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共近一個世紀的恩恩怨怨，主宰了上個世紀中國的歷史。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他們都不是某個獨立分割的集團，事實上，他們是整個中國人的縮影，他們的事跡，也反映出了中國民族這百年來的風風雨雨。
他們是孿生兄弟？一顆籐上的兩顆瓜？這個觀點很有趣，因爲它們的聯係實在是太密切了，雖然它們出於鬥爭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都在抹黑對方，掩蓋某些事情，但是他們也曾經合作過，甚至親密無間過，兩者的共同點也有很多。怎樣來看待這兩個政黨的異同？
讓我們來看看歷史的原樣，歷史的事件和人物往往都是很複雜的，沒有簡單的是非黑白，往往毀譽皆有，讓我們放開眼界，暢談一下國共閒的快意恩仇。
國民黨起源于同盟會中支持孫中山的團體，最初的口號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除了華僑的支持，孫中山在南方發展他的革命事業，獲得了很多人的響應，這些人也多成爲後來國民黨的元老，辛亥革命成功后，北洋軍閥混戰，孫領導的國民黨雖有聲望，卻無自己的軍隊以及實力，那個時候，很多前清的省府大員響應起義，搖身一變加入國民黨，巡撫變省長，成了地方割據的實力派，孫實際上被架空，在政治上需要依附軍閥搞北伐。國民内部的成份混雜，既有堅定的革命派，也有趨炎附勢之徒，更有前清官員，甚至土匪幫派頭目。
而在這時，俄國的十月革命，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撼動。真是改變了國共兩黨的命運。在國民黨，當時的孫中山要擁立共和憲法，卻無自己的武裝，大權把持在北洋軍閥手中，在前清王朝被推翻后，孫也在思考治國興旺的策略，他在這個時期關注到了蘇聯，蘇聯在十月革命后，進行了土地改革，以及工業化的建設，國力大幅增強，蘇聯的革命經驗，對於孫來説很有參考借鑑的價值，他開始派人訪問蘇聯，學習經驗。也許很多人不知道，國民黨跟蘇聯有如此密切的關係，有趣的是，國民黨的發展以及重要人物，都有著蘇聯援助的背景。國民黨學習蘇共的經驗，深感建立自己的武裝的必要，於是聘請蘇聯顧問（也有德國），建立黃埔軍校，培養軍事幹部，國民黨軍事體系深受蘇聯影響，當時蘇聯紅軍在軍隊設有政治委員一職，軍長與軍政委共同管理隊伍，政委負責組織以及思想政治宣傳，軍長擁有軍事最高決策權力，但實際工作基本都是兩人協商決定。這種體制下，軍隊的思想以及軍心較爲統一，也較團結有戰鬥力。所以黃埔軍校不光教授軍事課程，也設有政治部，注重思想政治教育，政治部長則是周恩來，灌輸愛國以及三民主義思想。這期間發生的事情，太重要了，影響了其后幾十年的中國歷史。孫的三民主義，也在這時期完善，他吸收了社會主義中的一些主張，比如平均地權，促進社會分配的公平，消除剝削等不平等，促進國民的均富。另一方面，年輕時代的蔣介石，當時作爲孫中山的得力幹將，他也對當時的蘇聯抱有一種崇尚，蔣是一個政治觀點複雜的人物，他羡慕蘇聯的建設成就，並且認同社會主義中關於社會平等、反對剝削等政治理念，但是他在訪問蘇聯期間，看到了蘇聯共產黨當時的集權體制，以及肅反中一些的殘酷的事件，又對這種激進的專政以及強調階級鬥爭的意識形態不認同，這些事情最終是蔣變成一個堅定的三民主義者，並且對於蘇聯共產革命的政治形態持負面態度，只是，後來他自己也走向了個人集權，也搞起過白色恐怖，人就是這樣，充滿了矛盾的復合体。
另一方面，在十月革命后，協著五四運動，馬克思理論、共產主義，傳入中國，這些思想，最早在大學的一批知識分子中間傳播，並最終有這些知識分子創立了共產黨。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這些共產黨的早期元老，都是當時北京大學的教授，而早期的共產黨員，也基本都是由知識分子、學生、以及留學生組成。人們在五四后熱烈的討論科學、民主、社會平等話題，關注其西方的民主政治、革命運動，以及資本主義、剝削、工人階級等概念。中共的早期人物，周恩來、鄧小平（這人年紀小但是資歷很老哦），屬於法國留學生，王明、博古等，則是蘇聯的留學生。
