亿日元。这些贷款额最后大都变成了不良贷款。
　　
　 　其次，长银系列的非银行公司拥有巨额的不良资产。在长银的直系非金融公司中，日本租赁公司、NIE公司和日本蓝迪科公司等三家公司拥有的不良资产最多， 1997年时高达12000亿日元。长银多次想清理这三家公司，甩掉沉重的包袱。但由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清理问题被一直拖延下来。其一是，100多家大 大小小的各种金融机构和企业集团向这三家非银行金融公司提供了贷款，它们都是定期购买长银金融债券的优质客户。由于它们与长银关系密切，在日本经济泡沫破 灭后仍继续向这三家非银行金融公司融资。如果长银清理这三家公司，大部分贷款资金将变成死账，长银将失去信用，同时也将失去金融债券的主要买主。其二是， 这三家公司的借款很多，三家公司的累计借款额接近3万亿日元。如果清理这三家公司，大部分借款将无法偿还，为这三家公司提供巨额贷款的日本农林系统金融机 构势必陷入经营危机，还有那些中小型人寿保险公司也将受到打击。长银不想成为金融危机的导火线，也不想失去信用。此外，日本行政当局为了防止金融混乱，也 不同意清理这些公司。在这种情况下，长银只好采用“把问题挂起来”的拖延策略。
　　
　　长银拥有的这三家非银行金融公司的贷款对象主要是房地产公司和建筑公司。因此，只要地价继续下跌，这三家公司的不良资产就会不断增加。这是长银信用等级从1995年开始明显下降的主要原因。
　　
　　从以上两个方面看，长银的不良资产主要集中在房地产上面，所以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是导致长银倒闭的主要原因。
　　
　 　第三、日本股票市场长期熊市导致长银经营情况不断恶化。1997年，日本股票市场展开新一轮跌势。由于股价的下跌，银行的账外收益大幅度减少，使得自有 资本比例不断下降。按照《巴塞尔协议》的规定，银行的自有资本占总资产的比率不能低于8%。为了满足资本充足率不能低于8%的规定，长银只好加快回收贷款 速度。这使长银的经营情况迅速恶化。
　　
　　加速回收贷款措施使长银的优质客户不断流失。因为，同意偿还贷款的企业只是手头资金富余的大企业，经营不好的企业无力还款。结果，长银失去了优质客户，剩下的全是经营不好的企业的不良债权。
　　
　　如果强迫企业归还贷款，企业只好抛售所持有的长银债券和长银股票来筹集资金，这是因为日本业务往来密切的大银行与大企业之间经常是长期交叉持股。结果造成长银的股票和债券价格下跌，长银的信用不断降低。
　　
　　长银总行为了使资本充足率达到8%的规定，要求各营业部按规定指标减少贷款额，削减贷款客户数量。完成这些指标就意味着将失去许多优质客户，这使得长银各营业部的客户日益减少，经营业绩迅速下降。
　　
　　从以上分析可知，长银的破产是由于日本房地产泡沫和股票市场泡沫破灭使得银行不良资产不断增加、优质客户流失所致。
　　
　　从最终根源上来说，长银破产是美国政策对日政策所致。因为日本的房地产泡沫和股票市场的泡沫的产生和破灭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美国对日本的一系列金融政策造成的。
　　
　　银行家之死
　　美国《财富》杂志2001年第7期刊登题为《在大阪自杀》的封面长文，以日本信贷银行破产案例来破译日本金融黑洞。
　　
　　在日本银行界，本间忠实是位深孚众望、位高权重的银行家，曾多年在日本银行长期担任常务副行长一职。但他在接手担任深陷财务危机的日本信贷银行行长后仅两周时间，60岁的资深银行家本间便于去年9月间在入住大阪一家酒店时悬窗棂自尽。
　　
　 　1963年正式加盟日本银行的本间忠实亲历了日本金融界的兴衰：作为日本银行副行长，他目睹了本国银行成长为全球巨人的过程，也听到了银行滑向黑暗深渊 的恐怖足音。对于日本的金融危机，本间可谓先知先觉，凭着对银行间借贷的体察，本间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已预知日本信贷银行可能面临巨大危机。