國共兩黨，兩者都受到了蘇聯的巨大影響，在政治理念上，孫的三民主義，共產黨的工農聯合專政，消除剝削和階級，社會平等均富，雖有不同，卻也有很多共識。並且兩黨都對當時的北洋軍閥專制、破壞民主共和的體制不滿，這也促成了國共的第一次合作，並且開始了北伐。孫提出了聯俄容共的主張。黃埔軍校，它的地位特殊，因爲它就像是一個籐，國共都是這顆籐上結實出來。蔣介石是校長，廖仲愷為黨代表，周恩來是政治部主任，後來國共雙方的許多高級將領們，都是軍校的老師、學員。以至於内戰時，戰場上的對手不是自己的同學，就是自己的老師。國共的内戰，真真正正體現了自家人打自家人的特點。
另外，黃埔軍校，也成就了國民黨共產黨後來的黨軍特點。政委制度，黨代表制度，兩黨合作培養軍事幹部，這些都決定了後來的國民革命軍以及人民解放軍的黨軍結構，黨指揮軍，黨軍一體。這種制度的好處在它適應革命的需要，武裝革命，沒有一支足夠忠誠可靠的軍隊是不行的，想一想當初辛亥革命之所以被北洋軍閥篡奪果實，就在於革命黨沒有自己的軍隊。黨軍的特點就在於黨和軍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黨的幹部就是軍隊的幹部，軍隊直接就是革命黨意志的體現，黨就是軍，軍就是黨，這樣的軍隊在忠誠度以及革命思想的可靠性上是沒得說的。當然在革命過後，天下太平，又要怎麽處理軍隊，這個話題就不在這裡談了。不過從後來國民黨的國民革命軍以及共產黨的人民解放軍，都是黨軍，呵呵，國共兩黨，真的有太多相似。
然而在孫去世后，國共的合作出現了危機。在國民黨一方，國民黨内部左派與右派意見分歧，左派如宋慶齡、廖仲愷在思想上多有認同共產黨的主張，並主張團結一致，右派則對共產黨的階級鬥爭、工農專政存有敵意，主張反共。另一方面共產黨當時是可以以私人名義加入國民黨的，於是就有了大批國民黨員同時也是共產黨的現象，共產黨和國民黨真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是當時共產黨是小弟，國民黨是大哥，所以軍事權利還是都在國民黨手中。也因此，在東北易幟，北伐成功后，國民黨内部對於共產黨的態度發生了分裂，右派的國民黨開始驅逐共產黨，並且國内黨的左派當時在黨内處於少數。蔣介石與汪精衛作爲那時的兩位巨頭，一方面彼此開始了權力的爭奪，另一方面這兩人又都持反共的態度。共產黨人在當時新組成的政府中出任了一些部長，但多是林業部等冷衙門，這也引起了共產黨以及國民黨中左派勢力的不滿。國共聯盟出現裂痕，齷粗不斷，並且惡化，最終導致分裂反目。國民黨開始打共產黨，共產黨於是發動了南昌事件，國民革命軍中親共產黨的一部分跟著共產黨跑了，宣佈“起義”，從這一天國共各領導一支本是同源的軍隊。
當時國民黨力量強，共黨弱，並且共產黨的領導層多由留蘇派掌握，這些人談理論在行，實踐起來就一塌糊塗，於是國民黨圍剿，共產黨“反圍剿”，共產黨打不過國民黨，邊打邊跑，而在這個過程中，毛澤東浮上了臺面，共產黨在跑的過程中也在反思失敗的教訓，在幾次會議后權力發生了轉移，王明下臺，共產黨認同了毛澤東的軍事指揮以及“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路綫，共產黨開始了“長征”，從云桂山區穿越四川到了陝西，在那裏建立了割據的根據地，決定了“武裝革命”的路綫。
另一方面國民黨組建了國民政府，成爲了中國的執政黨，這期間，國民黨内部的鬥爭也不斷，中原大戰，國民黨的中央軍與地方軍大打出手。最終蔣獲勝，蔣爲了“削藩反共”，讓地方軍去打共產黨，地方軍自然是心懷鬼胎，敷衍了事，共產黨方面則一方面“反圍剿”，同時又積極拉攏國民黨地方軍，施加影響。其實以當時的形勢，共產黨“長征”到陝北時，總數只有不到5万人，根本就比不上國民黨隨便一個地方軍的實力，更不要說武器上的差距了，陝北那時候人口稀少，貧窮之地。國民黨則掌控中央政府，擁有全國的財政收入。但是國民黨中央軍與地方軍的内斗，蔣介石不願意消耗中央軍，克扣地方軍軍餉，又可以製造地方軍之間的矛盾，又讓他們打共產黨。這期間都是國人自己内斗，中國人啊，就是這樣，内耗，國民黨共產黨斗，國民黨内部也在斗。
有人說共產黨真是運氣好，有了毛澤東和周恩來這兩個人。確實，沒有這兩個人，共產黨很可能就被國民黨圍剿了。周恩來是黃埔軍校元老，在國共雙方都廣有人脈，同時他在中共的組織、領導、情報、外交工作上多次的工作，救了共產黨許多人的性命，並且在後來支持毛澤東的軍事領導，這個決定則救了共產黨。毛這個人在歷史上有毀有譽，但是他在政治以及軍事指揮能力上確實強，當時國民黨幾十萬軍隊在雲貴地區圍剿共產黨，毛澤東居然指揮中共的幾万人突破了國民黨的包圍圈，有文章披露說當時曾經有夜晚中共在山下行軍，國民黨則在山上的路上行軍，毛澤東就這樣在國民黨的眼皮子底下突圍了。
中共在陝西期間，因爲被國民黨封鎖，經濟困難，毛澤東當時決定“自力更生”，在陝西實行土地改革，也就是“平均地權”，按人口分配貧農土地，打擊地方豪強以及地主勢力，這一舉措使得中共很快就得到了當地普通百姓的支持，兵員得到擴充。另一方面軍隊自己務農織布，生産物資，中共的軍隊，居然在國民黨的封鎖下發展壯大了，我確實要說，在發展實力，處理軍事以及政治手腕上，毛是一個強人。
這期間日本逐漸將勢力滲入了中國，中日摩擦不斷，戰爭日益臨近。蔣當時對於日本採取了局部忍讓的拖字訣，自己則整合軍隊，發展實力，以備抗戰，我個人的意見，蔣這個決策是正確的，有人說過，日本如果早十年打中國，就打下來了。蔣當時在東北以及何梅協定等問題上的決策，細節功過此處不談，但是利用拖延時間所作的抗戰準備，確實為後來抗戰抵抗奠定了力量，這一點，蔣的眼光是深刻的。
直到1938年，盧溝橋事變，中日正式宣戰。北京、上海，均陷入戰火。中國民族的全面抗戰開始了。蔣是中國戰區的最高領袖，指揮國民黨的抗日，另一方面，他又派張學良的東北軍以及西北軍去打共產黨，這點在當時引起了國内衆多的不滿，共產黨當時號召團結抗日，一致對外，這些宣傳深得背井離鄉的東北軍的認同，東北軍與西北軍當時對於共產黨相當友好，奉命剿匪的時候經常對天放槍。張學良當時因爲奉命撤出關外得到了不抵抗將軍的稱號，壓力巨大，東北軍上下無不悲憤，蔣居然在這時候讓他去剿共，個人覺得這是蔣的一大失敗，他真是哪壺不開提哪壺。所以後來發生西安事變也就不足爲怪了，只是在這期間，又再度出現了中國人内部勾心鬥角的場面，西安事變在東北軍看來，是天經地義的，他們要求蔣停止内斗，團結抗日，南京的何應欽以及某些地方派則主張轟炸西安，要是這麽做，東北軍非殺了蔣不可，何在這背後自有其爭奪權力的野心。宋子文以及宋美齡等自然分離想解救蔣介石，當時張學良也有顧忌，在處理蔣介石問題上猶豫不決，他擔心釋放蔣后蔣會報復，又擔心蔣不同意他的聯合抗日主張，那樣的話東北軍必然不會罷休，共產黨方面此時卻又主張保住蔣介石的性命，因蔣若死，國民黨内不同派系可能分裂，中國必然大亂，那必然對於抗日不利，要是如此，那麽發動西安事變的張楊兩人，以及東北軍、西北軍，以及共產黨，則可能變成導致中國内部分裂的罪人，對抗日的民族大計非常不利。
曾看文件記載當時，周恩來赴西安，與張楊二人，以及奔赴西岸的宋美齡，以及遭軟禁的蔣談判斡旋，周恩來見到蔣介石之後，挺身站直，稱呼“校長”，呵呵，想來也是奇妙，中國歷史上紛紛和和打來打去的，主導人就是這批校友。最終蔣答應停止反共，國共二次合作抗日，共產黨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以及新四軍，記得小時候看電影，第一天看的抗日電影，看到八路軍穿的軍裝跟國民黨軍隊一樣，帽子上都是青天白日徽章，打日本人。第二天看的反應國共内戰的電影，還是那些個將領，又互相打起來了，當時只覺得看不懂，迷迷糊糊，中國人的這些個事情，真的像一團漿糊。
關於抗日，國共雙方在後來各有自己的一番解釋，基本上都是淡化對方強調己方。不過事實基本是國民黨在正面戰場抗日，犧牲巨大，國民黨是正規軍，打的都是大戰役，慘烈阿，犧牲了那麽多將領，這些人都是我們的民族英雄。共產黨那時候只有兩路軍，論人數恐怕也只佔國民軍的十分之一了，而且蔣是不發軍餉給共產黨的，老共的裝備差，所以主要就是在敵佔區搞“恐怖活動”，隊伍分爲一小股一小股的遊擊隊，炸鐵路，埋地雷，搶劫日本的運輸綫和物資，打得比較大的戰役就是百團大戰了。不和諧的是，在抗日的過程中，老公的軍隊有些單純，中過蔣的一次埋伏，那就是“皖南事變”了，新四軍在北上抗日的行軍途中被得到蔣命令的國民軍包圍，幾乎被全殲，這件事情當時的影響很大，遭到國内一致的譴責，個人覺得蔣公此擧是他的一大污點，在聯合抗日的時候屠殺抗日同志，實在不該。蔣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他是堅定抗日的，但是他這個人胸襟不夠大，容不得人，喜歡專權，從他對待國民黨地方派系既利用又削弱的態度，以及答應了國共合作抗日，卻又趁機干這種事情，都可以看出來，當時共軍領不到軍餉，只能自籌，地方軍軍餉則會被克扣，所以對於老蔣意見多多，惟有中央軍彈多糧足，蔣在這裡是有政治手腕的，利用抗日削弱消耗地方軍和共產黨，只是這樣做必定導致内部的不滿，他喜歡專權但沒有能力和手段籠絡人心，心胸肚量小，始終不信任並排擠地方派，這也是他後來敗給毛澤東的原因之一。