　　
　 　日本信贷银行是一家老牌大型银行，贷款大多集中于地产及建筑公司，而后者正是自民党党务基金资助的主要来源，也因此，日本信贷银行与自民党建立了非同寻 常的权钱联系。可资印证的是，8年前自民党内元老级人物金丸信接受贪污调查时，警察在其宅中搜到了一个塞满了金条与数千万美元支票的公文包，这些钱物全部 来自日本信贷银行。
　　
　　早在10年前，日本银行的审计人员在全面清查日本信贷银行的账目之后，就已发现了债务黑洞：其呆账额竟有200亿美元之多。截至2000年底，日本整个银行界只不过才注销了3700亿美元呆账。日本信贷10年前就已创下了这等纪录，足见银行病绝非一日之寒。
　　
　　在1996年，本间的高层同僚们已确信，日本信贷银行岌岌可危。但自民党当时的政策是不容许任何一家大银行破产，与其关系特殊的日本信贷银行自然更不许出任何差错。本间忠实与大藏省的一名同僚临危受命，开始以日本特色的运作挽救日本信贷银行。
　　
　 　本间救援计划的核心是增发新股。1997年春天，本间忠实召集日本信贷银行大股东及债主，要求他们向日本信贷银行注入3000亿日元新资金，银行则向其 增发新股。日子同样难捱的债权人尽管并不情愿，但最终还是得解囊。在日本，金融家与企业家只能听命于政府官僚，对来自“上面”的旨意，他们没有选择。
　　
　 　在强令挽救日本信贷银行时，本间忠实和他的大藏省同僚一再强调的理由是，一旦日本信贷银行有失，整个银行界将面临系统性风险。当时，包括山一证券在内的 三大金融机构已经破产，一些传言经营不佳的中型银行门前排起了要求提款的储户长龙，此时再爆破产案，摇摇欲坠的金融破船将被压上最后一块致命的巨石。
　　
　　但时至今日，本间忠实从前的同事们已经不再买系统风险理论的账了。他的不少朋友相信，如果当初政府不是不计一切成本地挽救银行，临危受命拯救日本信贷银行的本间也许不必送命的。从这种意义上说，本间正是这种系统性风险的牺牲品。
　　
　　日本信贷银行1998年底被日本政府接管，两年后又折价转让给以“互联网时代武士”自居的孙正义为首的股东。孙声称自己收购这家银行就是要为与他本人背景相同的日本新生代企业家打通资本通道。现在，日本信贷银行已正式易名为蓝天银行，能否起死回生，仍有待观察。
　　
　　日本保险公司的危机
　　1997年春天，日产生命(人寿)保险公司宣布经营破产。该公司提出的清算方案只能使其投保人收回自己投保额的70%。这一事件引发日本人寿保险业的危机，许多投保人对人寿保险公司的经营状况感到担忧，为避免风险，他们纷纷与保险公司解约，导致退保风潮。
　　
　　在美国的不断要求与压力下，日本快速实施了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的金融政策，日本许多人寿保险公司实际成为了日本大机构投资者之一。日产生命(人寿)保险公司的破产正是
　 　由于大规模投资地产、股票和美国国债的结果。它的亏损主要来自三个方面：1、在地产泡沫时期大规模投资房地产，随着1990年以后，地产价格持续下跌， 导致了公司庞大的不良债权；2、股票市场的大幅度下跌，使得股票投资收益减少；3、投资美国国债，由于美元长期持续贬值，导致所持美元资产的缩水，巨额的 汇兑损失使公司经营无法继续下去。
　　
　　日产生命(人寿)保险公司的破产只是日本保险业危机的前兆，接着，一系列日本保险公司破产。紧接日产生命之后是东邦生命保险、第百生命保险和大正生命保险相继破产。
　　
　 　1999年5月，日本保险业的中坚力量第一海上火灾保险公司破产，这是战后日本财产保险业的首例破产案，它的破产宣告日本财产保险公司“不倒神话”的破 灭。不久，同年10月9日，在日本保险界排名第十二的人寿保险公司千代田生命保险公司因资不抵债2.9亿日元而宣告破产，成为战后日本历史上第5起人寿保 险公司的破产案。过了11天，日本保险界排名第十一的人寿保险公司协荣生命保险公司因资不抵债4.5亿日元而宣告破产，成为日本最大的保险公司破产案。
　　
　　日本制造业的衰退和大企业破产
　　在世界主要的工业化国家中，日本制造业最容易受到日元兑美元汇率波动的影响。这是因为：(1)日本绝大多数进出口都以美元结算；(2)美国是日本最主要的贸易伙伴；(3)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货币采取盯住美元的汇率机制，同美元同方向变动。
　　
　　1985年以来的美元长期持续贬值和1989年底开始的股票市场长期熊市严重地打击了日本的制造业。
　　
　 　自1985年“广场协议”开始，到1995年的10年间，1美元兑日元从240日元跌到1995年最低1美元兑80日元，日元升值3倍。如果体现在日本 出口到美国的产品上，则日本产品的出口价格上升了3倍，这极大地削弱了日本产品在美国的价格竞争优势。日本产品之所以受到美国人的欢迎，主要是因为日本产 品质优价廉的特点。
　　
　　日本贸易顺差从1990年开始下降，在1985年到1989年期间，日本每年的经常项目顺差平均为720亿美元，1990年减少到360亿美元，减少了约一半。
　　
　 　日本汽车制造企业尼桑公司负责财务的董事宫下曾抱怨日元升值对公司的影响时说：提高竞争力的关键是进一步降低成本。但在汽车行业，这样做就像在拧干毛 巾，如果每辆汽车的成本能减少1000日元到2000日元，我们就大喜过望了。假定每辆车的出口价格大约是1.5万美元，这意味着日元兑美元每升值1日元 就损失1.5万日元；如果升值10日元，那么将损失15万日元。在厂里，我们千方百计地将每辆车的成本减少上千、上百以至几十日元，但日元升值却野蛮地对 我们加征了10万日元的税收。这严重地挫伤了厂里降低成本的斗志和士气。企业管理层对此采取了多项措施，其中包括重组企业和关闭工厂，但关闭工厂不过相当 于每辆车节省成千上万日元的成本，只要汇率上升10日元，这一切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特别是在1994年到1995年，日元急剧的升值使日本的制造企业和工人陷入一片恐慌，绝望和听天由命的情绪开始在企业中蔓延。
　　
　　日本八佰伴的破产
　　
　　日本知名企业家和田一夫领导的日本最大流通企业八佰伴正是在日元急剧升值的背景下加速进行海外投资的。
　　
　　在日语中，八佰屋就是菜店的意思，八佰伴就是以八佰(菜店)为伴。公司取名“八佰伴”目的是为了纪念八佰伴的创始人和田良平和和田加津(日本电视剧《阿信》主人公阿信的生活原型)靠一杆称沿街卖菜，白手起家的故事。
　　
　　和田一夫1962年美国学成归来后，从父母手中接手八佰伴，成为八佰伴社长，当时八佰伴的总资产约1000万日元。经过20多年高速发展，到1986年公司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已成为日本最大的流通企业。
　　
　　1986年3月7日，八佰伴百货公司在日本最大的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打通了资本市场的融资渠道。此时的八佰伴总资产82亿日元，在日本国内拥有82家店，在海外的巴西、美国、新加坡、香港、哥斯达黎加等地拥有12家大型超市，职员6000人。
　　
　　在当时的国际金融环境下，八佰伴加速了在美国和东南亚等地投资步伐，真正实施和田一夫梦想多年的环太平洋连锁店战略。
　　
　　1、以香港为基地的世界大收购行动
　　
　　八佰伴开始大规模的海外投资是在1990年和田一夫将八伯伴总部迁移到香港之后展开的，国际化和多元化经营成为这段时间的投资战略重点。
　　
　　一、全球不动产投资与开发
　　