想一想抗日時期，大家都是中國人，一起抗日，但是抗戰結束，中國人自己又鬥起來了。筆者的曾祖父就是國民黨，祖父卻是共產黨軍官，十分有趣。祖父曾經回憶，抗戰時，他正在上海讀國民黨的軍校，後來日本戰敗，那個時候，百廢待興，當時民衆都希望國共能夠延續抗戰時期的合作，通過談判，組成聯合政府，那個時候，除了國共兩黨，還是民盟、青年黨等很多小黨，這其中，國民黨的實力最強，聲望也最高，輿論都希望國民政府能夠通過談判，完成各黨派的合作，實現和平，專心建設。當時蔣介石邀請毛澤東去重慶談判，簽訂雙十協定，決定合作組成聯合政府。不過雙方之間的分歧仍然很大，敵意濃厚。當時的情況，毛澤東赴重慶后，重慶的一些媒體很是驚訝，覺得毛膽子真不小，因爲當時皖南事變給人們記憶猶新，蔣介石很有可能趁機就把老毛“卡嚓”了，不過老毛到了重慶，談判完了，又安全回去了。蔣介石沒有害他。所以那時候國人真的充滿希望，覺得和平來了，可以發展國家了，國民和蔣介石的威望，當時在大陸非常高，毛澤東的個人魅力當時也很大。有這麽件事，毛澤東在重慶贈送了友人一些詩詞，後來得以登載報刊，就是《沁園春‧雪》：
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望長城內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頓失滔滔。山舞銀蛇，原馳蠟象，欲與天公試比高。須晴日，看紅裝素裹，分外妖嬈。/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我不知道臺灣的朋友知不知道這首詞，臺灣和大陸長期的分治使得兩岸對於蔣毛二人的看法也不同。我自己也只是講出我所知道的歷史。這首詞的影響在那個時代是無人預料得到的，國民黨統治區的人民尤其是知識份子，過去對毛澤東所知甚少，大多以為是草莽英雄。甚至還有人相信紅軍過貴州時在茅台酒里洗腳的謠傳。《沁園春‧雪》中所體現出來的文采，令文化人很震動。相比之下，身著戎裝、神情嚴肅的「蔣委員長」則顯得不夠“風流”。當時知識份子為毛澤東的詩詞所吸引，紛紛提筆唱和時，中國文人式的對話往往流露出文化人的價值取向或選擇意向。這種心理上的傾向性，實際上讓很多知識分子不自覺地為日後他們在政治上接受共產黨和毛澤東買下了文化和心理的基礎。
只是，雙十協定沒能得到遵守，中國的政治勢力重新分裂了，蔣沒有按照協議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而是與青年黨等政黨召開國民大會單獨組閣，這個事件使得一些民主黨派不滿並倒向了共產黨，比如民盟，致公黨等等。在這個時間上，筆者個人覺得蔣仍然缺乏一種氣魄和胸襟，他個人的意見使得他不能容忍與其他政黨的權力合作，蔣内心還是很堅決地不願意與共產黨組成聯合政府，並且很自信能夠消滅共產黨，他這種一意孤行的做法使得國民黨失去了很多政治上的盟友。最終内戰還是爆發了，這不僅僅是國共雙方的内戰，而是中國人的内戰，因爲中國不僅僅是在軍事和實際控制區域上，在文化上，在社會上，也都分裂了，有的黨派與共產黨結盟，有的則與國民黨結盟，知識分子也分成了兩邊。
當事國共的軍事實力對比是有很大差距的，國民黨有著400多万軍隊，以及接受的美軍裝備援助，還有投降日軍的裝備。共產黨在46年的軍隊人數是100多万，並且沒有重武器。但是四年打下來，國民黨敗了，這個原因現在還是很多人在研究。我個人的看法是原因主要有以下幾條：
1. 國民黨背負道義問題，内戰由於國民黨首先進攻中共實際控制區，並且逐漸升級，先是投入收編的僞軍，然後是雜牌軍，然後是中央軍，整個過程都是國民黨率先進攻共產黨，這种政策使得抗戰后期盼國内和平的民衆重新面臨社會動蕩，當時多年的抗戰以及自然災害，許多難民流亡在外鄉，日軍撤走后，地方上的幫派以及土匪問題又冒了出來，民衆盼望的是整頓社會秩序，發展國家經濟，共產黨發表了多篇的聲明說願意和平談判，履行雙十協議，但蔣介石偏偏在這個時候撕毀協議去打内戰，結果是導致民衆不滿，那個時候國統區的學生和民衆經常上街遊行反戰，知識界以及新聞界也從這個時候開始倒向共產黨，國民黨這種道義的失敗使他失去了很多人的支持。
2.内部不團結導致的軍事指揮失敗，國民黨的成分太混雜了，各派系之間勾心鬥角，相互扯皮，抗戰結束后爭權奪利，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張靈甫的74師了，友軍看著張被圍困殲滅而不去援救。這種軍事上的不協作導致了諸多的戰役失敗。