　 　1989年是日本八佰伴的转折年，在这一年和田一夫辞去株式会社八佰伴百货店社长，由其二弟和田晃昌担任社长，和田一夫抽身出来创建国际流通集团八佰 伴，并出任总裁，1990年5月国际流通集团八佰伴总部由日本迁往香港，随后更名为“八佰伴国际集团”，开始加速八佰伴的国际化投资。
　　
　 　和田一夫本次携带了包括个人财产在内约11.5亿港元(折合约230亿日元)的资金来到香港，并携带全家定居香港，正式成为香港公民。此举受到了香港政 府和中国政府的极大欢迎，当时正面临即将到来的1997年的香港回归，大批港资企业和外资企业正纷纷撤离香港，资本急速流失。日本最大流通企业八佰伴在这 时携巨资将集团总部迁入香港自然成为轰动一时的大事。所以和田一夫一到香港，立即就受到香港总督卫奕信的亲自约见，作为香港政府的最高首脑如此接待一个商 业企业的到来还前所未有。香港所有媒体都连篇累牍地报道了这一事件。
　　
　　国际流通集团八佰伴的主要战略规划是在亚洲、北美洲及欧洲发展住宅地产和海外零售业务，建成一个以国际流通事业为核心的综合性大型企业，从而使八佰伴走上多元化的发展之路。
　　
　　在这一战略指导下，国际流通集团八佰伴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不动产的投资与开发。
　　
　　八佰伴以前一直是以租借店铺的形式，在海外开店营业。国际流通集团八佰伴成立后决定改变这一做法，把不动产开发作为一个主业来做，开始在全球大规模进行不动产投资。
　　
　　和田一夫迁到香港的第二个月，就签署了购买香港蓝田购物中心的买卖合同，然后把占总面积约一半的主店铺出租给香港八佰伴百货公司，把20%的面积出租给八佰伴国际饮食公司，剩下的30%分别出租给麦当劳快餐店、银行和其他专卖店。
　　
　　另外，以150亿日元在蓝田购买了两万平方米土地，用于建造八佰伴第5号购物中心。
　　
　　在加拿大温哥华富人区繁华地段购买2.1万平方米的土地。
　　
　　在美国购买了纽约哈德逊河畔与八佰伴纽约购买中心接壤的1.6万平方米的地皮，建造纯日本式高级旅馆。
　　
　　仅仅在1990年的一年多时间里，八佰伴就买下了纽约1.6万平方米，伦敦4.3万平方米、槟城6.6万平方米、温哥华2.1万平方米、芝加哥3.3万平方米的土地进行不动产开发。
　　
　　在澳门，和田一夫与“澳门赌王”何鸿合作在澳门购买土地，建造购物中心，在购物中心开百货商店和香港中国餐馆的分店，形成购物中心、百货店、中国餐馆的一条龙工程。
　　
　　这样，八佰伴国际流通集团的不动产业开发以惊人速度扩张，很快成为八佰伴继百货业、中国餐馆业后的第三大支柱产业。
　　
　　　二、收购中国餐馆，经营中国餐馆连锁店
　　
　　1997年香港回归在即，80年代末香港商界人心惶惶，纷纷抛售在香港的产业向海外转移资本。
　　
　　1990年，八佰伴国际流通集团总部迁入香港时，正是中国餐馆大雪崩之时。许多香港中国餐馆的老板一心只想快点变卖财产，移居海外。
　　
　　和田一夫认为这是收购中国餐馆的最佳时机，于是通过香港八佰伴向全香港发布信息，八佰伴决定大量收购中国餐馆。
　　
　　消息一出，卖店的老板蜂拥而来。
　　
　　为了保证收购餐馆后能够顺利地经营，和田一夫制订了相应的收购对策。那就是在每一起收购中，尽量稳住原有经营团队，给予经营者和主要厨师两成的股份分红权。如果经营盈利，主要经营者就能参加分红。
　　
　　八佰伴的这一激励制度，得到很多餐馆老板的欢迎。当时香港中国餐馆老板的普遍心态是：一方面是希望想把资产卖掉变现，然后转移到海外；另一方面又想继续在香港做生意。
　　
　 　一位将餐馆卖给八佰伴的华人对和田一夫说：“我喜欢香港，香港是最能赚钱的地方。但是考虑到紧急情况时能有个安全保证，我已作好了移居加拿大的准备。为 了让几个孩子去加拿大留学，将财产转移到加拿大，我愿意将餐馆卖给八佰伴。”这位商人的心理代表了当时许多急于将餐馆出售的老板的心理。
　　
　　所以，八佰伴能够以较低的价格进行大规模收购。
　　
　　另外，为了吸引优秀人才加盟，八佰伴到处宣传：如果加入八佰伴就有机会去海外的八佰伴工作，这一招吸引了不少优秀人才加入八佰伴。很多手艺高超的大厨师纷纷提出申请，要求在八佰伴收购的店里工作。
　　
　　和田一夫雄心勃勃，立志在香港成为中国餐馆之王，继而在世界各地开设连锁式中国餐馆。而近期目标就是在3年内，把中国餐馆发展到100家。
　　
　　到1990年底，通过收购和自己开店，八佰伴的中国餐馆已达到30家，所用时间仅仅半年。到1993年5月，完成了3年创百家店的短期目标，成为香港中国餐馆之冠。
　　
　　1990年，和田一夫整合收购的中国餐馆，成立了中国餐馆连锁店———八佰伴国际饮食有限公司，该公司的股票于1990年12月12日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当年净资产收益率达到14%，令港人刮目相看。
　　
　　八佰伴国际饮食有限公司从无到有，仅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顺利上市，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和田一夫堪称资本运作高手。
　　
　　和田一夫对此杰作也非常得意，并以此经常告诫八佰伴高层管理者：今后在香港发展事业时，应积极活用这不到一年就能上市的经验和诀窍。
　　
　　随后，八佰伴国际饮食连锁店以惊人的速度快速扩张，在香港、中国内地、日本和其它海外地区投资开店，迅速成为八佰伴继大型商场零售业之外的第二大支柱产业。
　　
　　自从总部迁到香港，为了实施国际化的战略，和田一夫收缩了在日本的投资，大规模增加在亚洲(重点是香港和中国内地)的投资。
　　
　　1991年5月，和田一夫亲自对他和全家移居香港以及香港八佰伴总部运作一周年以来的情况作了一个全面的总结与发展展望发布会。
　　
　　在这短短的一年里，八佰伴已经走出流通领域的单一经营业务，通过快速的并购和投资，全面开发，形成七大支柱产业。
　　
　　“第一支柱仍然是百货商店。它是一个与顾客密切相连，同当地社会进行交流的接点。八佰伴在香港拥有1号店，在1993年之前将增加到6号店铺，并预定在深圳和澳门开设商店。这两年内，在香港及其周围地区，店铺数量预计将有一倍以上的发展，从原来的4家增加到8家之多。
　　
　 　“第二支柱是以中国餐馆为核心的餐馆业，为此已买下国际饮食有限公司。该公司是一家优秀企业，1990年12月已上市，利润迅速增长，几乎快与八佰伴香 港百货公司平起平坐。据预测，1992年5月将会超过1号至4号百货商店的总利润，股价已和百货商店相等。(注：1984年，香港八佰伴第一家店———沙 田店开业，1988年香港八佰伴公司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
　　
　　“第三支柱是不动产开发业。由八佰伴国际不动产开发公司来主持具体业务。现正在香港和世界各地开展不动产买卖。最近，在香港蓝田以150亿日元收购了用来建造购物中心的地皮，这块地就由八佰伴国际不动产开发公司管理经营。
　　
　 　“第四个支柱是八佰伴肉食制品贸易公司。买下该公司的80%股权后，心里就有得‘天时’之感。这个公司既向餐馆、超市等大量供应火腿、香肠，又有定点零 售，在整个香港市场占有率高达67%，经营出色，没有债务，1992年可能上市。这家公司的肉、鱼制品特别有名，它在中国拥有养猪场。八佰伴收购下来后， 先将在中国饲养的生猪肉冷冻，然后运至香港，还采用电脑建立最新制度：上午10点前，如有超市、餐馆、旅馆来电定货，傍晚时分就会把火腿、香肠送货上 门。……鱼的方面，先把在印度洋捕捞的、中国菜谱里不可缺少的带鱼增加到8000吨，现已制订迟早要达到3万吨的目标。该公司在中国各地拥有销售权，所以 如果活用日本生鲜食品的诀窍，就能获得巨大市场。