3. 腐敗問題，宋子文孔祥熙家族利用控制國家銀行以及行政權力的機會聚斂錢財，國統區的金融秩序混亂，不法商人囤積居奇，物價飛漲，政府腐敗嚴重，由於内斗，國民黨軍心渙散，特別是地方軍與中央軍的矛盾，地方軍常被克扣軍餉，導致軍隊腐敗盛行，軍紀不振，士兵被長官克扣軍餉，又不願意内戰，逃兵很多，戰鬥力不行。
4.由於以上幾點問題，國民黨面臨徵兵困難，逃兵與倒戈嚴重的局面，結果是國民黨採取抓壯丁入伍的政策，結果是更加不得人心……筆者的曾祖父的親兄弟就有被囯軍抓去當兵，下落不明，國軍的這種政策，老百姓倒向共產黨是很自然的事情。
5. 共產黨在“解放區”開展土地改革，分配給農民土地，打擊土豪劣紳以及土匪，得到了農民階層的擁護支持，要知道中國當時還是一個農業國，連火柴都靠進口，得到了佔國民大多數的農民的支持基本上就意味著有著源源不斷的兵源，以及較爲充足的後勤補給。國共内戰期間，國民黨要抓壯丁才能補充兵員，共產黨的軍隊卻越打越多，部隊的補給是靠幾十萬老百姓用獨輪車運到前綫的。
6.共產黨較爲團結，共產黨的領導人階層基本上都是由知識分子、職業軍人組成，而且大多出身于農民子弟，使得他們不像國民黨他們有那麽複雜的成分，而且與廣大的農民階層是“天然的盟友”。團結，使得軍隊軍心統一，指揮與協同有保障。
7.軍事指揮以及軍隊紀律上，共產黨要好一些。這點主要因爲共產黨的團結，當時戰場上雙方將領有很多都是黃埔出身，論指揮素養儅不相上下，只是在“團結”上，國民黨差太多了。
8.大量的國民黨軍隊倒戈，内戰結束后國民黨軍隊只剩下100多万，共產黨則變成了350万，這裡面居然是170万是國民黨的倒戈部隊。
内戰的結果有些讓人大跌眼鏡，誰也想不到國民黨會敗得那麽快。蘇聯之前一直在跟國民黨談協議，49年之後轉而支持中共。内戰的失敗成了蔣介石一生最大的恥辱，蔣日後在臺灣也一直對此不能釋懷。
49年后的國共兩黨身上卻發生了很多相似的事情。在文宣上，國民黨要“光復大陸，解救大陸受難同胞”，中共則“解放臺灣，打倒國民黨反動派”。
在土地問題上，大陸進行了全面的土地改革，重新丈量分配土地給農民，國民黨也在臺灣搞土地改革，這些政策都促進了農業的發展，解決了很多貧苦農民的民生問題。
在政治運動上，共產黨搞過“反右”“肅反”，抓捕國民黨“特務”“反革命分子”，國民黨則抓捕“共匪以及同夥”。
在文化領域，兩黨都是新聞審查，限制新聞，大陸是“無產階級文化解放全人類”，臺灣是“光復大陸，反共文學，解救大陸同胞”。都在刻意的擡高自己，抹黑對方。最有意思的是，我們看過去1960~80年代大陸的電視節目和官方新聞文學作品，只要把國共、大陸與臺灣互相顛倒一下，就和臺灣的節目和官方作品驚人的相像……
在政治體制上，國民黨是一黨專制，共產黨則是“中共領導下的多黨合作體制”，不過共同特點都是人治色彩濃厚，缺乏法治，領袖權威過大，導致了體制的不民主。但是兩岸的專制卻有不同，毛這個人個人魅力很大，特別是在軍事和政治外交上的大手腕，朝鮮戰爭，原子彈研製，中印戰爭，包括後來和蘇聯對抗，珍寶島事件，毛的強硬民族主義路綫很是獲得民衆認同，並逐漸發展成爲對他的個人崇拜甚至神化，結果演變成毛的權威太大和專制。毛的專制厲害就在於他不是靠恐怖手段，他是靠思想，他個人魅力很大，看看他的演講和談話，還有他的詩詞，連知識分子都很快地崇拜他，他又很有政治手腕，他能讓一般老百姓對他產生崇拜，然後老百姓自己就會去打擊那些與毛不一致的人。
蔣介石方面，也在鼓吹領袖，營造個人崇拜，但是蔣的個人魅力和政治手腕比不上毛，所以它的白色恐怖和秘密警察用得更多。
國共兩黨現在的遭遇則不同了，大陸中共還是執政黨，而且今後長時間不會改變，國民黨則淪爲在野黨，中共這二十年改變了太多，除了名字裏帶個“共產”，他已經不見共產主義的影子，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仍在傳唱。
國共兩黨百年來編織的中國歷史，他們就像是一對奇怪的兄弟，他們血肉相連，關係密切，但時而合作，時而反目，但無論反目還是合作，彼此身上又有著太多中國人和中國文化相同的烙印和特徵，國共幾十年鬥爭發展的歷史，當真的是中國人百年變遷的縮影。
文章寫到這裡算是個完結，我想，回顧歷史，我們應該可以從中吸取先人的教訓，使我們有更開闊的眼界失去面對未來。站在歷史的高度，應當可以看到許多對立、仇恨的不必要，以及許多的錯誤給民族帶來的災難。吸取這些教訓，是我們民族發展所必需上的一課。
毛澤東的政治手腕很有一套。政治鬥爭裏面，殘酷的事情不知有多少。