　　
　　“第五支柱是西饼连锁店。我们收购了在香港具有37%的市场占有率的西饼连锁店 圣安娜公司，获得了80%的股份。该公司拥有18家直销店，制作工厂与店铺相连，刚烤好的西饼马上拿到店堂出售。该公司有其独家制作的名牌产品，比如果汁 甜酸蛋糕，一天平均出售4万个，周末和周日能卖5万个。西饼制作材料都是从原产地国家进口。砂糖来自韩国，面粉是日本面粉与香港面粉，草霉是美国加州私人 种植园栽培的，每周两次空运到香港。这种糕点正扩大销路，不久将在新加坡以及整个亚洲销售，即使在日本也能获得市场。
　　
　　“第六大支 柱是意大利的鞋子和手提包。妙丽鞋包公司在香港和台湾拥有零售店34家，是直接进口销售意大利生产的皮鞋和手提包。我们已买下该公司90%的股份，剩余的 10%股份由赚钱之神邱永汉先生拥有。我正在考虑，将来不仅直接从意大利进口成品，还要建立一个新制度：由意大利师傅指导管理，在中国工厂进行式样设计和 制作，这样就能向包括日本在内的广大亚洲消费者提供价廉物美的皮鞋和手提包。我打算积极扶持该公司，使其也能在不远的将来上市。
　　
　　“第七大支柱是名为‘八佰伴最好’的家电产品公司，计划将使其下属专卖店的市场占有率提高到30%，一举成为该领域的香港之冠。该公司的优点是能向顾客提供价廉物美的商品，因而股票也可上市。”
　　
　　在这一年时间里，八佰伴到处收购香港企业，短期内公司繁花似锦，业务十分繁忙。
　　
　　2、八佰伴的中国内地投资之旅
　　
　 　上海第一八佰伴有限公司：1991年4月14日，八佰伴与上海市第一百货公司签署合资经营协议书。双方一致同意，在上海浦东新区合作建造面积达10万平 方米的购物中心(该面积是中方原计划的3倍)，此购物中心的面积远远超过上海第一百货商店3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百货商店。
　　
　 　出资比例为八佰伴持有51%的股份(后来实际持股比例为55%)，中方占49%，八佰伴取得控股经营权。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一个特例，在此之前，中国一直 禁止外国流通企业在华投资，即使合资经营，中方一定要取得51%以上的控股权。八佰伴是进入中国流通业的第一家大型外国流通企业，在这种政策背景下获得控 股经营权，这对八佰伴来说是绝对的喜事。
　　
　　据当时权威人士推测：中国政府此举的目的是希望借八佰伴参加浦东开发的这股东风，掀起一个西方企业投资浦东的热潮。
　　
　 　1995年12月20日，上海第一八佰伴有限公司新世纪商厦如期开张营业。该公司是由国务院批准设立的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大型零售商业企业，新世纪商厦 实际总投资为2.3亿美元，建筑面积为14.47万平方米，营业面积为10.87万平方米。整个商场由10层楼面构成，上下电梯87部，庞大的地下停车库 有410个汽车泊位，可停放自行车1400辆。为此还开设了7条购物专线定点公交车。
　　
　　新世纪商厦开业轰动一时，开业第一天，客流量超过100万人次！
　　
　　12月20日开业这天，和田一夫特邀当时日本最著名的和太鼓队鬼太鼓座助兴。
　　
　　上午8点刚过，一群鬼太鼓座的男女队员，跑完了马拉松全程，刚刚冲过终点线，就奔上搭在新世纪商厦巨型拱门内的鬼太鼓座，由12名鼓手擂响动人心魄、排山倒海的和太鼓声。
　　
　　随着新世纪商厦打开大门，等候开门的上万市民潮水般涌进，成千上万的上海浦东和浦西赶来的市民早早就等候开门，周围的张杨路和浦东南路成了地地道道的南京路，车水马龙，人流不断。新世纪商厦周围到处是欢乐人群的海洋，浦东变得人气十足，仿佛在欢度自己盛大的节日。
　　
　　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商厦开业首日客流量超过百万人次，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的全部居民。
　　
　　截止1995年年末，八佰伴在上海已拥有3家大公司：
　　
　　其一是上海八佰伴联农超市有限公司，已拥有广灵店、闻喜店、延吉店、通河店、齐河店、永清店、虬江店、桂林店、国和店、余姚店、新市店、漕东店、浦北店、汾西店等14家分店的大型连锁超市。
　　
　　其二是上海八佰伴南方商城有限公司，拥有上海IMM八佰伴南方商城，位于上海锦江乐园之西，是中国第一家会员制商场，每年只需交纳20元入会金便可入会。
　　
　　其三就是上海第一八佰伴有限公司，拥有上海新世纪商厦，是当时世界最大级别的综合商厦。
　　
　　1996年6月，八佰伴将总部由香港移到上海，主席和田一夫亲自坐镇上海。1997年，68岁的和田一夫被授予上海市名誉市民称号。
　　
　　3、八佰伴破产
　　
　　1997年，由于株式会社八佰伴日本的经营陷入危机，和田晃昌社长辞职，由新加坡IMM公司社长和田光正担任八佰伴日本公司社长。和田一夫回到日本，以八佰伴日本公司总裁身份出任营业本部长。
　　
　　同年，八佰伴日本公司的16家综合超市(GMS)出售给了DAIEI集团。
　　
　　同年9月，株式会社八佰伴日本公司倒闭。向静冈地方裁判所提交了适用公司更生法的申请。
　　
　　和田一夫集团总裁辞职，同时辞去了国内外整个集团内相关公司的所有职务以及所有公职。
　　
　　1998年，69岁的和田一夫经过闭门思过，成立了(株)和田经营顾问公司(东京)。
　　
　　2001年，72岁，和田一夫开设了国际经营咨询网站，网址：http://www.wadakazuo.com。公开讨论八佰伴为何倒闭，为何失败的原因。
　　
　　美国标准的桎梏：巴塞尔协议与日本金融紧缩
　 　巴塞尔协议要求银行资本充足率不低于8%，资本充足率的计算方法是银行自有资本与风险资产的比率。因对自有资本要求较松的国家，其银行可以用较少的银行 资本金经营较大规模的业务，而对自有资本管理较严的国家，银行就需要筹集较多的资本才能开展较大规模的业务。这样一来，不同国家的银行，经营同样的规模的 业务，经营风险存在很大的差异。比如说，一家银行自有资本为1亿美元，其贷款业务规模为20亿美元，假设出现一笔2亿美元的贷款坏账，银行1亿美元的自有 资本不足以弥补2亿美元的损失，另外1亿美元的亏损由银行的
　　存款人来承担。但如果该家银行的自有资本为2亿美元，则存款人不用承担风险。
　　
　 　日本于1989年采用巴塞尔协议，考虑到当时日本银行的账外资产非常多(注：许多日本银行持有的股票，大都是从1955年左右陆续买进的，然后长期持 有，这些股票的账面价值非常低，经过1985年以来的股票市场大牛市，银行持有股票的市场价值非常高，从而形成了银行庞大的账外资产，如上面提到的日本长 期信用银行在股市泡沫期间累积了高达2万亿日元的账外资产)，在加入巴塞尔协议时，日本强烈要求把银行账外资产的45%认定为自有资本，国际清算银行同意 了日本的要求。当时日本大藏省和日本银行认为日本的银行拥有庞大的账外资产，满足巴塞尔协议对资本充足率不低于8%的标准是件很容易的事情。
　　
　 　在日本，银行受到政府的保护。大藏省为保护所有银行，设置了许多限制，减少竞争，防止倒闭。在政府的保护下，银行倒闭的可能性非常小，银行不重视自有资 本的多少。所以，日本的银行自有资本比例比较低。如果没有庞大的账外资产，日本的银行是很难满足巴塞尔协议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的。
　　