彭德懷指揮百團大戰，的確被毛批評，毛認爲他過早的暴露了共軍的實力和戰略，吸引了日軍的注意，從此日軍在戰略上開始認真對待共產黨，另一方面亦等於向國民黨昭示了實力。
老共抗日確實有油滑，毛指揮老共抗日都是打遊擊戰，搞敵後破壞爲主，他很重視保存有生力量，並且盡可能的搶劫日軍的運輸綫和戰略物資，於是共軍的抗日活動基本上等同于對日軍沿路打劫，搞破壞活動，共軍則利用這種方式獲得了大量裝備物資。另外，國軍和共軍的活動區域不同，國軍在正面戰場，據守大城市，共軍則是在日統區活動，中國地域廣大，那時候的日統區，日本人數量有限，都是分佈在一些大城市，或是縣城的據點，老共的遊擊隊基本都是招募的青壯年農民，農民打扮，亦兵亦農，平時就在鄉村活動，一邊種地，接到命令后則進行襲擊。共產黨的這種活動方式，使得它在農村的勢力擴張的很快，吸納了大量農民的加入和支持。就像鄙人的曾祖父是國民黨，職業則是縣城的小工商業者，祖父年輕時在上海上的國民黨的軍校，但是後來卻參加了共產黨，因爲那個時候共產黨在農村，在小縣城，在北方地區，吸引力很大。因而在抗戰的幾年中，共軍的數量大幅增加，並且有了大量農民的支持，老共在兵員和後勤補給上的問題就很順利解決。
國民黨常說老共抗日是7分發展，是沒錯的。不過這種抗日方式正是毛的高明之処，按老毛的説法：“人民戰爭”，這種以農民農村為依托打遊擊戰的方式，使得共軍的隊伍越打越多，裝備越打越好，並且得到了佔中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階層的支持。除開政治上的目的不談，這種方式在戰術戰略層面上，是很成功的。國軍在抗戰中損失巨大，後來蔣縂覺得老共狡猾，利用抗日發展自己。我個人覺得，蔣在罵老毛狡猾的時候，忽略的一點，那就是同樣都是中國人的軍隊，爲什麽國軍不能借鑑老共的方法呢，得民心者得天下，國軍在軍事上重視大城市，但是國軍卻忽視了在農村地區的發展，國民黨沒有得到農民階層的認同，這是蔣治國政策上的失誤。
老共在抗日中發展自己，這裡面有他政治上的目的，如果站在老共的立場來看，北伐結束后國民黨三番五次的圍剿，抗日前期老蔣“積極反共”的政策，還有新四軍的 “皖南事件”，老共對於國民黨的不信任是很深的。他爲了自身發展生存的需要，以及他自己處於弱勢地位的現實，老毛作出這種“人民戰爭”的策略，凸現了他政治上的厲害手腕。
只是，國共雙方互不信任，但是彼此鬥爭的手腕上，毛澤東比蔣介石更厲害一些，毛比蔣能拉攏人。
我擧個例子，老共在它的各根據地政權實行“三三制”，在人員分配上，規定共產黨員佔三分之一，非黨左派人士佔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間派佔三分之一，還曾經試行過不分男女、信仰、財產、教育等差別的選舉。老毛的説法：任何黨派和個人，只要不與我們敵對，我們都和他合作。老共當時的這些措施，迅速的就吸引了大批的支持者，像後來致公黨，民盟這些黨派，都倒向共產黨，毛這個人在收攏人心上，比蔣強太多，想一想李宗仁後來的返回大陸，傅作義的北平“起義”，國共的内戰，國軍内部倒向共產黨的軍隊就有170万，共產黨49年建國後的上將以及各地的省長裏面，有許多都是前囯軍將領，老共那時候搞宣傳，他不談反國民黨，他談反“國民黨裏的反動派”，毛在政治上很會分化對手，拉攏人跟自己合作，孤立主要的對手，蔣介石這方面就不在行了，他與國民黨内地方派系的内斗，把許多地方派系的將領都斗進了共產黨。
我記得三國的一件事，曹操和袁紹的官渡之戰後，有下屬給曹操一份名單，上面是在官渡之戰中曾經暗中與袁紹通信的官員的名單，曹操直接把它扔到火裏燒掉了。蔣介石如果對李宗仁，對張學良，對非嫡系的國民黨，能夠更大度一些，他不至於被那麽多人背叛。
關於土改，市長說的是對的。蔣在處理社會上比毛溫和得多，臺灣人真的要感謝蔣的土改，沒有他，臺灣的農業要遠遠差于現在。
老共搞土改的時候，可謂“狂風驟雨”，土改的進度很快，但是這種快速度是以粗暴的強制執行方式來解決的。所以地主階層往往受到不小的打擊，甚至搞出人命。我祖母的父親，他的很多朋友，就有在那時候被槍斃的。老共的改革可謂激進，雖説改革對國家有好處，但是激進的方式對社會的傷害確是不必要的。
像後來 1950年代大陸的反右和肅反，大概等同于臺灣同期的反共抓特務等運動，這些運動中都出現很多冤假錯案，很多無辜的人被牽連被迫害，大陸在80年帶給這些人“平凡”，55年反右中的幾十萬右派絕大部分被平反恢復名譽和正常權利，絕大部分是什麽意思呢？就是鄧小平沒有給三個人平凡，其他的人都平反了……老共那個時代搞運動總是很過激，很嚴酷，他否定一個東西非常快，而且很容易就變成全面的否定，這是老共在執政能力上很幼稚的一面。