　 　随着1989年底股票市场泡沫破灭和1990年房地产泡沫破灭，股票价格和房地产价格持续大幅度下跌，日本的银行账外资产快速缩水，自有资本比例急剧下 降。由于冲销不断增加的房地产不良资产，银行自有资本进一步减少，不少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有可能降到8%以下。美国的信用评级机构以此不断降低日本银行的 信用等级，使日本的银行在国际上的融资成本提高。
　　
　　为提高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日本的银行只好大规模压缩贷款，银行的惜贷之风越来越盛行，企业从银行贷款越来越难。许多企业因为得不到银行贷款的支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缓慢，资金周转困难，经营陷入困境。
　　
　　企业经营业绩下降导致公司股票进一步下跌，股票下跌使银行的账外资产不断减少，资本充足率同时下降，迫使银行进一步压缩贷款。
　　
　　银行与企业的运行陷入恶性循环中，银行的惜贷严重地扼杀了日本经济的恢复动力。
　　
　　日本经济与东亚、东南亚经济轮番下降
　　从80年代开始，日本企业大规模投资东亚和东南亚，日本的银行随之跟进，对东亚和东南亚的融资和投资急剧增加。亚洲的这些国家依靠日本企业的直接投资和日本的银行投资融资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
　　
　　然而，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银行的不良贷款不断增加，账外资产持续减少，经营压力越来越大。从1997年以来，日本的银行对东亚和东南亚各国的企业不仅不增加贷款，而且
　　在逐步收回资金。由于银行普遍惜贷，日本的企业在经营上也面临困境，无力帮助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关系密切的零部件企业或加工企业。同时，由于日本国内需求萎缩，东亚和东南亚各国对日本的出口明显减少，这些因素使得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乏力。
　　
　　日本政府的对策：无力回天
　 　股票泡沫和房地产泡沫相继破灭后，日本经济陷入低迷之中。日本政府为抵抗泡沫崩溃的洪流，刺激经济增长，开始实施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扩张的财政政策。如 1992年8月作出投入财政资金11万亿日元以刺激经济增长，1993年4月投入了13万亿日元，1994年投入了15万亿日元。财政投入逐年增加，使政 府债务急剧增长。但每次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经济没有刺激起来，政府公债倒是滚雪球似地越滚越大。截止2001年3月底时，政府公债已达到55000亿美 元，几乎是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1.3倍，这一比例在西方发达工业国中没有先例。如以美
　　国作为参照系，美国联邦政府公债为34000亿美元，占GDP比例只有35%。国际上的许多分析家和日本国内的金融专家警告日本财政有陷入崩溃的危险。
　　
　 　日本政府的第二针经济强心剂就是实施积极的货币政策，大幅度降低中央银行的贴现率，1991年7月为5.50%，1992年7月降低到3.25%， 1995年9月降低到0.5%。从1989年8月30日的6%下降到1995年9月8日开始的0.5%，应该说，日本银行为刺激疲软的经济尽了最大的努 力。
　　
　　但日本经济就是走不出长期衰退的泥潭。到2003年，我们还看不到日本经济的曙光，日本的股票还在不断下跌，房地产市场低迷依旧，破产企业还在增加。
　　
　　阻击日本，美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