老毛這個人很有意思，我認爲他的人生在1957年是個分水嶺，1957年之前的老毛，是個正面的政治傢軍事家，1957年后，他走向了個人的專斷，他激進的施政策略，把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引向了錯誤的方向，耽誤了中國20年的發展，真是災難深重。他的言論和政策，在57年之前和之後，完全是背道而馳的兩個方向。
我在大陸的大學課堂聼歷史課時，老師曾經講過老毛的一些很有趣的言論，老毛在49年之前發表過很多文章，他說：中國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缺乏民主，中共的另一位領導人劉少奇則指出：一黨專政是反民主的。
中共的《新華日報》曾經闡述：把一黨專政化一下妝，當作民主的代用品，儅法雖然巧妙，然後和人民的願望相去十萬八千里。新聞自由，是民主的標誌，沒有新聞自由，便沒有真正的民主。
老毛在49年建國初期提出的新民主主義的概念，他的解釋：“新民主主義實行的是民主參政，政治綱領中提出的是包括一切支持民族獨立和反對封建特權的人們的民主專政，就包括工人、農民、知識份子、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及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們，滿足各階級參與參政的需求。這種新民主主義共和國，一方面和歐美式的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共和國相區別，也和蘇聯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共和國相區別。
事實上中共建國初期，確實在政治上推行民主，那個時候其他的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權力很大，國家主席、副主席，以及人民代表大會（就是大陸的議會）以及政治協商會議的領導人基本上有一半是非共產黨，那時候的政策是按照一定的比例吸引社會各階層參與政治，國家的決策由人大會議以及政治協商會議商討表決。中共那時候也沒談過什麽共產主義，他們說的是把中國由農業國轉變為現代化的工業國，所以團結全民的力量建設。那時候人大以及政協的領導層，很多都是企業主，最有名的當然是榮毅仁了，他以前是上海有名的大企業主，中共邀請他出任上海市的副市長，兼任過政協、紡織工業部等很多部門的領導職務。可惜的是，這種制度沒能延續下去，他很快就被被破壞，被毛的個人集權所代替。這個過程，很類似于二戰前的德國，希特勒被一個民主的制度推選上臺，然後顛覆了這個民主。
1957年的時候，大陸的工業總產值比1952年增長128.6%，1952年——1957年的鋼產量為1656万噸，等於中國從1900年到1948年49年鋼總產量760万噸的218%，煤產量 1.31亿頓，比1952年增長98%，工業產值所佔比重由1949年的30%提高到 56.5%，重工業的比重由26.4%提高到48.4%。大陸那幾年的GDP飛速增長，49年的時候大陸的火柴還需要進口，但是57年的時候大陸已經國產了自己的汽車和飛機，這中間大陸居然還和美囯打了朝鮮戰爭。
如果大陸按照那樣的一條道路走下去的話，一定會比現在強不少。但是57年是個分水嶺，毛澤東提出了“人民公社”，要“共產主義”。激進的公有化政策，私人經濟嚴重衰退，到後來居然被禁止，毛還提出短期内“超英趕美”這種完全不現實的囈語，可以說，他太自大了，高估了自己的能力，錯估了中國的發展進程，他這種盲目的亂指揮，結果就是，大家都去搞工業，結果農業歉收，隨之而來的就是飢荒，筆者的祖母回憶說飢荒的那幾年大家吃了不少野菜，蘿蔔土豆中的很多，因爲產量高，所以大家爲了有飯吃都在自己的院子裏种蘿蔔，但是老毛非要搞什麽“人民公社”，搞集體農業，但是這種體制效率太低，根本就不適合發展經濟。
但直到那個時候中國人的頭腦還沒有亂，當時中共内部的很多人，還有其他的黨派人士，都不贊成毛的激進政策，比較出名的就是劉少奇，彭德懷，其他的黨派的意見更是不少。但是老毛這個人太獨斷了，也就是那幾年，中國搞起了對老毛的神話，把他吹上了天，一般的民衆受到宣傳，開始了對老毛的盲目崇拜，這種崇拜很不理性，你可以覺得一個人有很厲害的地方，但是你千萬不能迷信一個人的一切，以爲他說的都是對的，但是中國的老百姓就犯了這個錯誤。49年到57年，中國的社會發展很快，所以人們很樂觀，這個發展是全社會努力創造的，但是當時的輿論開始鼓吹誇大毛個人的作用，而民衆則不加思考的接受了這種觀點。知識分子以及中共的幹部階層卻有很多人都此保持清醒，他們認爲毛澤東開始搞個人集權，並批評毛的經濟政策，毛感到個人的權利受到了威脅。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毛爲了鞏固他的權力以及政治路綫，在大陸發起了一系列的運動以及後來的文革。這期間搞什麽“階級鬥爭”，給人亂扣“資本主義”的帽子，鼓吹意識形態的對立，私人產業被禁止，一切都被盲目的國有化，大陸的經濟和社會很快就陷入了混亂，這些混亂最可怕的就是人們思想上的混亂，傳統的文化和很多遭到了破壞，文革是一半中國人斗另一半中國人，對毛的政策看法有意見的人，都會受到迫害，結果就是有思想的人們都不敢發聲，狂熱的毛的信徒的橫行，文革中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毛的支持者帶招一幫一批群衆批鬥中共的幹部以及知識分子，臺灣的朋友可能不會理解，當時的情況就是這樣，中共的幹部，特別是資歷較老的，一般會有這個經驗，他們對毛的看法較爲理性，毛對於他們來説是革命的同伴和領導，但決非可以迷信的聖人。結果就是文革把中共的元老們、毛那些昔日的盟友、知識分子和一般幹部迫害的要麽死，要麽苟活不敢説話，更不可能出來反對毛的政策。這個過程很殘酷，但是參與這些事情的，卻是廣大的民衆，民衆沒了理智是多麽的瘋狂，同樣的實力還是印尼的排華騷亂，人們回憶起來，真是唏噓不已。
文革那種思想上的原教旨主義，糾纏于意識形態以及名詞的對立，迷信個人的政策而不能務實與眼前的問題，耽誤了大陸足足20年的發展，而在這20年，臺灣，亞洲四小龍，都把大陸甩在了後面。文革結束后，大陸人心中的那種痛苦是別人不能理解的，國家遭受的損失和災難，這種傷感深入骨髓。那種人與人之間的仇恨和揪鬥，居然都是因爲一些狂熱而盲目的意識信仰，人們居然不會面對現實，現實證明毛是錯的，可還是有很多人出於感情而不是理性去迷信他。文革給大陸的教訓太深刻了。
現在大陸這二十年一直在發展經濟，現在的中共也不再談什麽共產主義、姓資姓社這些意識形態。私有制，市場經濟，只要能發展國家，我們都拿來用。但是大陸在政治改革上卻很慎重，毛時代很多民主的制度被破壞了，而那之前的民主制度也不一定就能照搬到現在的大陸，大陸現在關於民主改革的討論，一直很激烈，每年都有新的政策出臺，逐步試驗推行一些民主的措施，比如鄉村一級行政幹部的直選，國家公務員系統的面向社會招考，行政官員任命制度的改革，過去是集權體系的上級任命下級，現在則在探索由人大會議以及各級代表的會議推舉投票表決任免，以及面向社會的公開招聘，筆者的城市去年就面向社會公開招聘法制局長，符合年齡以及學歷要求的公務員都可以報名，經過專業素質的考試競爭職位。最近大陸的非共黨派的地位也在加強，現在的科技部長和衛生部長已經有非共人士出任，大陸在嘗試推行跨黨派的聯合執政，當然現在的中共仍然是實力最強的，他有7000万黨員，中共這次十七大，估計又會推出一些改革措施，胡錦濤在會前談話就說要開始推行黨内民主，積累經驗，然後擴展至黨外，至於實效，我們可以用雙眼去檢驗。
天下是一個交流的地方，交流的意思就是告訴對方自己知道的，從對方那裏得到自己不知道的，交流的結果就是知道得更多，同時也會帶來思想的轉變，我想，大陸和臺灣的朋友在交流市場會感覺對方的想法“叛逆”，這是一種價值取向的踫撞，原因則是相互的不了解，臺灣的朋友覺得大陸人被“洗腦”了，其實大陸人也會有同樣的感覺，因爲我們過去幾十年間都把對方刻意的“符號化” “簡單化”，來到天下交流，看了對方的文章，思想就會產生疑惑：“怎麽和我原來的看法這麽不同”？孰是孰非？我的看法是少做一些意識形態或者大是大非的宣示，而是多一些事實知識的描述，用事實來作出自己的判斷。如同地球是圓的不是某些人宣傳出來的，而是有了航海和科技的事實檢驗，才能人們做出的判斷。不同的意見，爭論都是有好處的，用事實知識的交流來學到新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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